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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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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与逃离（1）
离开那座村庄，是我八十年代的开始。
我现在要脱下皮鞋，重返我从庄前那条小道出发之前的日子。我发呆的时候常常幻想，幻想小时候在巷子里赤脚奔跑的声音，当我感觉脚掌和路面摩擦时，我知道我已经人到中年。我有时又觉得村庄像一条船，我站在河岸上，看着小船顺流而逝。追忆生长我的村庄，就像我坐在码头上等那条小船返回，船上坐着我的同伴和我熟悉的乡亲。让我恐惧的是，村庄那么模糊，关于我和它的记忆越来越少，如同庄前的那条现在已经变得浑浊的河一样，两岸停泊的船也没有我当年屁股下面的体温了。我要恢复自己的记忆，写作，只是一种可能。
在房子与杂乱的草堆之间，有一条小路，我从那里上工。
我曾经把自己的失忆归咎于历史与现实的压迫。在青少年， 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企图逃离村庄，这是一个遗弃和遗忘村庄的历史过程。以前，文明的路程是
离开乡村， 现在， 文明的路程是返回乡村， 这中间应当有太多的环节，但在成为一个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后，我也和别人一样，省略了中间的环节。我至今不明白，同一条路，往返之间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在那个年代最向往的是改变自己的身份，过早地认同了别人的身份和记忆。八十年代开始了，我和许多乡村的孩子一样，有了实现自己身份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看起来只与一次考试有关，但它几乎是几代人煎熬的结果。从村庄中走出，也是一种反抗压迫，这是乡村孩子才能体会到的那种感觉。少年的我仰望乡村的天空，所见几乎都是茅草屋顶，而现在，太阳下的黑瓦红瓦不管风吹雨打，总是那样自在，可是，屋顶上已经很少有啄食和栖息的小鸟。改变的结果是复杂的。
在今天的种种论述中，乡村的我们被挤到了边缘，甚至被完全忽略。我在“我们”当中。二十多年来，我关注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记忆的讲述，在汉语写作中早已有了等级之分。在我读过的文本中，我们这一代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者，关于自我经验和记忆被压缩到最小的空间里去了，而乡村少年的经验和记忆则几乎是边缘化的。在公共经验之中，乡村青少年的经验付之阙如。我为此焦躁不安，特别是当我关于乡村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关于大学的印象越来越糟糕，关于城市的摩擦越来越深刻时。
坦率说，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追忆和倾诉，从乡村重新出发，再返回大学校园。历史这根辫子早就被大家剪下来各自梳理。但我有自己的头发，而且也长得不短了，我有自己梳理的想法。我常常设想自己重新躺在田野里，头发中夹着碎泥和草屑。这个记忆是真实的，但它并不活在现实中。记忆为我制造了另外一种虚假的生活。
我现在重回自己的八十年代，也许过早，甚至好笑。不管怎样，我获得了一种叙述的自由， 这个自由如同我在村庄前的河流中舒展身体。我和许多已经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一样，这些年来包裹得太紧了。我想裸露自己。但这已经是没有*的过程，甚至连叙述的*也没有了。我现在只想用写作的方式清算自己，因为这些年来，我们总习惯清算别人。
当我在文本中试图重返故乡时，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我从心底里有些拒绝故乡，故乡也未全盘接受我。这种隔膜感我难以名状，有时甚至很糟糕。我发现，这多半应怪罪我，因为，三十年前我就有背井离乡的感觉了。是我想逃离那个村庄的，那个年代不想离开故乡的人肯定是狗日的。如有乡亲读到本书的这一部分，请宽宥我，一个你们看着长大的孩子。我在一九八一年就离开你们了，而在内心，渴望离开村庄的时间更早。我们彼此都生疏了，我和你，我和我们的村庄。 。。
返回与逃离（2）
一九八一年，二十一岁那年，我终于离开村庄负笈江南念书，尽管学校不是我所期待的，但终究作为一个大学生上路了。从此，那个村庄在身后。
和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上大学的年龄显然大多了，但父母亲几乎还是把我当孩子，不知叮嘱我多少话。我提前一天前往县城，翌日大早坐车去苏州。出门的时候，母亲说，等你们回来过年。说“你们”，是因为大弟弟也是那一年去南京读书，兄弟仨，两个出去了，再过两年，小弟弟也出门读书了。
等我们回去过年，这一等就是半年。时间是熬过去的，不必说半年，更长也不是问题，在乡下最容易熬过去的就是时间。但跨过空间却很难，甚至没有什么可能。从江苏的东台到江苏的苏州，坐汽车是大半个整天，早上八点出发，下午三点到达。花这点时间不算什么，可父母亲就是不能轻易地从东台到苏州。那时，一张单程车票不到四块钱，这个数字不仅对父母亲，对我们村上的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数字。八十年代初的苏北乡村虽然开始有了点生气，但贫困仍然伴着日出日落，没有止息。我到大学报到的当天夜间，同室的一个江苏如皋县的同学由他父亲陪着到了宿舍。他告诉我们，他父亲凌晨就起床了，骑自行车从如皋把他驮到了苏州。不坐汽车，省下了三块多钱。所以，读大学四年，很少有家长到学校来看自己的孩子，也很少有同学会在学期中间回家。我们都等着回去过年。
寒假终于放了。提前订票时我盘算了一下，如果坐车到县城，需要到表姐家住一宿，第二天才能回家，既折腾人家也折腾自己一夜；我索性买了去安丰镇的车票，到那里再转汽车，顺着安丰到时堰的公路，中途下车再走一段路，前后大约一个小时就能到家门口，坐在家里吃晚饭了。订好票，我写信给父母，告知自己返乡的日程。那些年的寒假短，二十天不到，而且放得晚，差不多到了腊月底。我到安丰镇时，小站的公路上挤满了人，我下车后的第一趟车怎么也挤不上了。又等了一个小时，从县城路过的汽车，在小站停了，门没开。卖票的工作人员和司机说了几句，车就开走了，车厢已经没有再上去一个人的空隙。这是最后一班。我提着一包行李，里面是带回来看的书，准备过年吃的一盒麻饼、两盒云片糕和半斤软糖。
我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小站的人都*了，我还站在那儿。三十里外的村上，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弟弟都在等我。我知道他们都在等我。但没有电话可以打给他们，说我没赶上汽车，说我不知怎么回家。小站周围的灯亮了，我熟悉的乡镇夜景逐渐恢复在我的视野之中。如果正常乘车，我现在应该在自己家的灯光下。这时，有个中年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我身边，问我去哪儿，他可以送我。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快要过年了，就三块钱吧。我再问可不可以便宜点，他说不能够再便宜了，快过年了，工钱不一样。他还说，现在是回乡过年的高峰期，你即使等到明天早上，从县城过来的车也不一定会停下来，这里不是始发站，何况你在镇上旅社住下来又要花钱。我出去读了半年书，读了半年《现代汉语》，普通话仍然不够标准，但回到家乡时，一下子又没能很快恢复讲方言，踏自行车的人肯定判断我是在外面工作的，终究不肯还价。但我口袋里确实只剩下两块钱零几分，坐不起他的自行车。这人看我不吭声，就失望地走开了。 。 想看书来
返回与逃离（3）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到底步行了多少时间， 终于走到了村口，走到了家门口。凛冽的寒风最初还能穿过我的后背，但很快从脚底开始升温，背后逐渐有汗。
我庆幸自己这学期没有钱买皮鞋，去苏州时我带了一双凉鞋、一双布鞋和一双球鞋。从苏州出发时我就脱下布鞋换了球鞋，我知道家乡刚下过雪。如果像现在这样到哪儿都穿着皮鞋，那天夜里我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软软的鞋底贴着没有完全冻僵的地面，我始终快速地走着，我的膝盖知道半年的等待能否尽快地终止完全取决于我的步伐。我左右手不时换提背包，手累了就把背包搁在左右肩膀上听到有人在桥南叫我的小名，然后又朝桥北喊：“厚平回来了。”是我大姨的声音。
“王尧回来了。”母亲在桥北说话了，她叫我的大名。
当我现在这样叙述一九八二年初回家过年的情景时，依然记得自己心中不仅有对村庄的惦念，也有终于走出村庄的兴奋甚至荣耀。那时的内心，关于自己、村庄和未来的想象尚未成为后来常有的“现代化叙事”的一部分。
在我要接近村庄时，我想起自己高中毕业从镇上回到村庄的那个晚上。在“安时路”的另一端就是时堰镇，我在这个镇上的高中毕业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我回到村庄之前，家住公社信用社的同学约了几个同学去他家吃饭，临结束，信用社主任出来这样对我们说。不仅是筵席，以前的一切都散了。回乡之路只有十五华里，但那时，我觉得仿佛走过了自己的一生。一九七七年七月，这是一个不同于一九八二年冬天的晚上。天空明净，所有的星星目送着我。田野、农舍、知了、青蛙、麻雀、蛇，一如既往在我的身旁身后。中学毕业了，我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回乡知青”。明天干什么，我不知道。我突然想起偷偷读过的《苦菜花》、《红旗谱》，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候是可能去“闹革命”的。我和稀奇古怪的人物、事情遭遇，幻影像蠓虫一样飞来飞去。此后的几个夏天，我仿佛都在公社通往大队的路上行走。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的阶段都有一个心理瓶颈，即使过去了，但突破瓶颈留下的痕迹终究难以消除，于是身上就有了“老年斑”。 从一座桥上走过时，我把脱下的短袖挂在水泥栏杆上，毫无目的地仰望天空俯视河水。我局促的内心越来越空旷，就像收割了稻子之后的土地，被耕耘过一遍，可麦子还没播种。回乡了。在十五岁那年离开村庄到镇上读完两年中学以后，我回乡了。——我正在写作中的小说所叙述的日子差不多就是我十五岁之前的时光。当一只脚踏上庄前大桥时，我在想出路，心思已经离乡了，因为回到村庄不是我的出路，离开才有出路。
许多年以后，至少是十多年以后，我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一个场景、一段对话令我潸然泪下。好像是拍某铁路开通的事件，在火车通过的村子，一个少年在山坡上牧羊，记者问他：你大了干什么？答：娶老婆。问：娶了老婆以后呢？答：生娃娃。问：娃娃干什么呢？答：娃娃放羊。问答的大意是这样。我和我的乡村少年伙伴其实也曾是这个在山坡上放羊的娃娃。乡村的生活就是如此循环：娃娃放羊，娃娃生了娃娃，还是放羊。不同的是，我到了镇上读高中，有限的书本和与乡村形成差别的小镇生活向我昭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在这样的意识中，那根长久循环的链条上有一节开始松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返回与逃离（4）
在我读大学后的简历上，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到一九八一年七月这段历史几乎是空白。此时，我的身份是“回乡知青”。这个身份和“插队知青”不一样，它对一个人的工龄来说是无效的，城乡差异在这两者之间显露无疑。生活把许多不平等留在了我成长的日子里，即使后来的生活已经有了根本改变，我的笔下仍然抑制不住悲伤的情绪。写作和成年后的生活仿佛总是离不开最初的底色。如果按照今天流行的“底层”概念，“回乡知青”是在“插队知青”的“底层”。镇上许多同学后来插队了，他们是空降到“底层”的，命运对他们不公，是因为他们被甩出了原先的生活轨道；而我们这些“回乡知青”，在胎里就已经生活在别人后来才挣扎的轨道上。很少有人会比较最初秩序的毫无道理。我们无法抱怨在乡村长大，因为没有人可以抱怨自己的父母，乡村孩子是不会抱怨比自己挣扎得还厉害的父母的。我和少年伙伴，常常衣衫褴褛，但即便是衣服上的一块补丁，也是从父母身上剪下的；我们总是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做作业，太强的灯光反而刺激我们的眼睛，但这盏灯的煤油还是从另外一盏灯倒进来的，我们的父母在黑夜中打发时光。在那样的日子里，世界上总有光，没有煤油了，我们等待晨曦，在鸡鸣的时候起床背书；世界上总有温暖，衣服单薄，我们凑在灶堂口取暖……在从公社回乡时，在逐渐走近村子时，我看到了烧黑的煤油灯捻子，灶堂红彤彤的火苗。
在可以预设的未来生活中，参军、做民办代课老师和学手艺做匠人是我可以选择的道路。我们这代人是在崇拜军装的年代长大的，大学第一学期我带去的春秋衫便是一件绿军装。我首先想选择的是参军，戴着大红花在鞭炮声锣鼓声中从村前大桥走出去，沿着那条向南的道路，越过田野，往公社再往县城。这条路径是我的许多长辈走过的，他们还时常穿着褪色的旧军装在田地干活，部队生活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也成为他们在乡村生活的政治资本。在我熟悉的那些退伍军人中，多数人在退伍回乡后再也没有走出过县城，军营是他们到达的最遥远的地方。我自然羡慕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战友，那些在部队提拔了的老乡。几位做了排长、连长和副团长的老乡，以另外一种姿态回乡探亲，他们的老婆不再是我熟悉的农村姑娘。这对一个乡村的孩子有太大的诱惑力。读初中时，邻居的一个亲戚从部队回来过春节，他穿着海蓝色的呢军装，披着一件呢大衣，英俊威武，给我强烈的心理震撼。
但是，参军的念头很快波动。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在一九七六年暑假的一个晚上，我在大桥上乘凉时听别人说起了，而且这个消息来自他上海的亲戚。也是在这个夏天的晚上，在县城化肥厂工作的一个老乡回到村上，他坐在巷子里，拉起二胡来，曲子是久违的《洪湖赤卫队》中的一段。这些杂乱、零星的信息，预示着往后几年时局的变化。当高考终于有点突然恢复以后，我已经回乡务农了。“读书务农，无上光荣”这是初中升高中时的作文题目，做这道题上了高中，高中毕业了，这道题不在纸面，而在田间。匆忙的高考，失败了。我因此成为一个负面的例子，上高中成绩好不一定能考上大学，考试也有考运。贫寒的家境不容许我像别人那样专门在家复习，尽管父母有这样的意愿，但还是去做了学校的民办代课教师。除了教初中语文，还教一个班级的数学。很少有人愿意上副课，我又兼了生理卫生课的教学。那天讲到生殖、生育常识时，我的脸色泛红，说：“同学们自修这一部分内容吧。” 。。
返回与逃离（5）
八十年代到了，我在乡村的小道上往返学校与村庄之间。代课不会固定在一个学校，这学期在这所学校，下学期就可能到另一所学校，完全视学校缺编的情况。在村上的学校代完课后，我到了邻村吴堡大队学校代课，教语文、体育和化学，从一个春天到另外一个春天。这个村子虽然和我们村是田靠田，但生活更困难。那是一片低洼地，姓吴的人家很多，但不知道为何叫“堡”，这个词在我们那一带几乎很少用到。课余时间我难得在村子里走动，它的灰暗和破旧对我刺激很深。
一九七九年秋季开学后，收缴学费和书本费成了一件难事。在规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女生，成绩非常好的班干，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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