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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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与逃离（9）
所有的向往，其实都是对贫困的释放。
　　在一九八一年那个躁动不安的暑假，我开始准备去读大学的行李。尽管那不是理想之地，但毕竟是新生活的开始。以当时村庄的收入，要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凑齐是不容易的，还要买一张去苏州的汽车票。首先是要置一只箱子，当时的村庄根本没有皮箱子的概念。父母亲找到几块木版，木匠朋友到家打了一只木箱，又带到镇上，父亲的一位朋友帮忙油漆了，拿回来时，感觉就像嫁妆。这个箱子直到我大学毕业时带回，随我的小弟弟去读书了。有往来的亲朋好友来道贺，已经知道我需要什么，有的送热水瓶，有的送洗脸盆，有的送袜子等。当时送十块钱，已经是很厚重的礼了。生活必需品差不多齐全时，我还是坚持带上了高中毕业后就开始穿的一件绿军装，这是我最得体的一件上装。一九八一年秋天到来时，我就穿的这件上装。家里人知道，我还差两样东西，一块手表，一双皮鞋。但我已经觉得很满意了。父亲想起，他年轻时候曾经穿过一双皮鞋，从箱子里翻出来，发现鞋底已断裂了，鞋帮与鞋底也差不多脱落。我还是好奇地穿了，在堂屋里走了两三步，皮鞋终于散架了。
　　记忆并不弥漫阳光，否则，我就不必背井离乡。记忆并不缺少温暖，否则，我就没有返回的勇气了。
　　从那里出来了，再说那里，其实很难。因此多年来，我总是以复杂的心情对待九十年代以后曾经蔓延过的“怀乡病”。人们由对现实的恐惧与回避，转而返身乡村，这当中有太多的无法对应的部分。乡村和乡村经验是复杂的。一个在当下无法安宁的人，复活他的乡村经验后是否就能悠然见南山，我是怀疑的。只有选择经验与记忆，我们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乡村经验与记忆并不单一。如果只是惦念乡村的单纯与温情，这样的怀乡对来自于乡村的知识分子来说驾轻就熟，沿着这条道路返乡几乎太容易了。但我们回不到那里了。贫困和寒冷的记忆从未在我的生活中消失过。虽然如此，我还是带着温暖上路的。许多人都理解错了，贫困和寒冷本身并不能滋生暖意和善良，只是因为极端之下的美好德行是维持生存的唯一理由与力量才让我们刻骨铭心。而今天的乡村也已经并不单纯。
　　但乡村确实给了我特别的力量。我在九十年代初期写作《乡关何处》，一本关于散文的书，对所有涉及乡村生活的作品都有特别的敏感，我在现实中滋生的种种复杂情绪在关于乡村的文字中获得了呼应，至少我会在文字中目睹我熟悉的景象。但我很快发现，如此连接乡村并不能丝毫减少现实对我的困扰和冲击，我其实只是回到了我曾经有过的少年乡村记忆，而不是回到乡村，甚至更不可能回到现实的乡村。少年的乡村记忆即使没有遗忘，没有经过筛选和改造，也只是乡村经验和印象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不仅和我当下的处境，也和身后的乡村现实有遥远的隔膜与距离。我后来越来越明白，无论我自己如何在乡村记忆中流连忘返，其实与现在的乡村已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知道，自己的缅怀其实只是在抒发自己，我也直截了当地认为那些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倾诉对乡村热爱的人，应当意识到自己的夸张。当然，我毫无疑问地期望读者对我的乡村叙述保持警惕。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返回与逃离（10）
这似乎和八十年代一段时期不同。那时，城市是乡村的参照，在陈述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时，知识者通常是以乡村为典型的，仿佛一切的愚昧、落后都可以在乡村找到标本。关于乡村的书写者，大致是从乡村出来的人，曾经在乡村的人，路过乡村的人，以及没有这三种经历而想象乡村的人。我属于第一种，从乡村出来的人，有我这样经历的写作者如果进行此类写作，无疑是抑制住了自己的部分乡村经验，特别是其中的童年记忆，但呈现了另外一部分的乡村经验与记忆，即由对乡村的不满而生发出的批判性。距离和新的背景，也让我看到了故乡的丑陋。当我们以城市为参照，特别是以现代化的标准为参照来观察、纪实与虚构乡村时，只是用一种被建立的价值观来建构我们以为的乡村，这其实只是构成了乡村的一个参照物，而与乡村无关。乡村并未按照我们书写的方式运转。这样的写作，也延续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知识界，逐渐发达起来的“现代性”压抑和改造了我们的乡村经验与记忆。
　　由乡村到更大范围的乡土，一直是知识者的书写对象。鲁迅有《故乡》和他的少年伙伴闰土，乡土文学自新文学以来绵延不绝。鲁迅提到的那批乡土作家，我只是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在贵阳的一家饭店见过蹇先艾先生，我坐在他的邻桌，贵阳的朋友说那位老人就是蹇先生。我当时觉得我和他不是相邻而坐，而是隔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也在苏州见过高晓声，他因为写了陈奂生成为乡土文学的大家，我读大学时，常读到论者由他说到鲁迅和赵树理的论文。
　　或许，当一个人已经离乡之后，见诸于文字的乡愁无论如何浓烈都免不了苍白，因为所有的乡愁是从自己的内心需要而不是从故乡出发的；故乡只是你的咏物；如果你不能回到出发地，回到你的故乡扎根，一切的倾诉和想象只能在胸中低回。我们只存活在记忆之中，并且不断修改自己的记忆。我根本无法贴近那里的地面，地面上腐烂的稻草、麦秸、枯叶，只是我们记忆中的残存物，而贴着它们的是农民的鞋底，不是我们放在客厅的皮鞋和旅游鞋。
　　尽管我有这样的意识，但我还是要从离乡说起，因为我的八十年代是从离乡开始的。这样的返乡会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当时的乡村与我，坦率说，我并无把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我以前的生活既熟悉又陌生了，而我生活了二十年的村庄几乎也快面目全非了。
　　许多年以后，我在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中读到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要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怎么样的，只知道应该好，好，好上加好。
　　这是王安忆对陈卓然、南昌一个对话场景的描述。他们的“不知道”和“知道”，困扰了他们这一代，也困扰了我们这一代以及比他们和我们更年轻的一代。——我在“不知道”和“知道”中离乡又返乡。
　　

熟悉与陌生（1）
那是秋天的中午，我坐在文科楼三楼的教室里睡意朦胧。这幢教学楼前面一边是开阔的球场，一边是小树林。四季的阳光充足地照耀它，但从来没有烘干它的潮湿。我靠在南窗前，阳光仍然散发凉意。这个印象一直到我工作后仍然强烈。九十年代初，办公地点从那里搬出后，我再也没有进过这幢楼。这幢楼好像封了，南北大门的锁也已锈迹斑斑。我大学时代的大部分经历和记忆都锁在这幢楼里。
　　弟弟来信说：家里“分田分地”很忙。在我离开村庄后的一段时间，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队”重新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公社”字样也逐渐从牌子上消失。在我出去读大学的那一年，公社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没有了，恢复为公社管理委员会，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就开始实行的一种体制即将终结。其时，农村的变革已悄然开始。一九八三年寒假，我在镇上看到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又改为“人民公社经济联合委员会”，建立了乡人民政府。这是根据农村体制改革的精神，政社分开，党、政、经分设。这一年的暑假后，我写信回家，地址已经不是某某大队，而是某某村民委员会。这一年的下半年，以原生产大队为区划建立了村民委员会，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建立了村民小组。　我那时的家庭地址就变成了“东台县时堰乡莫庄村五组”，又过了些年，撤县建市；又过了些年，村子合并，我们村与我以前做代课教师的那个村合并在一起，叫做“茂富村”。茂富，这是个至今都让我不愉快、不舒服、也不适应的村名，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多数人似乎也和我感觉一样。据说合并时究竟用什么村名，两边相持不下，最终由上级一位领导敲定了这个颇具时代特征的名字。
　　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变化。我是在那个大集体中长大的，现在，大集体没有了，原先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变化。村庄的种种面貌并不是在取名为“茂富”后改变的，在我离开之前，乡村社会其实已悄然变动，但村庄的历史以及它的表现则或明或暗地散布在各个角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想，我还是先简笔勾勒一下这座村庄的地图。我在自己未刊的长篇小说中曾经详细地说过村庄的地理，这里只能简单点了。在我们那儿，“村”和“庄”是区别开来的，“庄”是一个行政村的中心，庄以外的地方就是“舍”和农田。以前，比较殷实的人家住在庄上，住在舍上的多半是困难人家，庄上几乎是瓦房，舍上几乎是草房，即便是解放以后许多年也还是这样。因此，庄，是一个村的政治、经济、商业和文化中心。这些年来，以草房为主的舍差不多都翻新了，再也没有我小时候见到的那种草房子，而且以前称为舍的地方，比如南舍、北舍现在也像庄子了，样子很时兴的楼房多数建在这些被称为舍的地方，因为庄上的格局已经不容许建楼房。这就是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个庄的先人选择居住地是聪明的，庄的四周都是河流，河流之外都是农田。
　　我所说的河，是庄前（也就是庄的南面）的河，所说的桥，是架在这条河上的桥，过了桥向南的路就通往公社、镇和县城。离开这个村庄去外地，都要从庄前走，过了桥再上路，路的南端是一条公路，右拐向西，是公社和镇；左转向东再向北是县城。

熟悉与陌生（2）
庄上南北打通的巷子有四条，两边的按照方位分别称为“东头巷子”和“西头巷子”，中间的两条，东边的称为“大队巷子”，西边的称为“供销社巷子”。大队部处于庄的中心，是大地主家的建筑群，非常气派。我读小学时，大队部和礼堂是连在一起的，学校在巷子的东侧；读初中时，学校搬迁到南舍，学校拆了，盖了新的礼堂，旧的礼堂拆了，成了一块空地。南面的旧礼堂拆了，大队部的东门封闭，开了南门，以前见不到阳光的大队部一下子亮堂了。一九八一年的一月底，我和往常一样被大队部叫去帮着填写各种报表，连续几天坐在大队部办公室，虽然是冬天，但呼吸到的气息和我小时候进去时的是不一样的。那天中午，我站在门前的空地上看大队部，觉得它很像县城里的那些旧院落，可以想象出当年这户地主家发达时的气象。
　　大队部向南，是村民的住宅。再向南，靠近河边的高大建筑就是供销社了。前面两进房子是门市，后面一进是宿舍。我很少见过这么高大宽敞的平房。除了镇上的供销社，就数我们庄的供销社最大了，周围几个大队都是到这里来买东西。西边的巷子叫做“供销社巷子”，也显出当年计划经济时农村供销社的地位。因为供销社的房子特别高大，它的东山墙就成为天然的宣传阵地，比邻大队，又是商业集散地，凡是要张贴的东西，都贴在这面墙上。
　　在我离开这个村庄时，庄上还是这样的：找人说闲话在供销社门前，看布告专栏在大队巷南，办事到大队部去，看电影进大礼堂。这是多年的秩序。
　　我离开的那一年，村子里两部电话机，大队一部，供销社一部。电话机是手摇的那种，很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日本鬼子用的电话机。在七十年代中期，大队部东厢房是公社邮电局的一个分总机，公社西部各大队的电话都由这里转接。无数的电话线和插头，是这间房子留给我的印象。到了七十年代后期，这个总机撤了。供销社的电话是内部使用，没有特别的情况，村庄上的人是不会去那里打电话的。
　　大队的电话机差不多是公用电话，那间房子是西厢房隔开来的一半，北面是大队以前来客人住的一个小房间。电话房还有一套扩音机，连着家家户户的广播和一只高挂在电线杆上的喇叭。如果有重要的事情要讲，比如春耕，秋种，防洪抗旱，过一个革命化春节，征兵，等等，就要通过广播宣传，由大队（村）领导讲话。先在喇叭里通知收听时间，然后每家的广播就传出领导的声音。这个喇叭还有一个用途，通知某人到大队部接电话。我寒暑假在家，这个喇叭就经常呼我的名字。我五分钟后就能赶到，等待电话铃声。这是一个进步。以前，大队的通信员张爹，一个和我外祖父同辈的老人，总是把电话挂下后拱着手跑到我家，在门口喊一声。这位老人在解放后一直做大队通信员，直到我上大学。他走路时不管春夏秋冬，两只手都交叉插在袖口里，个子又矮，碎步走路。大一寒假，好像还是他到家门口喊我接电话的。我跟在他后面，觉得他走路的速度慢下来了，人又矮了些。我记不得他哪年去世的，等别人在喇叭里呼我时，张爹肯定走了。张爹见证了这个村从土改到人民公社的全过程，当他离世时，这个村庄与外部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最好的txt下载网

熟悉与陌生（3）
等电话也是件麻烦的事。在你等的时候，别人可能正好往外打电话，给你电话的人则怎么也打不进来。知道对方是谁，我有时就打过去。打电话不好直拨，需要镇上的总机转。等我通完话了，大队通信员再打电话到总机，询问刚才的通话费用。读大学期间，没有急事不往家打电话。工作以后，父母亲两边跑。那时学校住房紧张，事业心特别强，有一阵子，我们索性把女儿丢在老家，这样，打电话次数就多了。不必说村上，我在学校的宿舍也没装上电话，总是跑到宿舍附近的小店，那里有公用电话。打两次，先联系上大队的通信员，约好时间，等父母带孩子来了，再打。后来有经验了，就约好时间，父母在大队部等着，我把电话打过去。女儿在那头说什么，听不清楚，只听奶奶对孙女说：叫爸爸。感觉女儿在电话里喊爸爸了。
　　女儿在老家学会叫爸爸妈妈时，村上已经不止两部电话了。不少老乡家里装上了电话，邻居家也是比较早装上的，这时，我就很少往大队部打电话了，偶尔电话，就打到邻居家。寒暑假回家，也很少听到那个喇叭呼谁接电话了。再后来，有手机的人也不少了。我在青年时期，听到电话铃声都突然紧张、兴奋，但现在，庄上鸡叫的声音已经几乎听不见，电话，座机和手机的声音就像当年鸡叫一样普遍了。
　　供销社东山墙上最后一批大字报专栏是揭批“四人帮”。山墙上是大队和各个生产队的专栏，大队的专栏从内容、图案到抄写几乎是我一个人的手笔。我只记得其中有郭老的词“水调歌头”，就是大家熟悉的“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我自己也填了一首所谓的词，那阵子很奇怪，我对填词兴趣浓厚，实际上我对词的常识知之甚少，真的是在写“长短句”了。这大概是大队最后一次政治高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