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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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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不可不药。”（同上）
何以药之，当然是女生了，即胡适自己说的“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如果开个也许未必合适的玩笑，这不妨就是以女子为药了。于是便想到了鲁迅，想到了鲁迅的一篇文章《新药》，其中这一段：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
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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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一次访女生宿舍”（2）
办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
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
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
那些宫女以男生为药，是治自己的思春；胡适呢，药以女子，仿佛采补，可是，他补的不是“温柔儿女之情”，而是要疗治自己“智识一方面”和“感情一方面”的偏差。
检点胡适日记，不过十来天，6月20日，胡适应一个朋友之邀，去城里教堂参加一个美国人的婚礼。邀请他去的人知道他未曾见过西方人的婚俗，故征得新妇之父的同意，特地陪同。这个人，胡适称之为“吾友维廉斯女士”，和以后那个“韦莲司女士”疑似一人而音译不同。如是，这当是胡适情感生涯中一个重要女子的第一次出现。她一出现，很难不令我想到胡适上述的话，毕竟时间距离太近了。“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莫非胡适就是抱着这样的念头与韦莲司交往，否则为什么他（她）们两人交往甚深，却止于柏拉图的精神之恋？他（她）两人有过擦枪走火吗？或者，胡适在感情上需要韦莲司吗？可以知道的是，韦莲司之需要胡适，不但情感，乃至婚姻。1937年，有某男士（）向一直独身的韦莲司求爱，韦把这件事告诉了胡适，信中，韦莲司坦诚：“在我一生之中，除了和我父亲的感情之外，我最感念的是认识了你，并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和你共同成长。”然而，面对胡适这个“我唯一一个愿意嫁的男人，我却连想都不能想”，短短一句，背后覆盖着多少感情上的苦痛。韦莲司说胡适：“你……在心智上和精神上（且不论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给我的启发都远比他（）多，但在实际上想保护我和照顾我的意愿却不如他”，弦外之音，这是一种怨。然而，胡适却加了一条眉批：“这就是我说，我们两个都很自私的缘故”。 当韦莲司感叹自己“老了”时，胡适这样回答：“对我来说，你是永远不会老的。我总是把你想成一个永远激励启发她朋友思考的年轻的克利福德（Clifford）。我会永远这样想念你的。” 胡韦关系，一个是自己唯一想嫁的人，一个仅仅是能启发自己思考的人。从旁观之，胡适未免不够意思。你当初相交以功利，人家却是以情感，你从对方“得其陶冶之益”，对方从你这里得到了什么？想到韦莲司终身未嫁，她那“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晚景，是否也熬成了“药渣”？尽管是在另外的意义上。
然而，即使韦莲司如此，似乎也没治好胡适的“病”。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一面重于智识一面乏于情感，两者有个“剪刀差”。他和江冬秀有儿女情长吗？或者，他和其他几位女性，除韦莲司外，它如曹诚英、沙菲，还有余英时晚近发现的Robby和台湾蔡登山披露的北大女生徐芳，胡适一生走得近的女子可谓不少，但他在她们身上有几多情感投入？或许你可以说胡适是“发乎情，止于礼仪”（其实也没止于礼仪），但至少这很表面。日记作为心灵隐私的秘藏，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见胡适在这方面秘藏过什么。尽管我们知道，胡适的日记不光是写给自己看的，就是这“藏晖室札记”，也并不“藏晖”，它最初写好后就寄给了他的好友许怡荪。那么，日记固不会有“贾（假）雨村言”，但却可能“甄士隐”。将真事隐去？那么，又恰好证明胡适这人深于理智（甚至世故）而薄于感情，至少，在感情上他并不需要借重日记这种最私密又最便宜的方式。
偏于智识疏于情感，是胡适为词人之所短，又是他为公共人物之所长。胡适可是发起白话文运动或新文###动的急先锋，可是，在创作上，体现文学革命实绩的，鲁迅就当仁不让了。鲁迅就敢在书信中和自己的学生情人打得火热，本来他们就是在火热的斗争中走到一起的。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热烈地互昵为“嫩棣棣”、“乖姑”、“小刺猬”、“小白象”。胡适呢，绝不会有这样的私生活记录。相应地，在文学上，当然也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便自知之明，不得不退居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然而，换一个角度，胡适作为一个公共人物却是非常合适的。几十年间，胡适在盱衡时局、洞察大势、把握历史脉动上，向持一种“清明之理性”，使他很少发生价值偏差，这就远非长于文学的鲁迅所能及。
九“第一次访女生宿舍”（3）
不过，事情总是复杂的。胡适可以乏于情感，却未必乏于情性。1921年8月26日日记，胡适对自己又做过一次相当深入也相当坦诚的自剖，它让我们看到胡适的另一侧面。事由乃吃饭引起，饭桌上主人为胡适看手相，对胡适说了两点，意思是胡适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论理的影响。胡适略不以为然，便在日记中写道：
（1）他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论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
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
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
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2）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
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
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
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
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
这是一次很深的自剖。那么，胡适一生中到底有没有“gay”？恐怕上述胡适不只是说说而已。但胡适的“gay”在胡适的书信中找不到，在胡适的日记中找不到，在胡适的口述中也找不到，只有在胡适身后他朋友有关他的回忆中才能找得到。20年代胡适在上海时有一个医界朋友陈存仁（陈在四十年代时成为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胡陈相识，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周的饭桌上，以后他们两人的交往并不算少。根据陈的晚年回忆，也是在一次饭桌上，
汪孟周又告訴我，胡适从前到上海，认识了刘半农，结伴游乐，常到云
南路会乐里妓院中去。汪家与胡家是四代世交，他见到这种情况，很不
高兴，亲自到会乐里妓院，对胡适说：“你是青年人的偶像，如果你到
妓院的事传开来，所有《胡适文存》及一切书籍，都洠в腥死绰蛄恕！�
如此劝阻，所以这件事洠в姓叛锍鋈ァ２涣希罄春视秩鲜读松垆溃�
再度走入风月场中。这些事情，后来胡适自己在他的《四十自述》中都
有提及的。
也许这是一个孤证。不过胡适的《四十自述》中，并没有“gay”经历的自述，想来胡适自己也不会公之于众。它所有的，是胡适尚未留学前的颓废经历，那是和朋友在“堂子”里吃酒，然后又去“打茶围”。前者是“花酒”，后者是在女妓房间里喝茶聊天。这是胡适自己在（1922年）一则日记里的解释”：“‘打茶围’，——坐在妓女的房里，嗑瓜子、吸香烟，谈极不相干的天，”最后还不忘补上一句：“于我的性情最不相近。”
又，1926年8月23日，人在伦敦的胡适写信给一位英国朋友，信中说：
昨晚作长信与＇L。加纳特＇。他在二月初，在上海见着我，谈得很
多。有一天晚上我要叫他看看中国的情形，带她去杨兰春、桂姮两妓家。
他是我的旧友，别后于三月五日从北京寄我信，＇深情＇劝告，怕我把有用
的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这种朋友很不易得。……昨晚才写信答他，
告诉他我近来的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作番事业。”他的原信也
附在此册里，以记吾过，并记吾悔。
记过、记悔，这悔过是否与“gay”有关呢？看来，胡适的性情还颇不易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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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1）
还是在19世纪中叶，美国为了扩张自己的疆土，发动了美国墨西哥之间的战争。1835年，墨西哥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两地的美国移民发动武装叛乱，墨西哥政府出兵镇压，美国则直接出兵干涉，并支持得克萨斯于次年宣布独立。1845年7月，美国正式宣布把独立后的得克萨斯并入自己的版图。次年，美国政府又正式向墨西哥宣战，顿时美国军队犹如闯入墨西哥玉米地里的一头黑熊，只不过这头黑熊看重的不是玉米，而是大片生长着玉米的肥沃土地。战争结束后，美墨两国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和约，该和约将大片墨西哥土地割让给美国。它包括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犹他等州，以及亚利桑那、怀俄明、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的部分地区。五年后，美国又从墨西哥购买了一块带状的位于现在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土地，于是便完成了现在的西南部边界。
“自美墨交衅以来，本城之‘Ithaca Journal’揭一名言：‘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言意但论国界，不论是非也。”这段话的英语表述约略是“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简直就像格言一样。原来，70多年后，美墨之间，争端又起。那边毁了美国星条旗，这边美国就派遣水兵在墨西哥上了岸。这时康大所在小城的“绮色佳杂志”把上面的“My country”一直印在社论篇首，它当然不止表示了这家杂志的态度：不管自己国家行为的是非，它总是自己的国家。这样一种明显的“国家主义”言论，在杂志上“已逾旬日，亦无人置辩”。胡适自大二开始就居住在康大新盖的世界学生会的宿舍，对这句话，宿舍里面的各国学生倒是议论纷扬，有人认同，有人反对。胡适“聆其议论，有所感触”，便写了一篇文章投给这家杂志，杂志最初不敢登，后由某女士的坚请，始在新闻栏以报道形式出现。胡适拿着自己的文章去见康大前校长白博士（夫妇）。白博士（Aadrew Dickson White）六十年前读耶鲁时和中国第一个留美幼童容闳（纯甫）是同学，至今他还记得容闳异服异俗的样子是如何颇受人笑，但那一年容闳两次获得全班中英文一等奖，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揶揄他了。白博士夫妇都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很讨厌那种不论是非的狭隘国家主义，因此，读毕文章后，白夫人称赞了胡适，认为他说出了自己正要说却还未及说的话。
那么，胡适在文章中到底表达了什么看法呢？
我以为此谬见“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之所以为然，是因为有两个道德标准。人人都不反对万事皆有一个对错及正义与否的标准，至少文明国家应如此。假如吾国违宪向吾征税，或非法将吾之产业充公，或未经审判即将吾入狱，吾誓必力争，不管其是否以“吾国”法律之名义行此事。
然而涉及国际间事，吾即放弃那个对错和正义与否之标准，且颇自得地宣称“是耶，非耶，终吾国耳”。以此观之，余以为吾人奉行道德的双重标准，其一用之于国人，另一用之于他国，或“化外之民”，余此说不亦对乎？余以为吾人不管国内国外只应奉行一个是非标准，否则无法争论此事。
以上是胡适1914年5月15日的日记记述。
插：今天国人中常有批评美国“双重标准”者，岂不知，早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胡适就揭橥了这个问题，也使用了这个词汇，那时他还是个学生。作为学生的胡适，他对自己率先提出的这个词也很自得。次年他赴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出席世界学生总会，会上，一位著名演说家的讲演颇唤起他的共鸣。这位“时彦”讲演的是“论全球政治”，其中也谈到“双重标准”的问题，胡适在日记中惺惺相惜：这位博士声称“今世国际交涉之无道德，以为对内对外乃有两种道德，两种标准。其所用名词‘双料的标准’（Double Standard），与余前所用恰同。余前用此名词以为独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几欲自夸‘智者所见略同’矣。”
十 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2）
胡适是个世界主义者，同时也爱自己的祖国。他的世界主义也就是他前此一个多月在演说中表达过的：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这次他亮出了对美国人的批评的旗帜。两个月后，他在又一次讲演中再次表达了自己对那种狭隘爱国的批评，演说后，有两位听众对胡适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一位夫人认为：这句话（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的真实意思不是“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而是“无论吾国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这位夫人的解读不可谓无道理，也能理解她对自己国家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不顾国之是非，而仅仅就因为它是“My country”，我也只能说，这是旧农业文明时代的感情了。然而，这种感情同样表现在下面这位美国教授的身上，他耐心地给胡适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兄弟一道出行，弟弟因为醉酒而有辱于路人，对方如果拔剑而起，那么，做哥哥的是保卫喝醉的弟弟呢，还是置之不顾呢，抑或帮助受辱者？这个教授其实也是在表达他对“My country”的理解，他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但，无论这个并不伦类的例子，还是他的结论，都难让人苟同。兄弟是血缘，而个人与国家并无这种关系，这个比喻是跛脚的。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出生地并非就是父母之邦，即以美国而论，任何人如果在美国出生，就可以是美国人，而他的父母却可能不是。同样，一对美国夫妇也可以收养一个他国儿童，只要儿童的父母或国家同意。因此，把“My country”视为“父母之邦”，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状况。何况，即使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古老的《诗经》还有“适彼乐土，誓将去汝”的意识。更何况，依这两位北美人士的说法，又何以解释他们的先辈冒着生命危险离开本邦而来北美？这分明是“誓将去汝”的跨国现代版，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用脚投票”。它的精神内涵应当这样表述：“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可是，胡适似乎被侃晕了，听了这两位先生女士的开讲，便在7月26日的日记中做了自我检讨：“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幸师友匡正之耳。”
其实胡适是对的。他反对的不是爱国，而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隐含是：对内，它把国家凌驾在个人之上；对外，它把国家凌驾在他国之上（这种国家主义经常披着民族主义的外衣，相当能迷惑人，是当今世界中最为可怕的力量）。至于那句“My country”，既可以做爱国的解释，也可以用作国家主义的表达，端视语境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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