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1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看展览时，我们都留意有无朱安的痕迹，自然，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在这一年的秋天，去上海时，我跑到了虹口公园，和几个同学一起，向鲁迅的塑像致敬。在暑假去北京开会时，我也曾想去鲁迅博物馆，看鲁迅笔下的那两棵树。这个愿望直到二六年十一月才实现。北方的秋意虽然比江南浓了许多，但在北京的最初几天，和在江南一样仍然没有特别的感受。五日上午在去鲁迅博物馆的路上，我才有了秋风卷落叶的感觉，坐在会议室内，阳光从天窗穿过，照在我们的身上，那是用空调或者暖气调不出来的暖意。会议室的砖墙上刻着鲁迅杂文集的书名和篇名。能够把时空凝固，或者能够穿越时空的东。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书里书外（8）
西，也许就是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的灵魂。但与文字打交道的人，很少有人能如此的自信，自己的文字能够被后来者刻在墙壁上的毕竟微乎其微。我们在这样的空间中讨论莫言的作品，讨论文学的话题，自然还要说到“知识分子”。环顾四周，顿生时空错落的感觉。午间休息时，我们都挤到了鲁迅的故居里去寻找那两棵树，一棵是枣树，一棵还是枣树；枣树早已死去，但文字留给我们的记忆却让我们相信枣树仍然生长着。在小小的院子里，我们说着鲁迅和朱安和许广平，现在能够公开谈论的爱情故事，都是与那些作古的人相关，活着的人似乎已经没有爱情可谈。
　　这是和二十多年前的绍兴之行不一样的感受，我也由青年而中年。
　　这几乎是我唯一的一次正式采风。
　　吴歌《五姑娘》的发现、整理、出版，在我们读书时就曾经引起轰动。这首两千多行的叙事民歌的发现，打破了学界以前关于汉民族无叙事民歌的论断。可能由于专业方向和兴趣的原因，我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在《五姑娘》荡漾的余波也波平如镜时，一位朋友说，你不妨去看看那个唱《五姑娘》的陆阿妹老太太。
　　我们便一起去了芦墟镇。这是个山歌之乡。在陆阿妹以一曲《五姑娘》闻名之前，一九二三年，二十一岁的她参加柳亚子先生等南社诗人在芦墟举办的山歌赛就获得“山歌女王”的美称。但这实在太遥远了，那个年代的新诗尚未成熟。
　　镇上的人都知道陆阿妹。七拐八拐，问路问到了老太太住的那个院子，一排平房，住了好几户人家。去之前，有人做了介绍，老太太知道从大学里来了两位老师，非常高兴，把我们请到屋里让座，又和站在门口的小姑娘说了几句，后来知道是差她去买香瓜子招待我们。当老太太握着我的手时，我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来访的人逐渐少了，老太太的话很多，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老太太口音方言重，语调悠扬。牙齿多数掉了，嘴巴瘪着。一根头发稀少的辫子，似乎牵连着她一生的磨难。虽然尽显老态，但举止大方利索，可以想象得出她年轻时的干练。我惊诧于她眼睛的清澈明亮，这样的眼神在我周围的人中是少见的。或许因为山歌像清泉一样从她心田流过，老太太让我领略到一种民间的清洁精神。老太太始终微笑的神情，让我想到我的外婆。
　　多年以后回忆那天下午的情景，我仍然感到一种强烈的震颤。这些年来，我经历过许多场面，但能够让我激动地回想的并不很多。在那些看似热闹非凡的场景中，形式和内容都煞有介事，但是，人，缺席了，人情、人性、人生的神圣与庄严感从种种场景中退出了。老太太在为我们唱一段《五姑娘》之前，先后回到房间重新梳理头发、换上新头巾、穿上新褂子，然后再唱她的山歌。
　　唱山歌，在陆阿妹老太那里差不多成了宗教。她没有后人，生下来的孩子夭折了。别人告诉她，要孩子就不要唱山歌。阿妹不信。孩子的夭折不是山歌之罪过，阿妹的想法是朴素的。然而，在日常生活的视野中，阿妹成了疯子。阿妹没有留下孩子，但她留下了《五姑娘》。《五姑娘》里有阿妹。在老太太那里，我还看到了一些证书、奖状什么的。现在想来，这些认可对她甚至是多余的。对于歌唱的一生，这些东西算什么呢？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秋天。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陆阿妹的歌声在我听来是苍凉凄楚的。这与《五姑娘》的内容也与陆阿妹的唱腔有关。我甚至感受到歌声里的寂寞。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感受挤上了回去的公共汽车，飞扬的尘土飘向汾湖的上空。在这个小镇，在这个湖畔，有诗人柳亚子的足迹，有民歌手陆阿妹的余音。
　　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记叙这次采风之行。这些年来，我写过许多应景文章，但这篇自己想写的文章却未写成。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寄自芦墟的讣告。陆阿妹老太太去世了。不知是什么事情耽搁，我没有能去为她送行。曲终人去。《五姑娘》不朽。但陆阿妹不再唱了。也没有人像陆阿妹那样唱了。
　　“山歌唱来唱去唱勿清，各人各唱各人心。”陆阿妹这句话还会被我们记住吗？
　　

初为人师（1）
这些年似乎有个变化，大学老师和研究生的关系亲近，与本科生的关系疏远。八十年代不必说博士生，即便硕士生也很少，老师和本科生构成了基本的师生关系。我一直不习惯，也制止研究生称自己是什么“老板”。“老板”这个词在今日大学的流行，正是大学世俗化的表现之一。那时，我以“辅导员”的身份带本科生，这一经历成为我深刻的青春记忆。一个有机会和自己的学生一道成长的老师是幸福的。
　　“辅导员”这个岗位是指那些专职从事学生思想工作的人，业余的则称为“班主任”，每个大学的情况不同，但只要讲“政治辅导员”，大学里的人就知道这是什么身份。因为这个岗位的特殊，政治辅导员的身份，也有很难界定的一面。可以像行政人员那样定级，后来也可以评职称，编制是教师的一种，这又比其他行政人员优越。可以评职称，是因为八十年代中期大学行政化的势头尚未出现，做业务教师好像比其他岗位更具吸引力，用这样的办法既可以稳定政治辅导员队伍，也可以提高政治辅导员在学生中的威信。这都是强调这个岗位的重要。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学生思想起伏，时有*出现，政治辅导员的工作也因此显得重要。后来行政人员也可评职称，但不是教师系列，是管理系列。在一般的观点中，这两个系列的职称“含金量”不一样。其实，这并没有解决这个岗位本身的困境，辅导员队伍是否稳定，不在于体制赋予其什么重要功能，而在于大学体制中它究竟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
　　能够在党务行政系列不断升迁的总是少数，就个人而言，或许你已有副教授、教授的头衔，但这与学术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个系列中，评上教授、副教授的，自然也有不少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论著，但只要考量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我们就知道多数论著其实并无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它只是符合职称评审条件的某种指标而已。我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走进辅导员队伍，又走出辅导员队伍的。
　　送走一九八二级学生，系里给我重新安排工作。“你把这一届学生带好，我给你磕头。”系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时如是说。我新带的这个年级，一九八五年入学，据说是“*”恢复招生后最难管理的两个年级之一。我在带八二级时，和八五级的一些同学有些接触，已经感受到这一届同学和我这一代大学生的差别，用传统的说法，调皮捣蛋的学生特别多。偶尔和学生会干部去宿舍楼查卫生状况，这个年级的男生宿舍总是最脏的，很多学生喜欢踢足球，床上、脸盆里散乱着臭袜子和衣服，而不少女生宿舍的桌子上也从来不缺瓜子壳。别的年级男生宿舍很少有女生，而这个年级的男生宿舍常有做客的女生。系科不赞成男生到女生宿舍，但没有明确不赞成女生到男生宿舍，所以班主任很难管理。当时，我还年轻，像学生模样，如果去女生宿舍看学生，也会被管理宿舍的人拦在门外盘问，后来我只好带上工作证，这样可以自由出没。传闻中，这个年级的一个女生，一次在操场从口袋里掏香烟时，竟然掉下一只避孕套！这一传闻传了许多年，有一天当传闻中的这个女生站在我面前时，我的感觉特别复杂。
　　领导说，把这样的差班交给我，是考虑我思想比较解放，可能与他们容易磨合。此时的我，思想观点也确实处于转型之中。当时我们还不习惯区分个别行为和思想品德的差异。而我自己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成长背景中，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思想方法的转型，我更多的是以宽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由这些学生的表现，看到了自己过去分裂的自我。我们是在传统的尺度规范下成长的，先有这个前提，才有后来遭遇到的变革，在变革之中，我们逐渐打破了一些陈规，因此和变动中的秩序没有对立、尖锐的冲突。而我此时面对的学生不同，那把传统的尺度在他们身后，不在他们身上，他们首先习惯的是变革，不是既有的秩序，于是我们看他们，总以为他们脱序。我的这些想法被视为“异端”。在学校关于学生思想工作的研讨会上，我常常毫不掩饰地发表自己的这些想法。后来有人提醒我，你的这些想法并无不妥，但不适宜在会上说，这样让领导很为难。这个提醒尽管善意，但反而让我和我的学生一样“逆反”。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几个部门都集中在东吴大学时期的一幢红色小楼，我很少踏进那幢楼。暑期学校通常组织政治辅导员去外地考察，我也从来不报名参加，因为我听到了太多在窑洞或者什么地方通宵打牌的故事。而我则选择去北京、上海、南京的图书馆去查资料，当时，我的兴趣集中在写一本中国当代散文史的书。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当时的政工系统中是非常不合群的。将近二十年后，我意识到，我当时的不妥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　最好的txt下载网

初为人师（2）
现在看来，我的那些想法并无高明之处。这可能与自己的阅读有关，而自己的专业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承担了众多“先锋”思想的文学影响了我自己做学生思想工作时的思路与方式。八十年代文学中的话语资源，和我承担的工作其实存在话语冲突。在学生个性觉醒，文化的选择已有多样化端倪时，我们只强调主体价值的一面，忽略了选择的多样性，而主体价值又在整合之中。即便现在，我们在面对学生时仍然存在着我在八十年代的困惑。尽管有些规定和制度已经发生变化，调整也多。我在的这所学校，从禁止恋爱到不提倡恋爱再到前两年不仅允许结婚而且同意学生请产假，这是一个怎样的跨度。但是，在深层次上应对学生思想问题的方法还承袭了八十年代变革、争议中妥协的那一套方案。我们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但我们又同时背负“革命传统”，而现代化史和革命史之间，价值系统是有差异的。我的想法在文学研究中是正常的，而在思想工作中则被视为非常。这样的落差因为学校的格局显得突出，如果是在别的大学，也许不会视为问题。一九八八年三、四月的“蛇口风波”也波及到我们学校。学校有关方面为了统一思想，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座谈会，辅导员、“两课”教师都参加。这类会议通常是资深的老师发言，根本不需要我这样的青年教师说什么。但在听了三位老师发言后，我有些憋不住了，特别是有位老师说出“蛇口哪里像社会主义”这样的话。第四位老师要发言，我说你等一等，我先讲。我说：我非常奇怪，如果离开改革开放的环境，离开学生的思想实际，我们能讨论什么？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用一个人塑造一代人的做法已经不可能。这样的时代过去了。我只说了这样两句话，会场突然死寂。随后，会议的发言完全朝另外一个方向进行。主持人总结时说，有些辅导员的想法是很危险的，要端正思想。
　　虽然我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主持人的话还是让我难堪。那时，我已去过多次寒山寺，可从未注意过禅宗公案里寒山与拾得的一则对话录。许多年以后，在“三讲”活动之余，我陪教育厅和学校领导到郊外的一处寺庙参观，无意中发现一面墙上书写了这段对话：
　　拾得曰：世间有人，笑我骂我，诽我谤我，辱我打我，嫉妒我，中伤我，非礼我，以及种种不堪我，当如何？寒山子对曰：只是听他任他，忍他让他，躲他避他，漠然他，不理他，一味由他。再待几年，汝且看他。
　　我们一行人都面壁良久不语。
　　“疏导”这个词，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学是使用得比较多的，“对话”是后来才出现的。我记不清楚这个年级是怎样稳定下来的，我又是如何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在价值观上，我始终不会放弃自己的坚持，但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对待生活琐事上，我宽容待之。
　　逃课，在大学里是常有的事情，因为没有实行完全学分制，逃课便是违纪行为，累计课时达到一定数量就是旷课，轻则给予警告，重则留校察看，甚至开除。这个年级让老师和系领导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逃课学生多。课代表点名无效，班长点名无效，任课老师点名也无效，系领导说你去点名吧。我去了，有些效果，逃课的同学赶紧找我检讨。但这也不是办法，我不可能经常去点名。我开始听课，查点名簿，发现只有少数几门课常常有逃课的学生。有一门选修课，任课老师几乎每周来找我反映缺勤情况，希望我整顿。我去听了一节课，对系领导说，如果我是学生，我也想逃课，但我是听话的学生，我会约束自己不逃课。可是，不是所有学生都听话，怎么办？可见，学生缺勤的原因，与老师的上课有关，而不只是学生的问题。我建议领导也要找任课老师谈话，检查老师上课的准备情况和教学质量。这位老师非常敬业，在我教学科研之初，也曾给我关心，但我不得不说他的知识结构陈旧了。这样的情况在现在的大学也不是个别的，学生能够选择的课程太少。我虽然这样对领导说了，但在教室面对学生时，我还是强调纪律，强调学生对老师劳动成果的尊重。我同时也婉转地说了，我们老师也要提高教学质量。我问同学，难道你们每次都要让我来点名吗？有几位同学事后找我说，既然你认为老师的教学质量也要提高，我们就不逃课了。想必是领导也找任课老师谈了，他再也没有向我反映学生的缺勤问题。多年以后，这位老师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在他的灵前鞠躬时，想起二十年前这件小事，我有些责备自己当年对学生管教不严。

初为人师（3）
谈恋爱的同学，在当时被戏称为“地下党”，因为学校不允许，谈恋爱的学生往往是“偷偷摸摸”。我在带毕业了的那届学生时，就已经碰到因谈恋爱而产生的棘手问题。某天有位女生班干匆忙找我，要我跟她一起到医院去，说某女生肚子痛住院了，医生让我去。班干领我到了妇产科，一个中年女医生严肃地对我说：你是她的班主任吗？我说是。你知道她出问题了吗？我说不知道。你的学生怀孕了。你要好好教育。这样的事情在一九八六年的大学，当是严重的问题。医生的一番话几乎让我觉得自己都有些问题。这位女生平时性格温和，成绩优秀，无论如何让我想象不出她会犯规到这个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