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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传记:FROM文艺范儿TO新生代导演-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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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年导演系没有招生且往年报考导演系的人太多，于是贾樟柯调整战略计划，报考竞争少一些的电影文学系。1993年时招导演了，但他考过文学系了，觉得考这个比较保险，知道怎么考。第二年又考，但文化课还是没过，他那文化课是因为跑江湖落得实在太厉害了，但当时的系主任胡滨，还有教务处处长赵奋喜（已故）比较欣赏贾樟柯，他们都说：“你就先来念吧。”据贾樟柯介绍：
“然后我就去旁听，等着慢慢再转。后来四年一直算‘旁听’，一年付两千块钱吧，毕业时还是发毕业证给我了。”
这样贾樟柯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考上了北影。开学报到时，父母送儿子到了北京，一家三口去了世界公园玩。那天，贾联凯和妻子看见了很多在山西老家看不到的景色，特别开心。贾樟柯牢记着父母快乐的一幕幕。
第二章 银海学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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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贾樟柯由于不算是电影学院的正式学生，并且他比他的同学们要大很多，所以刚进入文学系的时候，他感觉是名列另册，他当时“觉得他们都是孩子，不像我，在社会上待过……我已经挣过钱了——我身上还带着一笔自己挣来的钱”。①而贾樟柯则给他同学留下这样的印象：
“贾樟柯也是一个怪人，不声不响，独来独往。喜欢在天冷的时候穿着他标志性的暗红色羽绒马甲，一个人走来走去，碰到了就来一个温厚的笑容。”
就这样，贾樟柯步履蹒跚，开始了他“漂在北京”的日子。班上有好些同学是电影厂的子弟，有着先天的优越感。贾樟柯还记得一位女同学用不屑的语气说，现在连阿猫阿狗都可以当导演①。贾樟柯听了之后就特别气，他想，阿猫阿狗为什么不能当导演呢？拍好拍坏是一回事，但你不能说人家连电影都不能拍呀。
因此，对这些噪音，贾樟柯处之坦然，他只想早日跨入电影的神圣殿堂。“在北京电影学院接受职业教育的第一堂课，老师给学生们放映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贾樟柯就被宏大史诗般的凝练气势所震撼。这为他今后拍摄电影大量使用凝固的长镜头找到了依据。而在北影学习期间，贾樟柯还狂热地崇拜上了德国新电影运动的代表，独立电影大师法斯宾德②，这无疑也成为他后来热衷于独立电影的信念基石。而进一步关注德·西卡、布勒松和费里尼③的电影则更坚定了贾樟柯走艺术电影道路的决心”。④
不过，学校里有的科目还是让贾樟柯颇为失望，他记得，“他上‘电影分析’课，看《黄河谣》他就分析这男主人公叫‘当归’，女主人公叫‘红花’，当归和红花是两副药，这电影妙就妙在这个名字上，当归是治女人的药，红花是治男人的药（笑）。把我听的！我说这他妈叫电影巫学（笑），要这么搞电影就太累了吧。当然进电影学院对我来说，是能看很多电影吧，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图书馆有很多台版的电影书，现在‘三联’可能在卖了，可当时那是如获至宝呀！你想，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很多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因为外语不好也不可能看外文的，我每天下午就去看这些台版书，看遍了，我觉得它是我的老师（笑）。我们国内电影出版的书纯理论的特别多，比如说电影语言呀，什么是电影，什么纪录本质，电影史，但是说第一手导演的那种资料，导演他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为什么要这么拍，这种书出得特别少。看这些导演自己谈自己的书籍，其实让我找到一个怎样进入电影世界的这样一个入口。当时我看侯孝贤《悲情城市》那本书，觉得啊，特别开窍！觉得电影这种形式并不是特别神秘的一个东西。比如侯孝贤就谈他怎么样找他的方法的，他的编剧给他推荐说应该看看沈从文自传，他就去看，看后他就被沈从文那种平静的、包容的东西给震惊了，他说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里沈从文能够很平静包容地看待世间的万物，侯孝贤他开始找到他的电影的态度和视点，而我，从这儿才发现从感受感情出发来寻找电影的方法，而不是从一个概念、一个太理论的东西出发”。①所以贾樟柯立志要拍一部电影！他要的是创新！
贾樟柯读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北京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的第五代导演最活跃的时候。他入学之前张艺谋刚拍完了《秋菊打官司》，接着《活着》也快完成了。1993年那年正好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那时整个学校弥漫着一种清新的气息，让学生们很有自信。
第二章 银海学舟（6）
贾樟柯认为，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到了电影学院他才看到真正的电影。但学校本身提供给他们的东西，还是不多，因为他觉得大多数教授还是很保守。他说：“因为电影在中国一直是受到审查控制的。举个简单例子，1993年的时候我想看很流行的美国电影，比如科波拉的《教父》（TheGodfather，1972）或《现代启示录》（1979），如果你不是导演，不是电影系学生，根本没办法看到这样的电影。所以我到了电影学院最大的收获就是那些以前只能在书里看到的电影，真的能在银幕上看到。在电影学院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可以看电影，星期二是中国电影，星期三是外国电影。所以在这四年里，我觉得我自己真正进入了电影的世界。”①ǎ专｛花ǎ讪｛线ǎ楱｛库ǎ� ；。。
在北影，最吸引贾樟柯的只能是图书馆。他是图书馆的常客，只要一到课余时间，就到图书馆去浏览钻研。
北影图书馆，是贾樟柯心目中的“精神圣殿”。图书馆装饰典雅，多种典籍、图书、报刊，品种繁多，排列整齐，取阅方便。特别是收藏了许多香港、台湾出版的电影书籍，这使贾樟柯爱不释手，潜心钻研。只见他有时左右巡索，有时埋头伏案，有时目不旁瞬，有时奋笔疾书。在这里，使他真正浸润于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和心灵净化的感觉。
在北影的四年，贾樟柯就是这样一头扎在书堆之中，如痴如醉地阅读，他如海绵吸水逐本逐本地阅读。当时，中国内地的电影理论很多都是些西方经典的翻译，如巴赞（AndréBazin）、爱森斯坦（SergeiM。Eisenstein）的理论，后来有较新的当代理论，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符号学。但是第一手介绍导演，还有导演访谈的书籍很少。那时候贾樟柯在图书馆看到了《斯科塞斯论斯科塞斯》（ScorseseonScorsese）、塔可夫斯基（AndreiTarkovsky）的《雕刻时光》（SculpturinginTime：ReflectionsontheCinema），以及侯孝贤等人的访谈。这些书籍（当时）在中国内地都没有出版过，只有在这个图书馆能读到。而他的兴趣在导演，所以他以为“真正替我打开了一扇窗的，就是这些书籍和这些电影”。
贾樟柯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规矩，每个星期要看两部新的国产电影，看了两年就开始逐渐有一种不满。这种逐渐的不满来自什么呢？就是当时中国的银幕上是看不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跟身影的，整个荧幕世界跟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特别是对我们中小城市、县城农村长大的孩子，特别是对来自内陆有深厚文化的背景，但同时又在当代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困难的一些土地上的故事。在当时的电影里面是很难看到，时间长了，我就有了非常大的不满，因为我觉得实际上我选择电影，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生活，长期的一种生活历练让我自己有一种表达的愿望，希望把我个人的生存经验能够通过电影呈现出来。”①显然，电影界的这种状况，令贾樟柯不满，也给他动能，促使他“决定自己干”，他要把自己认为被银幕遮蔽掉的生活呈现出来，“这是我最初做电影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就是在争取话语权”，②贾樟柯说。
不过，贾樟柯对母校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他觉得北影这所学校各方面还是比较宽松的，它鼓励学生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于是他自己慢慢地想做导演，并尝试写剧本，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当过很多次“枪手”，坐在自习教室里为别人赶写电视剧本。那时候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挣一些钱补贴自己的短片制作。“我的剧作能力是写电视剧写出来的，所以我现在拍电影不用剧本”，他这样说过。
第二章 银海学舟（7）
■4。喜欢三个词——青年、实验、电影
贾樟柯这一届北影文学系的同学，总共12个人，七女五男，号称“七侠五义”。住在北影618房的贾樟柯和同班同学顾峥、王宏伟，便是这“五义”中的三个。
起初，他们聚在一起也颇有几分侠义，因为他们三个都不富余，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钱便是我缺饭票。大家只好相互照应，三个人把钱凑在一起，用“共产主义”的模式解决温饱问题倒也让他们混了四年。日子久了，贾樟柯便流露出想拍电影的意思。顾峥和王宏伟都没有往心记，因为他们三个的家庭既无电影界的谱系，又无大款亲戚，连吃饭都有难度，想拍电影简直是个笑话！
但有一天，一切都变了。这个标志性的事情就是，在1995年，他们三人发起成立了青年实验电影小组。game。mihua
当事人之一的顾峥回忆说：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学生照例去洗印厂观摩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放的什么片子已经没有印象了。可是影片带给大家的失望和愤怒还是记得的。步行回学校要经过北影后面特别黑的一条小路，贾樟柯再次对王宏伟和我说，咱们拍电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他说，你看看现在的中国电影，得了那么多奖，实际上这么差，压根就是个幻觉！
事实也是如此。进校以后，全体同学观摩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霸王别姬》。这部刚获戛纳影展金棕榈大奖的片子是第五代电影继《秋菊打官司》以后，在国际电影节上又一次获得成功，但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当时他们不但得到了国际电影节的最高荣誉，得到了国内很好的票房，同时还得到了影评界的一片赞誉之声，这非常难得。可是在此之后，我们见到的第五代电影却越来越所谓“商业化”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影片中的原创性越来越差，他们电影中的中国越来越陌生了。而他们的一套拍片模式、成功模式也开始在误导中国电影。就连擅长拍城市题材影片的黄建新居然也在拍摄一部第五代电影得奖模式的《五魁》，接着是何平的《炮打双灯》、李少红的《红粉》。望着他们电影中的张式摄影、陈式异国情调，以及同样的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同样的对问题的熟视无睹，我们开始失望了，开始不满了！
那天晚上，我们搞了几瓶啤酒，在宿舍楼的防火楼梯上侃了一夜。仿佛一下有了责任感，老贾不停地吸烟，说话比平常多了许多山西口音。他说：不能让这帮人搞了，咱得弄点实在的东西，得发言，得拍东西了。当时我还是比较悲观，说了一些实际的困难。没想到王宏伟那天特激动，一伸手摔了一个空酒瓶，说：不管，就是要拍！碎酒瓶的声音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耳，算是我们的宣言。
制作电影是一件需要集体力量去完成的事情，我们只有三个人，很自然地想到要有一个组织，能够长期作为一个号召，吸引更多的朋友参加，尽量长久地做与电影有关的一些事情，哪怕是作为一个在一起谈论电影的组织也好。那天，贾樟柯、王宏伟和我想了很多名字，想给我们的小组起一个响亮点的名字。因为我们想拍贴近现实、平民化的电影，王宏伟提出两个创意，一个叫“大生产”、一个叫“东风”。我和老贾不同意，觉得太波普。最后，想出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这个名字。有了名号，下来就是寻找拍电影的机会了。
第二章 银海学舟（8）
直到现在电影学院都有一种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气氛，大家认为导演只能是导演系的同学才能够担任的职务，其它系的同学只能是他们的助手。这在一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导演系同学在入学时直至以后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特别是在第五代的导演们获得成功之后，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育被成功地证明以后，导演系就有了急切培养大师的渴望，不管对象是不是刚离开家的十七八岁的孩子）。后来有一个导演系同学听说我们要拍片，对贾樟柯说：拍一个也好，拍过之后就会知道拍电影不是这么容易。他不例外地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口气，贾樟柯可能有一点生气，这也许是他成功以后在《南方周末》提出“业余电影”概念的原因。据说导演系老师对这种观点很不满，但我们都很高兴，知道他没有变，还在为大多数人表示——有拍电影的权利。∧米∧花∧在∧线∧书∧库∧ ；http：//。。
小组起初只有我们三个人，但对电影还是很狂热，最多的时候大家能够在一天中看七八部电影，然后就是对电影的好坏进行激烈的争论。我记得有一天夜晚，宿舍已经熄灯，贾樟柯突然冲进屋里，告诉我他找到电影节奏的最好的解释了，好像是引用让·雷诺阿的话，大概意思是：“电影就像是在一条河流里缓缓飘行的小船，在它顺流而下时，偶尔会碰到一支垂下的树枝，它会受到一下阻碍，接着继续向下游飘去，这就是电影的节奏。”王宏伟的兴趣在制片上，当时有一本介绍法斯宾德的《爱比死亡更冷酷》制片情况的书，小王迷上了独立制片。他把这个概念带到了小组中来，以后我们一直跟别人讲，我们要搞的是独立制片。其实当时谁也对这个概念不太清楚，只是觉得“独立”两个字能代表我们。对我来说这段时间非常难忘，三个人互相鼓励，看了大量的书、大量的录像带，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专注的学习了。①
为了扩大青年电影实验小组，贾樟柯他们还大张旗鼓地印了T恤衫。他们不等不靠，自己筹措资金，动手开始做片子。
《有一天，在北京》，虽然一部只有十分钟的纪录片，却是贾樟柯自己拍的第一个短片，是在天安门广场拍的一个印象性作品。对此，贾樟柯介绍说：“《有一天，在北京》是我第一次当导演，也是我自己做摄影师拍的。这是个录像作品，也是我第一次通过取景器（镜头）看这个世界，拍摄时那种兴奋的感觉真的很难用言语表达。我们只拍了一天半，但却是我第一次通过取景器开始描述、观看这个世界，我非常兴奋。我觉得这个作品没有什么可以多谈的，因为它很幼稚、很稚嫩，它是部很短的电影，也是个实践之作。当你真正站在街上拍摄的时候，我开始问自己，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去看这些人。这个短片是天安门广场上一些游客的记录，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很自然地拍到了一些从农村、从外地来到这个城市的一些人。广场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群，比如说有管理者、在北京这个城市里休闲的人、放风筝的，或带着孩子来度假的。但我还是很自然地拍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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