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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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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的冬天，大雪覆盖了江南。学校提前放假了，我和几个学生会干部还在办公室忙着和低年级的同学开会，他们在我们实习期间，临时负责学生会工作。散会后，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望着窗外被大雪压弯了枝头的腊梅树，苍茫
感弥散在我身上，我已经面临毕业分配的选择。就在这个暑假开学后不久，学校开始第一次尝试保送免试硕士研究生。我具备基本条件，有申请保送的想法。那天在操场上看系运动员训练时，分管学生工作的系领导把我叫到边上说：“你有条件保送，但我们考虑需要有又红又专的人来做学生思想工作，我们有这样的考虑。”我愣了一下，理解领导的意思是考虑我毕业后留校做学生辅导员工作。而当时的兴趣已经开始向学术方向靠拢，但领导这样说了，我觉得自己还是要服从组织安排。于是我诚恳地说：“我是党员，服从组织安排。”而这样一个选择，预设了我以后多年的矛盾，长期处于行政与学术的冲突之中，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在党务工作之余的学术研究被一些人视为不务正业。当一九八五年即将到来时，毕业分配的问题越来越靠近，政策也越来越明朗。涉及到我的困难在于，当时是分配而不是就业，毕业后是依据政策规定分配到某个岗位，其中的一条政策是徐州淮阴盐城连云港地区的毕业生必须回原籍工作，而我是盐城籍学生。直到临近毕业的五月，我的去向始终没有结果。我没有去找领导，而领导特别是我后来师从多年的范培松教授也正为此事伤透脑筋。我开始整理东西，做好托运的准备。这时，我父亲给我写来一封信，告诫我不要给系领导添麻烦，回来也是一样工作。父亲特别说，如果确定不能留校，你一定要以好的表现和心情离开学校。父亲的这封信让我觉得一个普通人的伟大，我一直把这封信保留着。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到了六月，领导找我谈话，说学校已经给省教育厅打报告，要求特批你留校，但结果无法确定，你要有两种打算。
昔我往矣（6）
我当时只有一种打算，准备回去教书，各种传来的消息似乎都告知我留校不可能。那段时间是我在大学最平静的日子，我当年进这所学校就很不情愿，如果留校，对我其实也是个讽刺。但以当时对学生的评价标准，我因为优秀而成为留校的对象。我记得在春天到来时，县里的领导到学校来开座谈会，欢迎我们回乡工作。带队的领导单独找我谈心，说，你如果回去工作，可以安排你担任团县委书记。这个岗位需要人。但也就在这期间，我自己的心思已经转向学术一途，我希望有机会读书做学术。但县委领导的谈话，对我也不是没有诱惑力。我找到学校领导，汇报了县领导的谈话内容，校领导说：你不能随便答应，学校对你的工作有考虑。我明白了领导的意思。当现在我已经做好回去的准备时，倒也没有后悔当初未答应县领导的好意。我想得多的是，回去以后还是要报考硕士研究生。这样，我开始到书店买外语和政治复习资料。
这样的情形是重点大学的学生无法想象的事情。我最终留校，但考研的想法又越来越强，在学术与行政之间选择的困难，几乎持续了二十年，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也无法想象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我们已经不同，如何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开始出现许多问题，大学的政工系统如何建设也已经出现许多新的情况。需要不需要专职学生工作队伍，一时成为焦点问题。那些年，青年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已经发生微妙变化，出国留学、从事专业教学研究对青年人中的多数更具吸引力。于是，在我们这样的学校就出现了学生政工队伍不稳定的现象，而在一些重点大学，则改专职为兼职。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形，有些同事则希望通过做学生政工成为学校的管理者和领导者，而此后的一段时间，大学的逐渐行政化、官僚化也为这些同事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一直给本科生上课，系里也希望我转为专业教师，兼做学生思想工作，报告打上去了，学校说不行，如果同意转，会影响学校政工队伍的稳定。我为此沮丧很久。既然不能转为专职教师，我想先在职读硕士学位吧。我又提出申请，学校还是不同意。我直接跑到校领导那儿去争取了。这位我熟悉和尊敬的领导说，你的这些想法都可以理解。但学校留你不容易，要转岗你是第一个，要考研你是第一个。你在政工队伍中是有影响的，如果同意你，会造成政工队伍的不稳定。我不同意领导的意见，领导也觉得我的想法不无道理。她最后说，先这样，以后再说吧。
我记得就在领导这间办公室，我热泪盈眶，如果不是忍住，也许会哭出声来。但在走出这间办公室后，我终于泪流满面。
以后，一直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学校开始鼓励政工人员考研，而且也开始分流政工人员。我当年因有这样的想法被批评，而这时却意外地成为“榜样”。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我的那些同行都陆续攻读学位，因为在学校从政也需要高学历高学位。这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大学的学位不断贬值的一个因素。从学生时代开始，到做政治辅导员，再到担负行政领导工作，我们那批人也人到中年，各自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我觉得遗憾的是，在八十年代我们多少都曾经拥有的政治热情，在许多人那里已经变质。而自己现在的想法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应当内在于他的学术。即便是这样一所大学，从这里出来的人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大学毕业初期，曾经有一批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现在偶尔也聚在一起，虽然还谈笑风生，但大家的内心生活早已两样。我有时从校园里走过，常常觉得以前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了。
人琴之戚（1）
一九八一年三月，苏州作家陆文夫到北京政协礼堂参加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典礼时，我正在苏北的乡下等待高考预考的成绩通知单。这一年，陆文夫的小说《小贩世家》获奖。几个月以后，我带着一只新油漆的木箱和一床新被褥，辗转到县城，挤上长途汽车到苏州念大学。在车子颠簸到苏州城北时，我看到了远处斜着的虎丘塔。当时我对苏州文化的了解，仅止于园林、刺绣、评弹和唐伯虎等常识，因为爱读小说，知道这座城市现在有个写小说的陆文夫，以前有个叫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
苏州给我最初的印象破败而狭小。这座城市如同几个拼在一起的小城镇，砖瓦、小桥，甚至连流水都是旧的。它曾经繁华，但给人的观感有不少衰败杂乱的痕迹。我在前面说，这毕竟是繁华后的衰败，和我经历的一贫如洗的荒凉不同，而且，这座城市起死回生的气象已初显端倪。课余假日，我和同学出了学校门，通常从小巷子穿过，踏着青苔，绕过断垣残壁，收音机里传出来的琵琶声与行人若即若离。苏州烟水缥缈，朦胧而宁静，但也失之沉闷和冷清，评弹的旋律增加了这座城市的动感。我读书的大学，有多处欧美风格的建筑，大学围墙之外的小街道上也零星散落着几座旧教堂及洋房，这些建筑和苏州一贯的粉墙黛瓦极不协调。但不管怎样，我呼吸到的是旧文化而不是新文化的气息。
我曾经一度对我所在的大学和城市感到失望。正在蓬勃发展的苏南乡镇企业已经改变这个城市的面貌，也在改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我们远离那些大城市蔓延的文学热和文化热，我在安静的校园，散淡的小城里体验着处在文化边缘的压抑与失落。这里没有交响乐，没有画展，没有话剧，也没有沙龙，一切都比别的地方慢了半拍，甚至一拍。我们只是从报纸、杂志、广播和在周末看到的电视里，感受着外面的气息。比邻的上海和遥远的北京，则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读书的同学，不时兴奋地传递他们又看了什么演出、画展，听了谁到学校讲演的消息。而最令我神往的是，在北京、上海读书的同学，能够随时买到新书，经常听到作家讲演。买张火车票到上海的南京路新华书店淘书，对我们学生来说是奢侈的，更不必说去看演出、画展，听作家讲演。在一次系科召开的新生座谈会上，我提出是否可以邀请一些作家到我们学校讲演，如果远处的不行，能否邀请苏州的陆文夫老师和我们同学见见面？其他同学随即附议。主持会议的老师说，请陆文夫老师可以想想办法，外地的作家等他们路过苏州的时候找机会。这样一个承诺让我和同学兴奋地期待着。
就像在乡下等待电影放映一样，我等待着路过的作家，等待在不远处的陆文夫从小巷深处走出。
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剧作家陈白尘先生。一九八二年的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们停课到学校大礼堂听陈先生作学术报告《戏剧漫谈》。那时还不流行讲演一词，一九八一年三月，苏州作家陆文夫到北京政协礼堂参加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典礼时，我正在苏北的乡下等待高考预考的成绩通知单。这一年，陆文夫的小说《小贩世家》获奖。几个月以后，我带着一只新油漆的木箱和一床新被褥，辗转到县城，挤上长途汽车到苏州念大学。在车子颠簸到苏州城北时，我看到了远处斜着的虎丘塔。当时我对苏州文化的了解，仅止于园林、刺绣、评弹和唐伯虎等常识，因为爱读小说，知道这座城市现在有个写小说的陆文夫，以前有个叫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琴之戚（2）
苏州给我最初的印象破败而狭小。这座城市如同几个拼在一起的小城镇，砖瓦、小桥，甚至连流水都是旧的。它曾经繁华，但给人的观感有不少衰败杂乱的痕迹。我在前面说，这毕竟是繁华后的衰败，和我经历的一贫如洗的荒凉不同，而且，这座城市起死回生的气象已初显端倪。课余假日，我和同学出了学校门，通常从小巷子穿过，踏着青苔，绕过断垣残壁，收音机里传出来的琵琶声与行人若即若离。苏州烟水缥缈，朦胧而宁静，但也失之沉闷和冷清，评弹的旋律增加了这座城市的动感。我读书的大学，有多处欧美风格的建筑，大学围墙之外的小街道上也零星散落着几座旧教堂及洋房，这些建筑和苏州一贯的粉墙黛瓦极不协调。但不管怎样，我呼吸到的是旧文化而不是新文化的气息。
我曾经一度对我所在的大学和城市感到失望。正在蓬勃发展的苏南乡镇企业已经改变这个城市的面貌，也在改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我们远离那些大城市蔓延的文学热和文化热，我在安静的校园，散淡的小城里体验着处在文化边缘的压抑与失落。这里没有交响乐，没有画展，没有话剧，也没有沙龙，一切都比别的地方慢了半拍，甚至一拍。我们只是从报纸、杂志、广播和在周末看到的电视里，感受着外面的气息。比邻的上海和遥远的北京，则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读书的同学，不时兴奋地传递他们又看了什么演出、画展，听了谁到学校讲演的消息。而最令我神往的是，在北京、上海读书的同学，能够随时买到新书，经常听到作家讲演。买张火车票到上海的南京路新华书店淘书，对我们学生来说是奢侈的，更不必说去看演出、画展，听作家讲演。在一次系科召开的新生座谈会上，我提出是否可以邀请一些作家到我们学校讲演，如果远处的不行，能否邀请苏州的陆文夫老师和我们同学见见面？其他同学随即附议。主持会议的老师说，请陆文夫老师可以想想办法，外地的作家等他们路过苏州的时候找机会。这样一个承诺让我和同学兴奋地期待着。
就像在乡下等待电影放映一样，我等待着路过的作家，等待在不远处的陆文夫从小巷深处走出。
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剧作家陈白尘先生。一九八二年的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们停课到学校大礼堂听陈先生作学术报告《戏剧漫谈》。那时还不流行讲演一词，海报和主持人都把此类讲演称为“学术报告”。陈白尘先生当时的身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名誉主席、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陈先生从后台入场的方式很特别，他先是挥手，然后双手作揖走到台前，在持续的掌声中入座。陈先生是那种一讲话就能够给人震撼的作家，他的从容、大度和无拘无束都是我后来很少见到的。陈先生开场白云：我不怕讲错话，我也不怕有人给中央写信。他好像还说，有人写信了，但王震同志肯定我。他尚未进入主题，我们在下面就开始死劲鼓掌，会场气氛异常活跃。
在两个多小时的讲演中，陈白尘先生介绍了雾都重庆的“剧运”，又点评了新时期的戏剧创作情况，举重若轻，幽默风趣，不愧是一代讽刺剧作大家。当时的校刊新闻说，“他在谈到近年来的戏剧创作时，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党正确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剧坛出现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又严肃批评了文艺界一度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以及文艺领域里的其他一些不正常现象”。陈白尘是在二十多年前讲演的，他怎样歌颂又如何批评，我完全记不清楚了，记忆犹新的是他的气度与开场白。
人琴之戚（3）
八十年代初很少人有照相机，我也就毫无可能站在陈白尘先生边上合影了。我对陈先生的敬重，还源于我对他的散文集《云梦断忆》的喜爱。我在后来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和《询问美文》的写作中，都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研究和论述的对象。陈白尘先生“*”期间曾在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干校放鸭，散文集《云梦断忆》记叙的就是他在向阳湖的生活。许多年以后，二三年的四月，我去向阳湖考察，还特地去了陈白尘先生在干校的旧居。十二日上午我先到原文化部干校总部，现在的向阳湖奶牛场。这地方设有“干校”生活展室，照片、实物均有，冯雪峰和郭小川的故居都在总部。随后去《人民文学》、商务印书馆所在连队的住址。十里长堤，在雨中一片泥泞，这就是当年的“五七”大道，到“红旗桥”时雨更大，这座桥是当年“五七战士”自己所造。上工时，战士们举着红旗从这里过去。陈白尘先生所属的十三连在一个村子里。一进村，无数的狗在叫。墙上涂有“不期回报”的歌词。我找到陈白尘、绿原、李季的故居，商务馆的集体宿舍、食堂、阅览室等，都是红砖瓦房。陈的故居已有乡亲居住，屋里一群自由自在的鸡和鸭子在走动。我站在屋檐下拍了张照片，雨水顺着屋檐直下。我后来在一篇短文中写道：
大雨，返回。我听到了鸭子的叫声。这不是错觉，三五成群的鸭子，在田边，在湖中。看不到放鸭的人。当年那个在这里放鸭的剧作家陈白尘已经故去，这些鸭子大概也有些是他放养的鸭子的后代。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简单地用“伤痕”来形容陈白尘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而新时期文学却是从写“伤痕”开始的。说来也是凑巧，我大学毕业留校以后见到的第一个讲演作家是刘心武先生。在钟楼的外语系阶梯教室，刘心武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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