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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不是吹牛皮-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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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完谷子以后就是收枣了，这个活儿更好玩了。满山都是枣树，大的像鸡蛋一样大，小的也很饱满，又脆又甜，可比在城里街上买的好吃多了。我们提着篮子爬上树，一边摘一边吃，几天下来，我们都长口疮了。
刘安阳的房东特别喜欢他，房东的媳妇也特别照顾他，知道他有胃病，每天中午，就用新打下来的玉米磨粉，做了凉粉给他午睡起床后吃。让我们羡慕死了。
在田里劳动，常见一个和大家一起干活的老头，他的上衣胸前缝着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反动地主”的字样。老头有个傻孙子老跟着他前前后后地跑，那傻孙子也快成年了。在田里干活就什么阶级斗争都没有了，有时女村长来了，也会叫他一声：“爷爷”。
在南口山里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就是可以骑驴。从村里到山下的大田去拉粮食，我们每人发了一头驴。村里人告诉我们：骑驴要骑驴屁股不要骑腰。我一上驴背便适应了，过悬崖时也一点也不害怕，骑着驴“颠儿、颠儿”地跑下山，回来时再拉上粮食。 。 想看书来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5）
那时已经有少数同学是去“串联”回来了的。所以在劳动休息时，我们也交流一些串联时的见闻。因为我是最先走出去的，在同学中应该也算是比较会玩的，就有四个干部子弟出身的同学边疆、朱仲为、马克立和刘鸣晓约我回北京以后一起去“串联”。他们还做了很详细的去内蒙、新疆和四川的计划。并让马克立管账。
我家的钱都是放在柜子里的，我们自己拿了钱，只要向妈妈讲一声就行了。第一次串联我带了30元，走到最后钱用得光光的。这次串联我就带了40元。我还背上了一支小的竹笛和我家那部很漂亮的相机。
将近10月了，我们沿着詹天佑主持修建的铁路——京张线北上。先去内蒙的呼和浩特，再去兰州，这一路见到了长城，坝上草原和沙漠。兰州的火车站在一座山下，火车从山洞钻出来，汽笛一响，那回声可以飘过兰州城传到黄河对岸的山上。在兰州我们参加了一次省委书记汪峰与各地红卫兵对话的大会。大会在一座礼堂里召开，虽然有红卫兵用很不礼貌的话语质问汪峰，但还不像北京的政治运动那么野蛮，更还没有开始“打、砸、抢”。
从兰州到新疆乌鲁木齐的火车要走三天三夜。火车上参加“大串联”的各地红卫兵已很多了，我们没有抢占到座位，就在车头后面的车厢门口的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轮流睡一睡，好在那扇门基本上是不开的。三天所见，新疆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有个小站有人下车，只见他背着行李走进那暮色苍茫的戈壁滩，真不知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最后一天，我见有人爬上行李架上睡觉，也就找了个空隙爬上去，在行李之间蜷缩着睡了。当我一觉睡醒，觉得腿脚已经伸开了。睁眼向下一看，只见对面窗口的阳光中，坐着一位扎着红头绳，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大眼睛姑娘，她美得让我看呆了。她突然抬眼看了我一眼，四目相对，我们都羞得涨红了脸，转过头去。
新疆的早晨七点是北京时间的九点，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天已大亮，我们走出乌鲁木齐火车站，只见皑皑的白雪把这座天山脚下的城市装扮得洁净、美丽，像童话的世界。
我们住进了新疆大学，没有带大衣的同学可以在学校领到翻毛羊皮袄。有红卫兵在自己穿着的羊皮袄的背上用墨汁写上“炮轰”、“造反”的字样招摇过市。
大家都是打地铺住在教室里。我们刚安顿好，就有个###岁的维吾尔族小朋友跑进来用维族普通话向我们要毛主席像章。我送给了他一个，他立刻让我帮他别在自己小西服的内衬上。别好后他连蹦带跳地跑出教室，在门口一见到他的小伙伴们就得意洋洋地双手把小西服敞开，很帅气地做了个“牙克西”式的舞蹈动作，引起小伙伴们羡慕的叫声……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6）
乌鲁木齐的集市非常热闹，有卖羊肉馕的、卖哈密瓜的、卖西瓜的、卖装饰美丽的腰刀的……烤炉的烟火和面锅的蒸气拌着各种香味扑面而来，吆喝声此起彼伏。这么热闹的市场在内地是很难见到的。在这里买肉馕不用收粮票，这里的瓜果都特别的甜。
当地政府招待各地来串联的学生看了一场新疆歌舞团演出的歌舞晚会。那台晚会可真热闹，既有欢腾的维吾尔族歌舞，也有《造反有理》之类的红卫兵歌舞。当地政府还组织大家去石河子农场参观。我们自己还去拜谒了毛泽民、陈潭秋等烈士的墓园。在每个地方我都支起脚架，来个合影留念。
没过几天，突然发现我们都招了一身虱子，浑身痒痒的。于是就赶快搭上了去西安的列车。车上更挤了，我们白天坐在过道的行李上听一个上海“支边”女青年讲他们在农场的生活和牢骚；晚上困了就钻进椅子底下睡得很香。一到西安就找了个旅店住下来洗澡、用开水烫衣服，终于把虱子消灭干净了。我们又精神抖擞地登上去四川的火车。
成都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街边小店卖的醪糟汤圆和各式精致的小点心；而在从成都经内江到宜宾的路上，资阳的豆瓣辣酱也挺棒。这一路的火车车厢是老式的，两节车厢之间没有壁板，只有铁栏杆，在这里看风景最好。一路上我大都坐在这里，背着风吹起了竹笛。
宜宾坐落于岷江和金沙江的汇流处，从宜宾往下的江段才正式叫做长江。这里两江夹岸，对岸都是壁立的大山；岷江是清澈的蓝色，金沙江是混浊的黄色，两江汇流卷起一个个巨大的漩涡。宜宾的码头外有许多运货的帆船。船工们高亢激烈的号子声，穿过晨雾在峡江上回荡。
宜宾是一座古城，城中有一座天安门式的古城楼，城墙的颜色是灰的。我们住在政府招待所里，客人很少，服务员每天都给我们换洗被套和床单，干净极了。
从宜宾乘机动客轮顺流直下去重庆，同船有一位青年女教师带着一群中学生，他们是参加“大串联”去北京的，他们一路都在唱歌。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也邀我们唱歌。我的同学就推我出来给大家吹笛子。那女教师见我的毛皮大衣破了，还取出针线来帮我缝上。
在重庆我们参观了红岩村、白公馆和渣滓洞，还去南岸的南温泉游泳。本来我们想去三峡看看，结果船都满了，买不到船票。这时候中央发出了通告，要学生们停止“大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我们已离家一个多月，有点想家了，而且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们登上回京的列车。这时候，火车上人多得就像现在的“春运”一样。晚上我就钻进椅子底下去睡觉，那时候到底还年轻，在椅子底下也能睡得很踏实。第二天天都大亮了也不想钻出来。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7）
“咱们班没有一个大傻B！”
此时的学校已基本上没什么人管了。那时候，不论什么家庭出身的同学已经都可以加入红卫兵，于是我们十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叫《红五星》的红卫兵组织，还到学校办公室去开了证明，刻了个公章，还照猫画虎地写了个宣言，盖上章贴出去。有个同学会画漫画，我们还把从各地带回来的传单刻成蜡版印出来，然后就骑着自行车把漫画和传单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去贴。
12月26日刘安阳等几个同学告诉我，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破私立公”的大会，我们就一起去看热闹。我们来到那里时，里边已经是人头涌涌的了，我们挤过人群，在楼上雅座凭栏下望。会场上很多人都穿着旧军装，还有穿将校呢的。开始登台的是我的小学同学孔丹，我记得他当年很会画画，长大以后仍是很斯文的样子。由于那时很多革干子弟和军干子弟家里都受到冲击，父母被“打倒”，那些年轻的初中生火气很大，他们说起话来还是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架势。孔丹原本还在台上维持秩序，但怎么也压不住，会场气氛沸沸扬扬的。
那时人民大会堂经常举行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红卫兵各派都可以上台发表言论。对这些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跟那些组织也没有什么联系。王开平则不同，他经常去人民大会堂，还在学校里弄了一间小杂物房，在里面堆放各种各样的传单，还经常在里面刻蜡版。我们有时也去帮忙。据王开平说，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坐的都是周恩来、陈毅以及江青、张春桥之类的当年中央###小组的首长和政府领导。1967年4月3日，有人在讲台上宣布成立“四·三”派，提出了他们的革命主张。而王开平他们这一派主张大联合，不论出身，一起复课闹革命。4月4日那天，王开平上讲台发了言，他在发言里打出了“四·四”派的招牌。后来，这“四·四”派的影响还挺大的，我们去西双版纳就是由这帮比较温和的同学组织的。
1967年春天，一个蓝天白云的早晨，我们五六个同学约好了骑车去南口爬长城。大家是念叨着毛主席诗词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句子，意气风发地上路的。
那时中国高等级的公路还很少，而北京的公路都是战备公路，很宽，路两边种着高大的白杨树，公路上可以跑汽车也允许跑马车。北京郊区人民公社的大马车有不少是套着两三匹高头大洋马的。那些大洋马像杂技团里的一样，走起来昂首挺胸，四个像饭盆大的蹄子前后翻飞，喀喀作响，可帅了。我背着相机，身后还挎了一支气枪，骑着跟了我五六年的飞鸽牌。路上车少的时候我就大撒把，两手腾出来吹笛子，那烤蓝色的飞鸽牌自行车就像长在我腿上一样。就这样我一路吹着笛子，骑行了好几十公里，来到南口山脚下。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8）
我们爬山时已是下午，塞北的风沙迎面吹来，而且越刮越大，车也骑不动了，只好推着车往上爬。爬了很久，却始终没见到八达岭长城。直到天快黑了，也不知道我们究竟离长城还有多远，最后，还是没有爬上长城就下来了。看来我们就不是当好汉的料。下山途中，我们找到我的初中同学陈国俊上学的铁路中专学校，我们就在他那里住了一晚。与陈国俊久别重逢，他告诉我，他是学电气机车的，正在等分配。中国只有宝成铁路有一段电气化铁路。他在“大串联”的时候去看过。那里已经“积累”了大批大学生和中专生“人才”，他们都无所事事，整天拿着根长棍，在山洞隧道里巡视，把电线上结的冰柱子给捅下来。他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
1967年，各种各样的热闹我已经看腻了，开始迷上冲洗照片。我到旧货商店里掏来凸透镜、铁管和木板，用家里的一个破暖瓶的铁壳攒了一个放大机；又到东四大街的照相馆买相纸的边角料，那里还有像到商店打酱油一样论斤卖的显影药和定影药。没有放大镜头，我就把相机后盖打开，把快门用橡皮筋固定在B门，然后把相机固定在放大机上，就可以把照相机的镜头当作放大镜头用了。就这样，我在家里放大在大串联时照的相片和我们家的老照片。好在我爸有个好习惯，我家的所有底片他都放在一个布袋子里保存着。由于北京的气候干燥，底片都没有发霉。我把我从小到大的照片几乎都挑着放了一遍。我是随时准备可能分配工作或者去当兵，将要离开家，远走高飞了，身边得带上一本我家的相册。
自己能放相了以后，我照相的瘾头更大了。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天安门广场夹道欢迎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我们班在天安门前排好队以后，带队的军代表见我带着照相机，就安排我站在最前排。我瞄好了距离，对好了光圈和速度，紧张地等待着。终于，迎宾的车队来了，同学们都挥舞起了两国的小国旗。有节奏地欢呼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怕旁边同学的小旗挡了我的镜头，于是，我就稍微蹲下一些，从镜头里瞄到天安门广场中间的国旗正好在背景里，在贵宾的车经过的瞬间按下了快门。只觉得，在那一瞬间，离我最近的周恩来总理还把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向我挥动了一下。我拍了一张以后，就下意识地跟着车飞跑起来，想再接着拍。只听得身后有人大吼一声：“站住！”我吓得立即停住了脚步。但手中还是不停地对着总理的背影又拍了两张。第二天，我放出照片以后，拿给同学和侨委大院的小孩儿们看，大家都说我的照片比新华社记者拍得棒。有人还拿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把那头版头条的大照片和我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9）
后来，我还在“十一”国庆节的夜晚，在天安门广场拍了放礼花的照片，也挺漂亮的。我自认为是个当摄影记者的料，没想到12年以后，我还真的当上了国家通讯社的摄影记者。不过，我12年后的摄影观念与当年已经大不一样了。
大约在夏天，我莫名其妙就被大家推选当了班里“复课闹革命”的领导成员。其实，我只是帮着跑跑龙套。
我们组织过对原班主任的批判会。我们高三的同学已经20岁了，不会像低年级同学那样动粗。虽然我们开会前还仔细准备了提纲，但是，会还是开得时断时续。冷场时，有同学猛敲惊堂木，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有一个叫刘建南的同学，他是我们班上长得最帅的，高鼻梁、大眼睛、白皮肤，像个外国人。他的父母都是老教师。“###”前，他每次到我家，一进门，见我父亲就是一个直角的大鞠躬，大声叫：“伯父好！”然后又对着我母亲一个大鞠躬，叫：“伯母好！”在大院里，我们都管长辈叫叔叔阿姨的，我妈就说，“哎呀，这孩子真懂礼貌。”我们俩还一起练过双杠、单杠和在沙坑里练前空翻。有一次，我还被摔成了“椎间盘突出”，是我们班长侯红军找到一个酱油厂的工人免费帮我捏好的。刘建南有个绝招——吹口哨，苏联歌曲吹得特别好听。他吹口哨时嘴不动，有一次我们上公共汽车，他吹起了口哨，车上的人都不知是从谁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看着大家东张西望地寻找声源，他仍得意洋洋地吹。
可能是大家看刘建南比较自由化一点，还是他惹了什么事，我也忘了，反正班里开了一次“帮助”他的会。这天大家用课桌围成一圈，刘建南坐在中间，说着说着他把椅子往后一靠，跷起二郎腿，嘴里蹦出一句：“×，咱们班没有一个大傻B！”
批判会最后是怎么结束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后来，当大家开始找工作了，同学们互相告别时，大家不无感触地说：“还是刘建南说得对，咱们班没有一个大傻B！”如今又过了40年，我更觉得世间没有一个大傻B，就像世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样。当然也有人不时犯傻，那往往是因为他们权力过剩、金钱过剩的过儿。
在地坛学拳练剑
虽然我妈是“摘帽右派”，我爸也因“右倾”被降职使用，而且他们翻案的大字报就堂堂正正地贴在侨委大院里和王大人胡同的墙上，但在“###”时不论哪一派的群众都对我爸妈比较同情，没人来抄我们家。也有可能是我家三个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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