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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旧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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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恋爱了。后来我下放，“香胰子”又请我喝了一次酒，这次做菜的，正是那一位已被他叫做老婆的杀猪女能手。
防震的日子
已是午夜，有人喊地震了，也确实感到床在轻晃，于是喊老叫小，全家狂奔到大马路上。此时大马路上已站满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大都站在路中间，远离路边的大梧桐树。大人们交头接耳，小孩子们兴奋得在人群中乱窜。有线广播发出告示，说刚才发生轻微地震，后来才知道是河北邢台大地震引发的。
从那以后，地震成了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隔几年，就逼近大家。*中，武斗打得最凶时，传来地震的消息，吓得造反派们无心恋战了好一阵子。我们那时还住在草房中，估计房子震倒了，压力也不会太大，于是，大家每晚都住在床底下。大人们觉得很憋闷，我们小孩子却感到有趣新奇，在床下窜来窜去捉迷藏。记得文化馆的一对画家夫妇是我们父母的朋友，他们每晚都住在我们家小南屋里的大床下面。在晚上睡觉时，还要在桌上倒立一个酒瓶子，以监测是否地震。有时意外倒掉，都会引起大家一阵恐慌。
1970年代初，关于地震的消息，经常传来，说我们地处一个大地震带上，虽然一直未见大的地震，但周边地区，却常有地震的消息传来，让人们感觉死亡的真正威胁并不遥远。那时县城里的草房大都翻盖成了瓦房，钻在床底下天天躲地震，一则不是长法，二则瓦房压力大，大家开始纷纷在附近的空地上盖起防震棚。
其实地震是难以预测的，但不知为何，那时却总有疑似准确的地震预测消息传来，甚至由街道出面，组织大家防震。我们住的高台子上，住房密集，大家就到南面铁路小学的菜地和花园里搭防震棚。学校的领导虽然不太乐意，但我们人多势众，他也无可奈何。
城镇居民，平时升炉子找个柴禾棒都难，现在要搭起一个五六个人住的防震棚谈何容易。我那时正上初中，为搭防震棚，放学了，就到城郊的农田里或者铁路货场里去搭棍棒柴草和油毛毡。家中院子里栽着两棵大柳树，就砍下粗枝子来，还有平时扔在墙角床底的木头棒头，总之，集腋成裘，物尽其用，终于搭建成了一个类似看瓜草屋子的防震棚，大至有十平米左右，想不出一大家子，是如何在里面挤上大半年的。
搭防震棚的有几十家，一时间远邻成了近邻，晚上没事了，大家就在月光下，砍大山，其乐融融，待到防震棚拆除时，都还恋恋不舍，甚至对住惯了的防震棚也有许多留恋呢！在住铁小防震棚时，有两件事记忆特深。一是听收音机里播文化馆周唯一老师小说改编的广播剧《入党》；一是邻居张大叔把裙子叫一条腿的裤子。前者让我惊奇本地竟然也有文学家，后者让我惊叹普通人的想像力和语言的表达力是如此的丰富。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我们这儿又闹起地震恐慌症了。那时我下放在农村，农村人不在乎什么震不震的，都住在草房子里，我们知青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也只好住在瓦房里，但县城的家里却全搬进防震棚了。这次防震棚搭在了文化馆里，屋顶用塑料布和草席子，周围的墙，是我从队里拉来的麻杆子。我每次回城，都住在防震棚里。这次的邻居，大都是本地文艺界的名人，如西邻是县剧团的一号小生，我早起回队，常能看到他练功，听他吊嗓子，佩服极了。北邻是最有名的评书艺人，听他神侃，令人陶醉，而他捧着《聊斋》晒太阳的惬意，一直是我记忆中最美丽的画之一。特别要提的是，他的儿子，常去我们防震棚对面图书馆书库里偷书给我看。还有一件事，也很难忘。那防震棚千孔百疮，寒夜里实在难熬，我到公社参加高考预考的前一夜，住在防震棚里，冻成了重感冒，高烧头疼，差点误了考试。
过了十多年，又闹地震了。这时的县城，人口密集，多是楼房，很难找到空地搭建防震棚了。于是防震出新招，用粗钢管焊防震床，搬进楼房里，估计地震毁了大楼，人还是可以在钢焊的如笼子般的大床里生存下来。一张床一两千元，到处都在卖。家家睡钢床，也是人类睡眠史上的一个壮举吧？
又许多年过去了，关于地震，只在几年前，外地发生地震时，真真切切有过一次震感。当时正在四楼的办公室里，飞跑下楼，心中惴惴不安。此后呆在大楼里，有时会想，万一地震了会如何，这时便感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和渺茫，也就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而那张钢铁制造的防震床，因为翻盖房屋，早已拆了，建筑工人用它焊了一个滑轮架，我们用它焊了一架梯子。
终于真切感受到大地震的恐怖和悲惨，是这几天四川发生大地震。现代媒体的发达，全天候的多层面的报道，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灾民身陷绝境的悲惨，地震毁灭性的破坏程度，救人场面的感人至深，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构成了一部悲壮的人类迎接大自然挑战的史诗。
2008年5月14日
划地图
刚上初中那年，去要好的同学家玩，被他*前上高中的哥哥的藏书箱吸引住了，除了借走几本小说外，还拿了地理作业本——上面竟然有县城运河镇地形图！这让我惊奇得不得了，想不到自己生活的小城镇也能划成地图。不过那图划得过于简单，连我住的居民区都没有标出来，大街上的商店旅馆也没标，我决定自己依照他的样子，划一幅大的。
买了一张大白纸，先把那张地图上已有的东西都划上去，再把我所住的居民点用红五角星标上，然后再一点点标上每条大街上的各个建筑物的名称。这时才发现，划地图，特别是详图，可不是一件小工程，光是文化馆东侧的菜市场里面的小店铺，全标出来，就够复杂的了。做了不到五分之一，我就再也做不下去了。不过，还是挺得意地把它贴在墙上，让邻居小伙伴们来参观。但好景不长，那时正处在*中期，有人说我是划联络图，像智取威虎山土匪绘的那样，小心被阶级敌人利用。于是当街道主任的母亲，趁我不在，撕了下来，烧了引炉子。我因此难受了许多天，还暗暗流了几滴泪。
运河镇的大地图虽然几乎算是胎死腹中，可我划地图的兴趣，依然不减。这次小心了，又买了一张大白纸，偷偷地划。不过，划的不是运河镇的全图了，因为已经意识到那个工程过大，非我能力所为，我要为我住的居民区划一张详详细细的全图，标清楚每个小巷子，标清楚每个住户，甚至标清楚每个住户里和我要好的小伙伴的名字，目的吗，就像智取威虎山里那张土匪用的联络图，找他们玩时方便。
不划不知道，一划吓一跳。划了几天，才发现，比运河镇详图还要麻烦。因为我们这个地处文化馆西边，俗称高台子的居民区，房屋建设过于混乱和复杂，以至于外人进去了，竟然找不到出去的路，常常会走进人家的家院子里，因此又有了“九曲巷”的绰号。但我还是知难而进，先从我自己的家划起：堂屋三间，南屋一间，院墙弯弯曲曲，院门向西开着，东面的院墙外就是别人家，家院子里还要标上两棵大柳树和一棵枣树，院子的最东面是才挖的防苏修原子弹袭击的防空洞，还在我住的小南屋上标上我的名字……最为复杂之处，就是我要按一定的比例划它们！待一一划出来时，才发现光我家一处，就占了很大的地方。想想还是先划大框吧，于是以我家为中心，一圈圈地把道路标出来，我的天，哪里是九曲巷啊，一百曲也不止呢！简直比《地道战》里挖的地道还要复杂！虽然有了畏难的情绪，还是硬着头皮，一个巷一个巷，一家接一家地划着。
“九曲巷地形图”划了三分之二时宣告失败，因为那张大白纸已让我划的所剩无几，而我本人，也耗得筋疲力尽。想想也没意思，对于我们来说，闭着眼都能在九曲巷里摸来摸去摸不错地方，要那地图干什么，有那精力，不如东到文化馆里打篮球，西到国营大鱼场钓鱼摸虾，南到铁路小学踢足球，北到杨树行摸知了猴去。
注：这篇小文，原题《邳州老地图》，想以本文写的小故事为由头，写一写现在的邳州城各个区位三四十年前的样子，谁知由头写来一发不可收，成了一篇独立的小文。
2007年9月9日星期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血泡
挺自豪的，拿了几十年笔杆子的手掌上，还能有三四个老茧赫然在目，而且双手都是如此，这足以证明，我还劳动人民过。老茧是从血泡蜕变来的，从上初中学农起到结束知青生活考上大学，因为握镰刀握铁锨握车把，手掌上不知打过多少血泡，但记忆最为深刻的却只有一次。
那是高考体检结束后不久，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我，没像别的自以为很有把握的知青们，早已回到县城的家里去等待录取的消息，而是坚持在生产队里，站好自己的最后一班岗。
时值隆冬季节，正是冬闲大修农田水利时，公社给我们生产队分配了一项筑路的任务，队里就给每个劳力划定了三米长的一个路段，挖沟筑路。天寒地冻，用铁锨根本挖不动冻土，而我的基本工具，就是一把用了两年磨得薄而亮的铁锨。我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拿着铁镐刨起一大块一大块的冻土来，而我只能拿着铁锨巴掌大的一小块一小块地别着撬着。终于等到有人完成了任务，此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我忙不迭拿过铁锹，急三赶四刨将起来。那是一把小洋锹，我的力气又不够，一锹下去，也只是一个白印子，刨下一小块冻土，至少也要三五下，就这，也比用铁锨效率高得多。一个小时过去，终于刨出一个米把深的坑来，此时已是大汗淋漓了。累是累点，却还是因为稍有成就而有点兴奋，于是双手紧握洋锹，高高扬起，奋力刨去，这时只觉手心发粘发痛，张开手掌一看，啊呀，竟然是满把的血，原来两只手上不知什么时候磨出的好几个大紫血泡已大半破裂。
此时，天空阴霾起来，寒风乍起，旷野里了无长物，令人感到荒寂和孤独，而手上难忍的疼痛，更让心里泛起一股凄凉感和委屈感。真是到了该离开这片生活劳作了近三年的土地的时候了！我将自己的铁锨交由一位社员拿着，用毛巾紧裹着血泡破裂的手，黯然离去——不是回生产队，而是回县城的家里，去等待大学录取的通知书。
卖牛肉
老黄牛死了，许多社员主张分肉吃，队领导班子不同意，一者私分牛肉是犯错，二者队里要买手扶拖拉机正缺钱。于是决定把牛肉卖掉，牛骨头煮汤，每个出工的社员可以喝上一大碗。当然，煮过的牛骨头，也要卖掉。
牛肉煮成半熟，据说这样最压秤。满满装了两大筐，由副队长、我和一个劳力（男社员）拉着平板车，去县城卖。之所以选我，是因为我是知青，没有私心，由我在旁监视，社员们放心。
初冬的早晨，田野里弥漫着浓浓的雾。我们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不紧不漫地走着，兴奋的讨论着牛肉能卖多少钱。最后副队长敲定，由我记帐，副队长收钱，劳力掌秤。每斤牛肉底价六毛，要价八毛，卖的价格越高越好。
刚走到运河大桥上，就有一个船蛮子（使船的南方人）问牛肉多少钱一斤。我兴奋的刚要开口说八毛钱一斤，却被队长抢先说九毛一斤。那船蛮子嘴一撇说：“人肉也没那么贵！”掉脸就要走。我急了，怕第一笔生意泡汤，又怕副队长的漫天要价把人吓跑，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最低六毛一斤！”这是我头一次做买卖，以为喊出了最低价，人家会还高一点价呢，谁知船蛮子开口就要三斤。我激动的赶紧掏本子记帐，副队长则皱皱眉头，推推劳力，说：“给他称！”卖完肉，副队长对我说：“你嘴可够快的，砍价也要三分五分的砍，你一让就是二三毛，这样可不行，卖不出价的。再卖，由我砍价。”我唯唯诺诺，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的牛肉摊子，摆在了老菜市口，也就是小十字街口，算是闹市的中心，南来北往必经之地，离我家住的文化馆西边的高台子，也就百把米。这是我的主意，因为我是老街人，知道哪儿最有人气，而且街面上的人都熟，不会有人找麻烦，更何况我还有后台：一者母亲是街道主任，二者邻居大爷是工商局长。
“便宜卖了，八毛一斤，小黄牛肉，嫩死了！”副队长一阵吆喝，老黄牛肉成了紧俏商品。买牛肉的，看热闹的，把我们的牛肉摊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开始时，我还低着头记帐，怕被熟人认出来。渐渐被火爆的讨价还价气氛所感染，看着那么多人争买牛肉，内心升起自豪感，便把头昂得老高，不仅帮副队长收钱，帮劳力割肉，还主动讲起价来——此时一开口可不是底价六毛了，而是九毛。副队长夸我会叫价，买肉的说我越年轻心越狠。
下午三四点，牛肉就卖得差不多了。大家都还没吃午饭呢！副队长让我合合帐，说不卖了，大家上小饭店吃饭去。我坚持让他们去我家吃。副队长推辞了一番，就把剩下的几斤牛肉一提，说：“那就上小徐家吃吧！”
老黄牛肉其实很不好吃，烧了很长时间，还嚼不动。副队长不好意思地自我解嘲道：这样的死牛肉，卖六毛一斤都贵了。
2008年9月17日21：50：12
一斤白糖
那是1976年的夏天，和公社会计以及其他大队的几个知青，结伴去县城开会。回来的路上，会计说他想买一斤白糖，留当药引子用。几个知青推荐由我来办，因为我母亲是街道主任，应该可以走后门买到。于是我就收了他的五角钱。那时白糖是凭票供应的，城镇户口每人每月也就是二两，走后门买一斤白糖，也是要好大面子的。
母亲听后，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大约半个月后，终于买到了一斤白糖。等我将白糖拿回生产队时，已是一个月后了。我一方面让人捎信让会计来拿，一方面想等到去公社时捎给他。但此后，却一直没有了他的消息。眼看那包糖的草纸一点点由潮到湿，急得没有办法。有一次去一个大队开现场会，还把那包糖带了去，可惜没遇到，又拿了回来。还有一次开会时遇到了他，却没有带白糖，急得我脸通红。
包糖的草纸终于湿透了，看着已经有些发粘且已从纸中渗出的白糖，我只好拆开纸来，将白糖放进玻璃瓶里。这一放，竟然放了一年多，夏天到了时，白糖已经化出了半瓶子的水，味道也已有些怪，这时已不再想将白糖如何交给会计了，而是想法把五角钱还给他。
直到考上了大学，离开了生产队，也没再遇到那会计。一恍又过了十多年，那时我已在本市报社工作，有一次下乡采访，在我原来下放的那个镇，竟然遇到了那会计。没想到他一下认出了我，而我，也很快认出了他。久别重逢的亲切中，竟然想到了那一斤白糖的事。忍了又忍，终于在中午吃饭时，借着酒劲，说出了我的隐藏了二十多年的内疚，谁知他哈哈大笑，说“竟有这样的事”。
路灯下
与路灯结缘，是因为天黑后，没有更好的地方去。
县城居民，六十年代前期用的是洋油灯，六十年代后期才有了电灯。洋油灯的昏暗就不说了，电灯一家别管几间屋，只安一个十五瓦的灯泡，比煤油灯亮不了多少。天黑了，大人们要在灯下做家务，小孩子们都被驱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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