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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爷爷熊庆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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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给我讲这一段经历时，我问他：“这个同学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我们到了欧洲，他仍然是一点小病就说他要死了，就留遗书。最后半途而废，终于回国了。”爷爷遗憾地对我说。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家呢？”
“也不是。在离开家时，我们有个同学要给他的妻子写休书，表示他要专心读书救国，要断了儿女情长的事。同学们都劝他，又何必如此呢？他又不是去战场杀匈奴，与敌作战将战死在战场。他有豪言壮语：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有了儿女情长，就不能专心读书。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答应不写休书，但是仍和他的妻子说，如果她不能等下去，她可以改嫁。”
“这个人倒还真有点志气。”
爷爷沉思了一会，接着说：“当然了，当时大家都年轻，都有一个志气，一定要学好本领，回来报效祖国。我们有一个同学让母亲像岳母刺字一样，为他在背上刺上‘精忠报国’。还有一个同学怕写信浪费时间，一开始写了一个底稿，每个月抄一份寄回家。后来干脆请人印了几十份，隔一定时间寄一份，以报平安。”
爷爷他们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海上旅行，终于到达法国马赛港。在马赛港停留数日后，起程赶赴比利时，爷爷从此开始了他历时八年的留学生活。
爷爷走后五个月，我的父亲就出生了。后来爷爷学成回国才见到他，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八岁了。爷爷努力学习，以期回国报效祖国。他在写给曾祖父的信中说：“廑念祖国危亡，云南尤殆，要励志向学，勿浪抛分寸光阴，务以造就有用之学，回来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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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南方言学堂出来的留学生（1）
1920年年底，在爷爷获得马赛大学的高等普通物理学证书后，云南省教育当局欲创办大学，促爷爷回滇服务，并说，大学的名称定为东陆大学，唐继尧任校长。但是他回到河内，还未到家，就有人告诉他：“滇有政变，唐继尧出走，驻川滇军一军军长顾品珍倒戈反唐。”爷爷写下一诗，表示当时的心情：
行至国门传政变，唐家威福告途穷。
滇南今后谁为主，劳苦功高说顾公。
等爷爷东归，办云南大学没实现，他建议办留学预备学校也没有被采纳。云南省政府委任他为第三科科员，爷爷他自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与那些贪官污吏共事，一个月后就辞职，后在省立路政学校及甲种工业学校担任算学和物理教师。但他始终觉得云南山高路远，消息闭塞，与外界没有交流，妨碍科学发展，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他也意识到，只有整个国家的科学水平提高了，民族才有兴旺的可能。
1921年11月，东南大学刚刚开办不久，因爷爷的朋友、即将离职的何鲁先生的推荐，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先生寄来了聘书。那时爷爷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他觉得大有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就不顾工资待遇多少，接受了。对此，多年后，奶奶还在说：“东南大学刚刚开办，给的工资比云南低，离家又远。你爷爷还是接受了，去了南京。我要支付各种开支，不够用，只有尽量节省，坐在马桶上还要搓三根纳鞋底的线。”
到了东南大学，爷爷想自己刚刚出校门不久，最多可以当一名助教或讲师。谁知东南大学不仅要他当算学系教授，还要他当算学系主任，并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再三推辞也不行，爷爷只好硬着头皮上任。那时东南大学算学系只有爷爷一个教授，没有教材，爷爷就边写教材，边教学。高深的课程就必须他自己来教授。他编有数学教材：《平面几何》、《球面三角》、《方程式论》、《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和《高等算学分析》；物理力学教材：《力学》（静力学）、《动学》（动力学）。一共有十多种教材，后来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中，成为中国大学教育最早的教材之一。也就是这些教材，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爷爷常常说，他在南京遇到了许多聪明、好学的学生。是这些学生推动着他的教学发展和促使他深入研究。那时的学生有严济慈、蒋士彰、胡坤升、唐培经、赵九章、赵忠尧等，还有严济慈的夫人张宗英和徐曼英两个女学生。爷爷也常常说，江浙人聪明，那时的学生文学基础好，什么问题一点就懂。他常常得意地讲起这些学生，哪一个学生是学什么的、有什么特长，针对不同的学生，他把他们引向不同的方向，使学生们都有所发展。他对学生的了解胜过对叔叔们的了解。
我的二叔秉明回忆说，在南京的生活，对爷爷和奶奶来说，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候。因为爷爷的青春活力正旺盛，他的聪明才智又得到发挥，备受重用。私人生活上，结婚九年因忙于学习，顾不上家，这是第一次生活在自己的小家庭里。而奶奶结婚九年，真正和爷爷在一起也只不过是几个月。这时二叔秉明出生了，又给小家庭添了不少乐趣。由于二叔秉明是爷爷看着长大的，他又特别聪明灵巧，因此深受爷爷的宠爱。他多次出国都带上二叔。我的父亲秉信忠厚老实，每次都留在国内，照顾奶奶和弟弟妹妹，并供养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从云南方言学堂出来的留学生（2）
有时父亲秉信会“嫉妒”地说：“你的爷爷总是带你的二叔去国外，从来不带我，也不让我去国外留学。我去美国留学还是你妈的叔叔有消息告诉我，我经过考试才出去的。”不过，父亲因为自己年长，比他的弟弟妹妹大很多，而爷爷常常不在家，他从来都像弟妹的父亲一样尽自己的能力照顾和保护他们。姑姑秉慧说，有一次她穿过电车道，没有看来来往往的车辆，等她走到中间，才突然发现来回的两条线上都有电车过来，几乎要把她夹在中间，她惊慌失措，吓呆了，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办，是父亲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把她抱了出来。
爷爷在东南大学教授数学四年，建立了算学系，培养了不少好学生，引起了其他学校的重视。1925年，清华大学来函，希望爷爷去清华大学。但是西北大学已派人来接爷爷去西北大学，爷爷决定去西北大学一年，以帮助他们创办算学系，并担任算学系主任。最后经过协商，爷爷任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兼任西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算学系教授。
当时，奶奶已经习惯了在南京的生活，爷爷的工资也有提高。如果去北京，爷爷的工资就会比在南京少许多，而生活费用相反会高很多，所以奶奶不愿去北京。她后来常常对我说：“你爷爷在东南大学做得好好的，又要去北京，我真不想去，而且北京工资又低，最后他还是坚持去了。”
1926年，爷爷正式离开东南大学去清华大学，担任算学系主任。1929年，开始成立清华算学研究所。1930年，录取了陈省身和吴大任两个研究生。陈省身后来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数学家之一，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他曾任美国数学研究所所长。就是在清华时，爷爷遇见了华罗庚和一批后来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栋梁的学生，如钱三强、钱伟长……
奶奶形容起当时清华的生活，说：“那时你爷爷工作忙，顾不上家里和孩子们。他的办公室要远离孩子们的房间，以免受打搅。你几个叔叔怎么长大的，他都不知道。你爸爸考清华时，他不让你爸爸报考，以避免漏题的嫌疑。后来你爸爸自己考上了燕京大学，才由燕京大学转学来清华地学系。”
而爷爷回忆起他的数学研究和教育生涯时，觉得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时候，他一生的才华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他写出了一整套的大学的数学和物理教科书，而且遇到了不少好学生，培养了许多得意门生。他说：“江浙学生聪明，不是背你讲的课，而是不断地问你问题，追根问到底。这样逼着你讲新的课程，编新的教材。由于他们的好学，自己的数学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我问他当时他们有多少学生，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当时学生很少。他说他当时教课是量才施教。我极其“嫉妒”地说：“可惜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了。”奶奶说：“那时你爷爷讲课，学生听得仔细，一节课讲完了，学生还不断问问题，最后耽误了吃饭时间，只好师生都来家里吃饭。”
的确，对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业绩，无论谁也没有提出过异议。即使在“*”中，哪一方的“造反派”也没有说过爷爷这一时期的过错。我看过大陆和台湾对爷爷的介绍资料，都很公正地评价了爷爷这一时期的工作，认为他的贡献除了在数学上的，最主要的是他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科学骨干。我想，爷爷如果在天有灵，也会得到宽慰。爷爷只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他不适合搞“政治”或“领导”工作。
从云南方言学堂出来的留学生（3）
抗日战争中的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
自从第一次出国回来后，爷爷常常觉得“以留法时为学无定向，未入研究途径，归国服务，又日碌碌于课务，但读死书，毫无贡献，引以为憾”。他希望有机会再次出国，进行数学研究。
1932年7月，爷爷赴苏黎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参与国际数学家大会。他利用这次机会向清华申请了假期，以进行数学研究。这次他带了二叔秉明前往法国。
在法国，爷爷把二叔送进一家学校学习，开始准备自己的法国国家理科博士论文。爷爷告诉我，一般来说，取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需要四年时间，但他仅仅用了两年就完成了法国国家数学博士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的亚纯函数》，而且得到了很好的成绩。他的老师问他是谁帮他修改的法文，他回答说，是他自己写的，老师都相当吃惊。
爷爷通过法国国家数学博士论文时正好四十岁，所以他常常对我说，他三十岁而立之年时决定要从事“数学”的道路，在四十岁不惑之年取得了在“数学上的成绩”。
1934年，爷爷带着他的研究成绩回到了清华，继续他的教学工作。
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1935年以后，日本侵略军直逼北平，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收复失地。那一年爷爷他们收的唯一的研究生冯仲云又被追捕，据传他是共产党员。爷爷和几个老师赶快通知他逃离。奶奶笑着对我说：“那时你爷爷和几个教授就这么一个学生，这个学生还因为是共产党受通缉，他们只好悄悄把他送走了。”后来这个学生去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爷爷告诉我，他七十大寿时，这个学生还开玩笑地和爷爷说：“熊老，如果不是抗日战争，我今天也是数学家了。”
爸爸跟我讲起当时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要求政府抗日。他们清华的*队伍从清华出发，会合了其他几个学校的学生，经过三个多小时一直走到了西直门，守城门的军队一看学生队伍来到，就关上城门。爸爸和同学们就从城门下钻了过去，和守城门的军队空手搏斗，打开城门，让*队伍进城。爸爸告诉我，是后来成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举大旗，带领大家进北平城的。奶奶说，那时爸爸他们回来一身都被军警的水龙头浇湿了，加上北风一吹，结成一块一块的冰，冻得浑身发抖。参加*的同学还有蒋南翔，他后来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
爷爷告诉我，当时北平已经没有一块安静的地方可以学习和搞研究，日本侵略军已经离清华园不远了，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而且他很早就有心在适当的机会能回到云南，为家乡效力。所以1937年6月，爷爷正式应聘担任云南大学校长，这时云南大学也正式由省立改为国立大学。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但还没有进清华园。
爸爸和他的同学们都准备到抗日前线去，有的同学已经到了延安，捎信来让同学们去那里。爷爷回昆明联系工作的事，还没有回来，只是让奶奶收拾东西，随时准备出发回云南。奶奶一个人带着几个年幼的叔叔秉明、秉衡、秉群和姑姑秉慧（我的四叔秉哲因病早逝了），于是希望爸爸把他们送回云南后，再去延安。
从云南方言学堂出来的留学生（4）
只见日本侵略军在北平横行霸道，却没有爷爷的消息。爷爷会不会出事，奶奶很担心。正当大家都在为爷爷担心的时候，一天晚上，有人敲窗户：“秉信，秉信。”赶快打开门，是爷爷回来了。爷爷说，云南的事都已经办好了。现在向南的火车还在开，可以走河内、海防到云南。应该立即出发，否则以后就无法走了。爷爷同意奶奶的意见，让爸爸把他们送回云南后，再去延安，因为爷爷还有很多学校的事情要办。但是等爸爸把奶奶他们送回云南后，到北方的路就不通了，爸爸也断了和同学们的联系，没有能去延安，这件事成了爸爸终生的遗憾。在爷爷的建议下，爸爸担任了云南大学地质系的助教。
在北平，爷爷的学生们和同事们也在等待爷爷的消息。见爷爷回北平，大家都想来听听爷爷对抗战的看法，因为他们对日寇日益猖狂，十分愤怒，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像年轻人一样上前线抗日了，怎么办？怎么做一些对抗日有用的工作？爷爷向他们讲了自己的想法：要继续办教育，培养人才来支持抗战。因为我们之所以受日寇的气，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发达。抗战时我们需要人才，抗战以后我们还要重新建设，要建设就更需要人才，要科学救国。爷爷还给他们讲了法国细菌学家巴斯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让大家发展养蚕业，使法国还清了内外债，经济得到了发展。这就是“科学救国”。大家都觉得爷爷的想法有道理。爷爷还向他们介绍了云南的情况：云南大学将正式由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而且爷爷将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爷爷的同事们和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去云南，要以科学来救国，以发展科学来支援抗日。后来北平几所有名的大*合搬到云南，取名为西南联大。爷爷回忆起来对我说：“古代孔夫子有三千弟子，每次出行，弟子都追随而行。当年我从北平回云南，真没想到众学生也跟着我到了云南。我感到有许多责任。”开始时，西南联大没有校舍，爷爷就把云南大学的一部分借给西南联大，又积极为其他学校联系解决校舍问题。
奶奶说，当时家里的客厅就是招待所，从北平来的教授们的行李都放在客厅里。每天都有新的教授到来，每餐都有十几个人吃饭，根本见不到爷爷的影子。有时吃饭的时候他来晚了，由于人多，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吃饭，饭不够了，他就摆摆手，不吃饭就走了。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爷爷的众学生除了感激爷爷，还很感激奶奶。他们都尊称奶奶“熊师母”，对奶奶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奶奶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们。只要锅里有一口饭，就绝对不会让学生空着肚子走。多少年后，爷爷的学生们还记得奶奶的烹调技术。家里有什么事，他们都会来找奶奶，哪怕是夫妻吵架，也会来找奶奶评评理。奇怪的是，奶奶常常对自己的孩子很“小气”，而对爷爷的学生非常大方。只要学生有困难，她总是倾囊相助。改革开放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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