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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天堂-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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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莎得知我译过剧本《保尔·柯察金》，而当时的教员孙杰参加过该剧的演出，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时，她很高兴。她说：“你把你的妻子带来让我见一见……”1957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她。她拉着我们的手戏谑地说：“记住，我是你们的媒人！”她送给我们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她和躺在病床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她在照片的背面写了一句话：“祝你们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
1987年我又来到莫斯科。中苏两国都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我专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去拜见我的“媒人”，她当时担任该馆馆长。她那深棕色的头发已经变得银白。我们又谈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谈到他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情况，并回忆了她访问中国时留下的美好印象。那天，我为她画了一张速写像，她签名时仍然冠以“媒人”二字。
那次，我又凭吊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墓。墓碑——庄严雄伟。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1936年12月22日逝世的。25日火化后，他的骨灰盒先是嵌在新圣母公墓的墙里。1953年，苏联政府决定将他的骨灰入土安葬。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曾表示过，他死后希望能长眠在他敬爱的作家、小说《恰帕耶夫》的作者富尔曼诺夫的墓旁。他的墓上树立了一座墓碑，碑上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半身浮雕像。雕像作者齐加里。奥斯特洛夫斯基斜身靠着枕头，侧脸面向远方。一只手放在书稿上，另一只手搭在胸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表情安详深沉。这是一位不向敌人、不向疾病、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人。墓碑的下端雕有军帽与马刀，表明他少年时代英勇无畏地驰骋沙场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2007年秋，我再次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墓前，在他的墓碑上增加了赖莎的名字和她的生卒年代是“1906—1992”。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使我浮想联翩。我背诵他留在人间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的斗争！”
我早已告别了青年时代，越过了古稀之年。同龄的妻子突然双目失明，我护理她的时候，常常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想到他的夫人赖莎和她赠给我们的照片，还有照片上的那句话：“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我每每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夫妇，这时我身上不由得会涌起一股热爱生活的暖流。
199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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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在橡树下（1）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
橡树——在俄国象征永恒，象征不朽，象征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知道特瓦尔多夫斯基安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里。我知道他的墓碑是一块大石头。我见过朋友们拍摄的照片，见过拥抱着巨石的那棵大橡树。但我还是想亲眼看一看这位诗人的墓碑。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墓在七区，靠高墙的路边上。一段矮围栏将它与人行道隔开。一棵橡树伸出很多枝杈，在风中响动着硕大的叶子，像帐篷一般覆盖在墓碑的上边，为墓主遮风挡雨。墓碑左右是两块横卧的石板，分别刻着诗人和他夫人玛丽娅的姓名及生卒年代“1908—1991”。
浓郁的橡叶好像沉吟着墓主沉浮的一生。我想更多地了解他的情况，想和知情人接触一下，谈一谈。说来也巧，几天后，俄罗斯作家协会的朋友们邀我到斯摩棱斯克州的后山村去，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诗歌奖颁发大会。
“那儿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出生地，那儿有诗人的故居纪念馆……”老友巴维金说：“那儿有他的乡亲乡民，也许他们会向你提供一些有用的材料。”
1999年6月的一天，风和日丽。我们经过两天的旅途来到了后山村。
后山村一派节日气象。从莫斯科等地来了不少文化界人士。我是嘉宾中唯一的外国人。
主席台设在一个露天平台上，那里耸立着一座特瓦尔多夫斯基故居纪念碑，也是一块大石头，旁边摆着他的一幅巨像，一对灵活的眼睛凝视着前来出席大会的群众。
大会主席宣布获奖人名单，颁奖，献花，奏乐。然后一个又一个人上台祝贺、发言、朗诵，致答谢词。主人请我也讲几句话，盛情难却。
我祝贺了三位获奖诗人，然后介绍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和流传的情况。在场的俄罗斯人没有想到中国人是那么熟悉他们家乡的诗人，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会后，很多人围住我，提出许许多多他们关心的问题。我从他们的提问中同样感到惊讶。惊讶的是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今日中国那么不理解，甚至误解。但他们的赤诚和坦率让我感动。
一位白发苍苍白须飘逸的老人紧紧握住我的手，长时间不放，眼睛里闪着泪花，用喑哑的声音表示感谢。主人替我们作了介绍：“这位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胞弟伊万·特里丰诺维奇。”
他告诉我：他们的父亲是从外地搬到这个村子来的铁匠，身体强壮，善于经营，读书识字，渐渐富裕了。母亲操持家务，抚养七个儿女，十分辛苦。农业集体化时，他家被定为“富农”。按联共（布）党的政策，富农属于被消灭的阶级。1931年特瓦尔多夫斯基全家被扫地出门，从富饶的俄罗斯腹地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那时，小特瓦尔多夫斯基经常给报刊写些通讯稿件，已离开了农村，到城里去工作了，所以他成了家中唯一幸免那场危难的人。有人认为他逃避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有人说他对父母兄弟姐妹绝情，甚至不愿和自己的父亲握手。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阶段，每个人思想变化都有些异乎寻常。年纪轻轻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为了保护自己，也许就采取了这种划清界限办法。我想，这是入世不久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早年的一种表现。
特瓦尔多夫斯基自幼喜欢诗歌，十三岁时，他拿着自己的诗请教语文老师。老师指出他的诗的缺陷是：“一看就明白”，而“新诗”要求人人看不懂。把当时的，即20年代初期的文学杂志拿给他看，让他当做学习的样板。于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练习写看不懂的“诗”，他写不出来，怀疑自己没有写作的才能。“后来，我终于写成了一首。它令人看不懂，我自己也记不得其中的任何一行，也记不得诗中写了些什么。我只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写过这样一首‘诗’。”特瓦尔多夫斯基晚年在《自传》中这么写道。后来，在文艺创作的另一股风的影响下，他开始用粗俗的语言写谁都会说谁都能看懂的“诗”。他走向另一个极端，写成长诗《通往社会主义的路》。诗发表了，甚至受到了表扬，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那不是诗，那是政治口号。特瓦尔多夫斯基正是在这种左右摇摆和求索中踏上了自己的路。 。。
长眠在橡树下（2）
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在苏维埃国家推行农业集体化、全家被流放到荒凉的北方时期登上诗坛的。1934—1936年，他完成了长诗《春草国》，讴歌农民只有在集体化中才能找到幸福的生活。此诗符合当时的政策，使他一举成名。
苏德战争期间，特瓦尔多夫斯基写成长诗《瓦西里·焦尔金》。诗人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塑造出一位可亲可爱的士兵的艺术形象。长诗在前线报刊上分章发表时，受到指战员们普遍的欢迎。长诗传到国外，流亡法国的俄罗斯作家布宁读毕倍加赞赏。后来，特瓦尔多夫斯基又写了一部长诗《路旁的人家》，它受到饱尝战争灾难的士兵的喜爱，却遭到某些批评家的抨击，认为他写了战争的痛苦而未表现欢乐。
50年代，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建设工程。北方严峻的山川、丰富的自然资源、光辉的远景都使诗人神往。他访问了那个地区，写出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
1950年特瓦尔多夫斯基被委任为苏联最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的主编。在任四年，发表了不少提倡“*实”的理论文章和暴*暗面的作品。苏联领导集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意识形态的斗争激烈，在*中，他作为一个筹码，被撤掉主编职务。
社会在变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思想也在变化。1958年苏联领导集团中否定历史过去的思想重占上风时，他再次被委任《新世界》杂志主编，发表了一批清算个人崇拜时的作品。
1963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长诗《焦尔金游地府》。这部作品一反《瓦西里·焦尔金》的基调，把过去的苏联的官僚制度比作“地府”，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新的长诗中让战时受伤的焦尔金来到地府，受尽磨难。长诗不待发表已经在知识界传开，此事又引起政界激烈的争论，褒者贬者尖锐对立。赫鲁晓夫予以肯定，反对者认为作者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立场，说：“焦尔金在反对焦尔金”。特瓦尔多夫斯基公开声明：《焦尔金游地府》“不是《瓦西里·焦尔金》的‘续篇’”。他说这部长诗的出现负有另一种使命，主要是讽刺。
1966年，特瓦尔多夫斯基完成叙事诗《凭借记忆的权利》，揭露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上的阴暗面。1968年在他主编的《新世界》杂志上刊出汉学家热洛霍夫采夫纪实作品《近看“*”》，记述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期间的所见所闻。
在错综复杂的*中，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难以工作下去，1970年初他离开了《新世界》主编的岗位，一年以后逝世。索尔仁尼琴认为剥夺他的刊物，是使他致命的原因。
如今，他所歌颂的、诅咒的代表人物，还有那些支持他和反对他的当权者，都已成了历史的尘埃。他，正像横卧在这里的顽石，一声不响；而关于他的评论如同那棵橡树絮絮低语。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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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冤的碑（1）
——弗·梅耶荷德（1874—1940）
1995年，为纪念梅兰芳诞辰100周年，我画了一幅《赞梅图》。画中二十二个人物，除梅先生之外，还有二十一位30年代外国著名艺术家和学者，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洛维奇…丹钦柯、梅耶荷德、卓别林、萧伯纳、布莱希特等人。其中有一位苏联女演员季娜伊达·赖赫（1894—1939）。记得那一年的6月，从莫斯科来了三十多位“人民艺术家”和“功勋艺术家”。他们在梅兰芳故居纪念馆观赏过那幅作品。他们问我：为什么把赖赫画在其中。赖赫与画中其他人物相比，知名度低些，但她的命运令我同情，她对梅先生一片真情使我感动。我作了解释，他们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梅兰芳先生曾对我说过，苏联戏剧家中真正懂得中国戏曲艺术的是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即赖赫的丈夫。他的话使我认真研究了这位杰出的导演的生平。在研究梅耶荷德时必然就联系到他的夫人赖赫。梅兰芳1935年在莫斯科演出时，这对夫妇每场必到，细心观摩，促膝谈心，双方都受益匪浅。
赖赫原是诗人叶赛宁的夫人，后与梅耶荷德结婚。梅耶荷德认为她潜藏着表演艺术才能，如同埋在地里的宝石，只需经过琢磨，即可发出灿烂的光芒。果然，几年之后，她成为舞台上的一颗璀灿的明星。
1935年3月，冬寒正在消退，梅先生率剧团来到莫斯科进行演出。这期间他与梅耶荷德相识。梅耶荷德和赖赫一起欣赏过梅先生演出的《打渔杀家》、《霓虹关》、《汾河湾》和《剑舞》等。还几次出席各方为梅先生举行的招待会。
梅先生则观摩过梅耶荷德剧院演出的《茶花女》和《三十三次发昏》等。
梅先生在世时，我曾听他深情地提过比他年长二十岁的梅耶荷德，称赞梅耶荷德是戏剧界有胆识的改革大家。他很想写篇文章纪念梅耶荷德，可惜未能实现。
有一帧二梅合影，我们从中不难察觉到他们的深厚感情：苍发蓬松的梅耶荷德把头贴向梅兰芳先生，而梅先生含着微笑，热情地握着梅耶荷德的手。
梅耶荷德看过梅先生的戏之后，感慨万千，讲出一段触动人心的话：“梅兰芳博士的剧团来我国演出，它的作用要比我们预料的大得多。我们目前仅仅处于惊讶或是赞不绝口的状态。我们，创建新的戏路的人，之所以激动不已，因为我们相信，梅兰芳博士离开我们之后，我们所有人都会感觉到他对我们产生的不同寻常的影响。”他认为有些导演只知道模仿一些表面的东西，如跨越不存在的门坎，在一个地方既表现室内又表现室外的活动；而成熟的导演才善于汲取东方戏剧特殊的精华。
梅先生的表演使梅耶荷德更深入地思考舞台上人体动作，动作与语言的协调关系，等等。他认为中国戏曲中的动作如同舞蹈，是在民间舞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扛着扁担在街上行走——是舞蹈，人卸车把东西搬进店铺也是舞蹈，这些动作是舞蹈动作，但不是专业舞步，而是细腻有节奏的舞步基础。这种动作中的舞蹈成分和舞蹈中的节奏成分一样。”“一个人站在船头上把桨放入水中，——这是舞蹈动作的因素之一，因为它有节奏……”这段话摘自梅耶荷德1936年2月15日对国立戏剧学院毕业生的讲话。那时，梅先生已离开苏联快一年了，可是梅耶荷德仍然生活在梅先生的戏剧中，仍然孜孜不倦地在探讨梅先生的艺术。
喊冤的碑（2）
梅耶荷德关于梅先生的手的论述，在莫斯科已成为戏剧界流传甚广的名言。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同志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看过他的表演之后，你们再到我们各家剧院转一圈，那时你们就会说：是否可以把所有演员的手都砍掉，因为那些手没有一点儿用场。如果我们看见有的手郎当在袖筒之外，这只手或是一无表现，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或说明了一点儿问题，却正是不应该表现的事，既然如此，咱们干脆把这些手砍掉吧！”这段话他是在1935年4月4日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行的关于梅先生艺术研讨会上当着莫斯科众多戏剧精英们的面郑重其事讲的。这段话当时可能刺激了不少同行。苏联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中，这句话用删节号代替了。1978年出版他的遗著时，首次根据他的手稿刊出了这段话。这段话不无夸张与戏谑成分，但确实强烈地刺激了演员对手的作用的认识，同时也是对梅先生手的艺术的高度颂扬。
关于梅先生在舞台上扮演女性的艺术，几乎所有的外国专家都评论过，梅耶荷德也不例外，但他讲得更深刻。他说：“我们舞台上有很多女演员，但在我国舞台上我没有见过一位女演员能像梅兰芳博士那样体现女性的妩媚。”
中国戏剧的节奏引起梅耶荷德的重视。他甚至设想如果以梅兰芳的手法演出普希金的话剧《鲍里斯·戈东诺夫》，那么其节奏就会加快，效果也将不同。虽然这只是他的设想，但他重排格里鲍耶多夫的话剧《聪明的痛苦》时，确实发挥了我国戏曲演出时给他的某些重大启示。他说：“我看了梅兰芳博士的两三场戏之后，在重排我过去排过的戏，感到必须把以前做的工作全部推翻。”关于梅耶荷德重排《聪明的痛苦》的实践，苏联发表过不少文章与专著，有一件事是应当提一下的，即该戏公演时，海报上用大字标明：“重排此戏，献给梅兰芳博士。”
梅耶荷德出生在奔萨市是一个俄罗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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