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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尧访谈录·贡献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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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三坡：人生不过百年，美好的光阴如此有限，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鲜花、美女，那么多的好文字与好电影，你凭什么非得让我去坐在一浆糊坛子里？你这样的想法人道吗？非让我说哦，他的洋洋几十卷大作，就是一个道德主义者的车轱辘话，只配给愚夫愚妇们作生活指南。
说他一个老朽就是人身攻击？这是谁说的？这样的理解力是不是太低呢？
吴怀尧：央视“感动中国”之所以给季羡林先生颁奖，授奖辞中说的是出于道德与良知的鼓励，你这样指责他就不怕引来万民谩骂吗？
何三坡：哈哈，已经是万民谩骂了。古人说，千万人，吾往也。何况是一群可怜的网络虫子呢？我不看他们，他们就不存在。我要说的一个常识是：知识分子要干的不是做道德标兵，那个是雷锋同志的工作。你得把你的工作干好。你不要去抢雷锋同志的饭碗。
吴怀尧：季羡林正好是有些人眼中的国学大师，随便说说您对国学的看法吧。
何三坡：据我所知，国学是世界上最伟大同时又稀罕的学问，具体地说是一门关于骡子与跳蚤的学问，它研究的是一匹骡子怎么才能垂而不死，死而不僵，僵而不亡，亡而不灭。它有可能对人类带来巨大的贡献。因为研究的人多了，跳蚤就多了。人类的负担就少了。
北大教授应向民族谢罪
吴怀尧：刚才聊了和季羡林先生有关的话题，现在我想听听你对北大的看法。
何三坡：80年前，北大是中国新文化的发源地，是北大给了我们带来了自由思想的火把，同时也是北大的这种自由思想带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中国。新中国是谁创造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哥们哦，毛泽东怎么敢振臂一呼，带着人去井冈山拉杆子？是因为看到了陈独秀的《新青年》，换言之，是北大的新思想让一个图书管理员觉醒的。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图书管理员把中国人从黑暗带向了光明。用一个政治家的话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所以我说是北大拯救了一个民族，它是一个民族的光荣。
吴怀尧：现在的北大呢？
何三坡：今天的北大别说思想自由，新文化了。作为一个做学问的地方，真做学问的找不出几个人，没人去研究我们丰富灿烂的文学，去传承我们真正有价值的文化，甚至连季羡林这样的大学问家，都在为孔教摇旗呐喊，大开历史倒车。这还是一所大学么？这不可耻么？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何三坡 中国文学世界一流（8）
吴怀尧：北大是无数学子向往的圣地，它果真如此不堪吗？
何三坡：大学者，大师之谓也，从五四到现在，80多年过去了，北大出过一个大师吗？没有哦，不都在误人子弟？这些年里我所看到的是一帮教授居然去捧金庸的臭脚丫子，有什么出息？我们知道蔡元培当初播下的是龙种啦，生出来的怎么就是跳蚤呢？我还真是纳闷了。所以我说，北大的教授先生们应该给这个民族谢罪啦。
吴怀尧：你的观点真是让我耳目一新，我想知道您对评论家的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何三坡：就像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一样，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任何人都是评论家，前提是他言之有物，敢言人所不能言，言得让人无话可说。我是个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喜欢给我戴什么帽子都可以，年轻时戴过诗人的帽子，今天给我戴一顶评论家的帽子，明天或许会给我戴一顶作家的帽子，后天我可能摇身一变戴上了一顶研究《*》大学问家的帽子呢。这都说不定，谁知道呢。它们就是顶帽子而已。我不觉得是紧箍咒。还没觉得头疼。
中国知识分子在做神龟
吴怀尧：作为文化批评家，我想问问你对国内文学奖的看法，比如鲁迅文学奖。
何三坡：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个叫缪斯的天使，做了鲁迅的情人，结果，被一个叫作协的警察逮住了，关进一间铁屋子。屋门上悬着鲁迅的招牌，找一帮老鸨看管着，指定几十位嫖客，一哄而上，共同抚摸。
屋子里没有一丝光线，暗得吓人，永远用一块黑布条子挂着。没有人顾惜那张备受摧残的面容。路过的人偶尔听到天使的呻吟，上门打听究竟，老鸨们就说：我们不接受采访，我们不公布我们的姓名，我们不谈那个姑娘的情况。
有几个省下的作协，都想来摸，并定起规矩：但凡摸了大腿的，就能得到几十万的奖赏。这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情欲。于是天下纷纷，从此多事，为了争摸大腿而抱着银子夜访老鸨者络绎不绝。老鸨们很受用，很小康。很舒服。
吴怀尧：你这是在变着法儿揭鲁迅文学奖的黑幕吧？
何三坡：这个哦，可能得从我们这里的话语环境说起，多年来，我们这里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学习隐忍的功夫，都以为可以做个千年神龟什么的，看到一些个王八张牙舞爪坑蒙拐骗，他们习惯的选择是隐忍和沉默，做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地方一两个知识分子想做神龟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可能很有趣，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做神龟就很无聊。这就是我不想沉默的理由，比起满世界的神龟来，我宁愿做一只乌鸦或喜鹊。
吴怀尧：你这样说难道不担心对你有什么不利吗？
坡：不担心，我不是体制内的作家，他们所能做的无非也就是不让我参加作协大会，不给你作品评奖而已，不稀罕他们。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何三坡 中国文学世界一流（9）
吴怀尧：黑幕到底有多黑，你能说得具体一点吗？比如赞助费什么的？
坡：呵呵，这个不能说，因为谁也说不清楚，这才是黑幕的本质。
吴怀尧：那就是说，你只是从外部来看它？
何三坡：说得非常对，我们只是在外面看，因为他们躲在一幢黑屋子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拥抱，还是在打架，是抢着分赃，还是坐收渔利，只知道出来的时候都皆大欢喜，洋洋得意。至于费的事我们不谈，人家有人愿赞，有人愿取，咱们不管，再说了，我不是检查机关，你也不是税务局。我关心的只是文学而已。那么一点小钱不值得我去说，少得可怜，他们都太穷了哦！我不谈那个，他们都太穷了，一谈这个就容易为他们伤心。一帮穷光蛋，眼睛发红，跑到鲁迅的屋子里抢东西，你想想不伤心吗？咱们不谈。我也希望你不要在报纸上去谈，一谈这个就俗了，我们关心的只是文学而已。不要让两个送鸡毛信的人被他们逮到了，一枪毙了我们。
吴怀尧：那么这个文学奖的后果是什么？评选出来的作品好像都不受人们关注了。
何三坡：这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最荒诞的文学奖了，一个文学奖有30多人获奖，古今中外有过吗？滑天下之大稽，而且每届文学奖都有好几位评委获奖，更是荒天下之大唐！它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神奇的土地上才会产生的奇迹。你听说过龚古尔奖有过这种奇迹吗？布莱克奖有这种奇迹吗？塞万提斯奖有过这样的奇迹吗？不可能有哦。人家参与评奖评委的简历都必须在报章上公布，从初评到复评到最后决出的作品，对每一部作品都有每位评委的评语。只有首先做到了公开，才会有公正与公平，咱们这里倒好，全在一块黑布后蒙着。最终只给你一个结果。失去了起码公信力，同时就失去了人们对这个奖的信任度。这样一来，也就使得这些所谓的获奖作品普遍受到读者漠视和鄙视。因为说到底，是他们这一群人在毁坏读者对文学的美好期望。毁坏读者的审美判断力。这就是它的荒诞之处，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学奖，都整整搞了四届了，获奖者百余人，里面几乎没有这个国家一流的作家与诗人。这不是明摆着胡闹吗？
吴怀尧：你觉得你的这些言论对这样的文学奖会带来什么好的影响吗？
何三坡：不可能，黑暗太强大了。我也就是自言自语，说几句，可能有一点火星子，产生一丝微光。但也至多一点微光而已。他们还会我行我素。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环境，太恶劣。全在做忍者神龟。我倒是希望多有几只喜鹊或乌鸦，能让黑暗早点褪去。
吴怀尧：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吗？孔教儒学果真是糟粕吗？
何三坡：关于孔教儒学，鲁迅与毛泽东说得比我明白，就不用我在这里饶舌了。说我对孔教儒学深恶痛绝就一定是个西方文化的崇拜者，一定是个修路工，他的脑子甚至不如一个交通协管员的脑子好使。交通协管员还能够看到四条道路呢。谁说的中国文化就是孔教儒学？从前儒学都叫儒术，就是一门说大话蒙皇帝而获取功名的学问，它只是中国文化中最低级最恶俗的一种。我们有高贵明亮的墨家文化，强调兼爱、尚贤、尚同、非攻，一点也不比今天的西方文化逊色，所以司马迁的老爸太史公说：“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我们有飘逸唯美的道家文化，法自然，齐万物，讲究生而平等，不食人间烟火气，弄好了就直接让你成神仙；我们有自由旷达的禅宗文化，在表达生命智慧，提醒心灵逸乐，一顿悟你就是佛陀了，非常高级。让真正的西方艺术家顶礼膜拜。当然，西方文化也有它的伟大之处，它们强于思辨，逻辑思维发达；东方文化强于意会，感性思维丰富。各有优劣。歌德说得好，知识分子的任务是要推动文化大同，而不是用一种文化去排斥另一种文化。
郭敬明 文学史避不开我（1）
郭敬明独家专访：
“当我红了这么多年，请你不要再忽视我”
小时候。他的妈妈在银行工作，因为多给客户一百元，而被罚了赔偿，并且额外扣了一百块工资。他说，妈妈为此流了两个晚上的眼泪，那个时候她的月工资只有一百二十块。
在他大概七岁的时候，爸爸买了人生里第一件有牌子的衬衣。花了不小的一笔钱，“但是爸爸笑得很开心，他站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地看着镜子里气宇轩昂的自己。”
这些事情，让他意识到，“这些都是和钱有关系的，钱带来开心和伤心。”
后来，他长大了，通过写作，开始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各种争议随之而来，有人说：“他的钱还不是我们买书给他的钱！他拽个屁啊！要是没有我们买他的书，饿死他！他能穿名牌么？真是对他失望！”这些话同样让他失望。
他说，“似乎我并没有辛苦地写作，只是在白白接受他们的施舍，他们给我的钱。好像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购买图书，而是我拿刀逼着他们买一样。”在和妈妈通电话时，他妈妈义愤填膺：“你不要理睬他们。你光明正大地赚钱，你不偷不抢，凭什么做其他行业的人赚钱是天经地义，而你辛苦地写书给他们看，编杂志给他们看，还要受他们的侮辱？！”
这位年仅25岁的年轻人有着多种身份，偶像作家、公司老板、杂志主编……让人惊讶的是，每一样他都做得非同一般，并且在这些身份之间，切换自如，游刃有余。然而，大家看到的多是他风光和时尚的一面，常常忽略其背后的努力和艰辛。
现在，他坐在我们面前，袒露内心世界，对于一些和他有关的热点话题也首次作出回应。
“他比新闻联播的影响力还大”
吴怀尧：今年除了主编杂志，你还推出了被媒体视为转型之作的《小时代》，借用的信息概念，以自己主编的《最小说》为阵地，采用连载方式拉近了与年轻读者的距离，并为今后每年一部的序列做了伏笔。相比之前的作品，这次你想突破什么？
郭敬明：每一本书我都想去做新鲜的东西，每一本书我都想要不一样的感觉，这一本书我是希望给读者一种跨媒体的阅读感觉。
吴怀尧：能解释下，什么是跨媒体的阅读感觉？
郭敬明：比如在看这部小说的时候，读者脑海里全部是电视剧的节奏和画面。我在描写的时候，也是按照电视剧的节奏来，我甚至会把配乐都描写出来。每一集是固定的容量，固定的时间长度，跟现实生活中的时间是同步的，所以大家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看小说像看电视剧一样，我觉得大家之所以能这么讲，就证明我在实际上是成功的，听到这样的反馈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我的实验被大家感受到了，至少大家会说像是在看美剧。
郭敬明 文学史避不开我（2）
吴怀尧：我曾经问过你一个问题，在和朋友相处时，你最看中他们的什么品质，你说“努力和勤奋，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竭尽全力”，由人及己，说说你自己的理想。
郭敬明：我觉得写作的理想，我大部分都完成了，成为一个作家，出版自己的书，受到读者的喜爱，我大部分都做到了，可能没有做到的就是拿一个矛盾文学奖，我觉得那太遥远。另外一个方面，我在经营自己的公司，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作家的同时是一个优秀的出版人。我的公司成立两年了，明年就是第三年，在这期间，我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最小说》的不断变化以及明年的大改版。如果谈到真正的理想，我希望在青春文学，或者是青春文化、青少年文化这一块，涉足的领域会越来越多，而不简单是郭敬明编了一本杂志而已。
吴怀尧：在作家和商人中间，你更偏向于哪种角色？
郭敬明：作家和商人我没有完全把它们对立起来，当书籍还摆在书店里贩卖的一天，当书本背后依然标注着定价的一天，作品就依然还是一种商品，商品只有被购买了，才具有价值。否则，标榜得再厉害的作品，失去了购买力，就什么都不是。当然你可以认为精英文化永远都是小众的东西。但是，能被小众购买，也是价值。对我自己而言，成为一个优秀商人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因为我小时候就对金融、文化产业链很有兴趣，当我自己可以从事相关行业的时候，就希望我在这个领域可以做到更大，让别人认为郭敬明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同时还是一个优秀的出版人，优秀的商人。
吴怀尧：我想听听你对作家的定义？
郭敬明：我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广泛意义上讲，主要出版了作品就是作家，但是如果再狭义一点，我觉得真正优秀的作家，不应该只是昙花一现，他应该是有持久的影响力。
吴怀尧：你认为这种持久影响力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郭敬明：一个优秀作家需要具备的，是他的作品可以流传的，包括他感染的人群应该是很庞大的，我们古往今来很多成功的作家，比如曹雪芹大师，鲁迅大师，他们都是这样。对我自己而言，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只能期待，并未奢望我的作品在我死后还要怎么样。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了，每个人都没有这样的耐心去等候，我只希望在我还在创作的时候，不要被这个社会遗忘，不要被读者所抛弃。一本书出来印100本，放在家里自己看，那没有意义的。
“80后作家中我最主旋律”
吴怀尧：关于你的各种争议一直以来都不曾停息，在做今年的作家富豪榜调查时，在武汉，一家图书发行公司的老总对我说，“郭敬明的影响力远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对孩子们的影响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而郭敬明的书中，消极的东西太多，包括怀孕、堕胎、自杀，这些都是他的小说因素，孩子们看了，肯定有负面影响。”对于这种观点，你怎么看？
郭敬明 文学史避不开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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