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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春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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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家里又买了一台25英寸的国产大彩电,父亲和母亲的视野也被它放宽了。没两年村里也安上了“加密”,那台电视机可以收到三十多套电视节目。儿女不在家的时候,老两口晚上总是一起看电视,那是每天不可或缺的休息娱乐的方式。2003年5月份父亲去世后,母亲不愿离开住惯了的老房子去和儿女同住,那台电视机也成了母亲一人的电视机。儿女回家的时候毕竟有限,那台电视机也成了母亲亲密的朋友。“天气预报”是母亲每晚必看的节目,除了电视剧外,“有请当事人”、“说案”等也是母亲爱看的节目。

  母亲的地柜儿上放着两个可以说话的朋友,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电视机。电视机可谓是全家人的平凡的“快乐天使”,它给我们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和知识。

抡大锤的日子
抡大锤的日子

  
  王平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经过院领导的一番请示,上级主管部门终于批准了我们兴建新楼。6月中旬的一天,开早会的时候,院长宣布:“由于各方面的资金都很紧张,从今天开始有计划地自己动手拆墙,拆大烟囱,搬挪科室里的东西”。

  劳动的第一天,是一个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的好日子。由于大部分人都得照常工作,腿伤未愈的院长只好领着我们几个男青年先赶着。我们第一个重点目标就是把车库的间墙拆了,准备以后放锅炉。那次,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抡大锤的滋味——抡过十几下,胳膊就开始发软。因此,40多岁的院长和我们五个年轻人采用车轮战术,一个人抡十几下,再换下一个人,只抡得尘土四起,满脸灰尘,浑身淌汗。没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拆掉了一面墙。也就是在那天的劳动中,我不仅把手弄破了皮,而且因抬东西弄了满身机器油。

  忙了几天之后,老医务工作者也出动了。50多岁的支部书记和几个老医生干起活儿来比年轻人在行,经常指导年轻人干。后来大家在院长的指挥下,顶着烈日,开始拆大烟囱。大烟囱有十几米高,想把它放倒,又无任何危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院长担任总设计师,我们十来个人不分老少,采用车轮战术用钎子和大锤,一点一点地把大烟囱底部的砖敲掉。接连几天,在太阳底下持钎舞锤,挥汗如雨地干,终于在大烟囱底下敲了个大洞,院长说可以停下了。第二天上午,院长用救护车把住院的几个病人暂时挪到别处。回来后他让一位男医生爬上大烟囱把粗绳和导链儿拴好。女职工也出来帮忙,和我们一起拽绳。另几个人则把导链儿的另一端固定在一棵树上,一点一点地导动。我们距大烟囱数十米远。院长派几个人守住路口,不让行人经过此处。大家听着指挥一起生龙活虎地干着。只见大烟囱渐渐向西倾斜,缓慢地向下倒,那高大的身躯倾斜了一定度数后,突然快速摔下来,“轰隆”一声巨响,无数砖块和着尘土四处飞溅,浓“烟”骤起,场面颇为壮观。大家高兴地喊起来了。几天的汗水终于没有白费,大烟囱被我们放倒了!

  一个多月的时光匆匆而过,铁锤、铁钎等工具代替了手中的听诊器和手术刀,伴随我们男女老少在阳光下、风雨中完成了建楼前的大部分准备工作。

  那是怎样的一个多月啊!

  今天,当我们在整洁宽敞的新楼做着救死扶伤的神圣工作时,总爱忆起那些拼搏奉献的日子。我深深体会到,只有用汗水换来的果实,品尝起来才格外有滋味。

  (注:本文原发表于1997年11月15日《健康报》,未改动。)

美丽的小村
美丽的小村

  
  王平

  
  我的家乡是爱辉镇辖区的一个小村:西三道沟,又叫里三道沟。小村曾经历了满清、民国、伪满洲国时期的黑暗岁月,是新中国的诞生让小村获得了新生。

  我的父亲出生于1948年,母亲出生于1952年临近初春的时节。他们尽管经历了那场旷日持久的饥饿和十年“*”,可幸运的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

  母亲生我的时候是在1971年的10月,那时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只能借助在亲戚家里。

  童年时候的我对小村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那一座座破旧的土房在我的眼里都有几分神秘的气息。上海青年宿舍就盖在小村的东面,是一座座长长地土房,上面还有白灰刷写的标语。我们的幼儿园也是一座土房,离学校不远,上海青年朱老师在那里教我们唱歌识字。我七岁的时候,终于走进了红砖筑就的小学校。这座砖房,两面是教室,中间是可以放电影的文化室。学校的西南角立着大喇叭,从大喇叭里传出的哪怕是新闻节目,都让孩子们觉得好玩儿。孩子们最着迷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小伙伴们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一年也吃不上几次水果,可小村就是我们的乐园,是我们眼中最美的小世界!

  我上中学的第二年全家从土房搬进了砖房,从那时起,小村几乎全是砖房了。家家都有了电视机,许多人家有了马车。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几年后,乡村的日子火起来了。最美的记忆就是在夏日有月的夜晚,坐在屋里陪着父母欣赏电视节目。窗外茂密的小树林似乎也打起了瞌睡,阵阵的蛙声反衬了小村的静寂,别有一番乡村的诗情画意。

  我结婚前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小村的许多人家都有了小四轮儿,干农活方便了许多。好些年轻人都有了摩托,帅哥驮上靓妹,那份洒脱一点儿也不比城里人差。被评为省级文明村的小村,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今天,当我再走近小村,是另一番让人欣喜的景象。一条条水泥路面早已取代了尘土飞扬的土路。手机不用说了,一些人家还有了电脑,通过互联网了解天下事。工程浩大的高压电塔从小村的东北穿出,向西南延伸开去。现代化的202国道从小村的南面穿过,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你都会听到汽车从国道飞驰而过的声音。客机也天天从小村的上空飞过,若逢夜晚,飞机上的灯一闪一闪,甚是好看。真的,小村的动人之处已不仅仅是那一片片一望无际的庄稼,以及那一群群行走着的牛羊,也不仅仅是乡亲丰收时的笑脸,还有许多许多……

  新世纪的小村人种地还可以领“粮补”,甚至“种补”,看病还有“新农合”报销,日子能不美吗?那真是“幸福像花儿一样”啊。

美丽的小镇
美丽的小镇

  
  王平

  我的家里挂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我曾指给女儿地图上小镇爱辉的位置。

  爱辉曾经历了满清时沙俄炮火的焚烧,经历了民国和伪满洲国时期的黑暗岁月,是新中国的诞生让小镇迎来了灿烂美好的新生。

  我出生于1971年,对爱辉的印象是儿时记事儿时才有的。记忆中父亲曾把六七岁的我送到爱辉的姑姑家,我像过年一样高兴。爱辉那时有比小村更宽阔的街道,有更多的房子,只是除了边防站和电影院是楼房外,几乎都是平房了。那时还没有电视,只能听听收音机,我和表弟便疯玩儿。我有时看着挂在门旁的姑父的笛子发呆,很希望姑父能吹出一曲美妙的旋律来,只是从来没有听到过。

  1990年我调入爱辉卫生院工作,从此便落户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爱辉人。那时卫生院的门诊部和病房都是平房,青砖筑就的门诊房也不知有多少年历史了,冬天呆在里面会感觉冻脚。江边儿的那座小白楼建于1992年,而被人们成为中央街,现定名为拱宸街两侧的楼房,大概是1993年建的。多了几座楼房,乡亲嘴里称呼的“爱辉城”多少有了点儿城的味儿道。 1993年夏天的一个有雨的日子,当时的镇党委于书记宣布爱辉镇农贸大集开集。从此每月10日、20日、30日便热闹起来,乡亲和职工们买点儿吃穿用的方便了许多,孩子更是盼着有集的日子。1996年10月我们卫生院也搬进了新楼,同事们都有一种搬进新家的喜悦,患者看病的环境改善了,职工们冬天也冻不着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二十多岁,一到夏日的傍晚,便与朋友们到江边儿散步。江水清澈,行人悠闲,绿树蓝天,别有一番情趣儿。后来,一些老年人又组建了秧歌队,有些年轻人也加入了其中。他们傍晚在小白楼附近扭秧歌,在锣鼓和喇叭声中扭得很生动,也是小镇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时光匆匆流逝,如今我在小镇工作快二十个春秋了。昔日的年轻小伙儿,已步入中年,对小镇的感情却像是一个孩子对母亲那样,朴素而美好。小镇吸引人的“靓点”一天天多了起来。国家一级展馆——黑河市瑷珲历史陈列馆,是让人们尊重历史,反思历史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待了许多高级领导、名人以及无数中外游客。纪念两位清代爱国将军萨布素和寿山的瑷珲卫国英雄园,也是激励教育后人的重要基地。那有着天然之美,展示森林独特魅力的瑷珲国家森林公园,那静谧而古朴的传播佛教文化的金法寺等等,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今年8月11日,黑龙江知情博物馆也正式开馆,此馆与森林公园相距不远。据说来参加开馆仪式的有两千多名知青。那段上山下乡的岁月让知青难忘,在乡亲心中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连当时还是孩子的我还依稀记得记得几位上海知青的模样儿。知青们对农村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的事迹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小镇的拱宸街这几年一下竖起了七八座小楼,分别开着饭店、商店、网吧、美发厅等。十里长江的江堤是去年修的,气派美观,也方便了游人。江边儿的天市广场,可谓小巧玲珑。小镇内的三个村的乡亲有的在农闲时也领着孩子去广场散步,摆弄一下健身器材。乡亲的日子也真的红火起来了,家家是砖瓦房,家家有小四轮儿就不用说了,许多人家有了摩托车。有的年轻人结婚还添了电脑,互联网已接近了许多农家。数字电视也在小镇的一个村安装完毕,正在进行全面普及。乡亲种地可以领“粮补”、“种补”,看病还有“新农合”报销,这是和谐社会才能有的好事啊。新世纪的新农民小伙们又帅又能干,姑娘们勤劳又漂亮,感觉就是不一样。

  我平时上网在论坛上的网名是“瑷珲王平”和“爱辉王平”,并写了一些有关爱辉的文字,发了许多有关爱辉的图片。我要通过网络让外地的朋友也了解爱辉,尤其是小镇爱辉今天的新面貌。

  祖国富强了,家乡也似乎总回荡着一组和谐优美的旋律,让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常常露出愉悦的笑脸来。

我的旧居
我的旧居

  
  王平

  
  2008年9月5日,天有些阴,并下了两气儿淅淅沥沥的小雨。亲朋好友们帮我将家具等从小白楼搬到了新买的平房。江边儿小白楼西数第二家已不再属于我,它将同整个楼房一起等着公家的拆除。

  我们一家是1996年9月搬进小白楼的,那时仍属于“公房”,第二年便参加了房改。我们一家在小白楼住了十二年,是我二十五岁到三十七岁这段时光。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有艰辛,有快乐,有烦恼,也有成功。

  刚搬进这座烧火楼的时候,炉子不好烧,毛病出在烟囱上,父亲便帮我修烟囱。那时女儿刚一岁多点儿,我们忙着的时候暂时忘了看护她。她便从屋里走了出去,从西面的楼梯滚了下去,恰好被她爷爷接住。没受一点儿伤,有惊无险。可三楼走廊的铁栏杆的缝隙比较大,我一直害怕女儿接近它,这种担心一直持续了五六年。

  那次安装室外天线也挺险的,赶上一个刮大风的天气。四表姐夫帮我做天线,做好后准备往楼顶安。楼顶就是我家的房顶,我家住在顶楼三楼。木梯搭在“雨达”的边沿本来就挺危险的,还被风从三楼刮到了地面。幸亏没有人经过,否则准惹了祸。

  刚住进白楼的时候,最大的麻烦是房盖儿漏雨。这座小楼的楼顶四周是“女儿墙”,盖儿是油纸和沥青做的,听人说应该是“三纸四油”,可肯定是偷工减料,达不到标准了。雨下得稍大些,稍长些,棚顶便开始漏雨。一天夜里,雨漏得太多,我和妻子一宿擦了好几次地板革,水还是漏到了二楼。雨从我家管儿灯的进线口直往下滴,我踩了饭桌去擦灯上的雨水,结果把饭桌的一条腿还给踩坏了。二楼的大爷擦完地往外倒水,风一下把门给关上,锁住了!害得他穿着背心和裤衩半天才进去屋。晴天的时候,我便从市里买了沥青块儿,也就是人们说的“臭油子”,学着邻居的做法将其装进铁桶,然后用木架吊起来,底下烧上火,一点点地烤化沥青。沥青熬好后,将其用绳子吊到房顶,浇到漏雨的地方。这样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每年都如法浇沥青,每年都仍有漏雨的地方。直到2001年6月,才修上了铁瓦盖儿,修的时候并没有动“女儿墙”,所以雨水仍不能很好地往地面排,仍有少许地方漏雨。

  住烧火楼,往楼上拎煤拎柴自不用说了,就怕冬天下水道冻了,得一桶桶地往楼下倒水。更怕2、3月份的时候自来水冻了,得往楼上挑水。有一年自来水冻了,差点儿挑了半年的水,这样的时候幸好不多。

  住小白楼还怕看不好自来水,妻子有两次都把水漏到楼下了。2005年12月初的一天,一向谨慎的我,早晨开完自来水龙头便忘关了,之后去了邻居家帮包饺子。10点多钟居然来水了(平时只早晚供水),把二楼邻居家“淹”够戗,可做了一件“害人害己”的傻事。虽然邻居只让我出了一多半的刷墙费用,仍觉心里颇过意不去。

  住小白楼虽有许多烦心事,更有许多让人难忘或留恋的地方。小白楼总共三层,一层六家,共十八家,大家相处得都挺好。每逢包冻饺子的时候,总能挺容易地找着帮忙的人。我楼下的关姨,三楼的罗婶都是帮着和面、和馅儿的主力。

  小白楼的位置得天独厚:东面临江不足百米,北面有小巧玲珑的天市广场,并与爱辉镇政府漂亮的小楼遥遥相对。西面是温馨朴素的爱辉村的村落一角,南面行不足二百米,稍向西便是驰名中外的爱辉历史陈列馆。特别是夏天,此处真似一座简易的别墅,是小镇它处所无法比拟的。

  正是在小白楼居住的这十二年,我和妻子供女儿读完了小学六年级。低年级的时候妻子辅导女儿,几近于披星戴月。四年级以后我周末给女儿检查作业,辅导英语,也勉强称得上是不厌其烦。我也是在小白楼自学了中文专科至本科的全部课程,完全凭实力考取了专、本科学历。不过,我们一家没有在小白楼过过一年春节,十几个春节除一年在岳母家过的外,其余都是在母亲家过的。

  十月中旬的时候,我和女儿曾在小白楼照了一些相片,准备留做纪念。后来因为不太懂相机的功能,不小心全被删去了。10月29日中午上小白楼想为它单独照张相,一看已是一片废墟,小白楼荡然无存了,居然拆得这么快!

  一座小楼光荣地完成了它十六年的使命,把它原来脚下的那片土地又还给了人们。可曾在白楼居住过的人们不会忘记它,因为它虽然不够完美,却曾是为主人们遮风挡雨的最忠实、最可靠,最无私的朋友!

拉豆秸
拉豆秸 

  王平

  黑龙江盛产大豆,大豆全身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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