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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不是吹牛皮-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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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密林是我们生活中的大背景，神秘而荒野。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奇怪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了，所以我讲的密林是与电影里的密林根本不同的。
我舅舅送给我的相机是德国30年代的产品，是135单镜反光相机。牌子是Praktiflex，镜头焦距50cm，光圈。这部相机在西双版纳七年很难有机会用，一是因为难有地方冲胶卷，二是因为工作很累，衣服几乎都有补丁，整天破衣烂衫的，显得很丑，那时候咱还不懂“西方的丑学”，更不懂纪实摄影的意义。我只在西双版纳拍过一些纪念照和风景照。有一次，在北京探亲时碰到邻家大哥哥吴超明，他已经退伍，身体大不如前了。他业余时间沉迷于照相和冲彩色胶卷。他能自己配药，冲洗保定产的彩色电影胶片。他还送给我两筒这种胶卷。我回到西双版纳拍完以后寄给他。他冲好以后又寄给我。在这两卷彩色胶卷里有两三张很好的，一张是我和宣传队的北京、上海、昆明的知青一起爬上大勐龙曼飞龙塔上的合影。当年我们爬上去时，周围杂草丛生，近年那里已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了。当年那卷彩色胶卷直到80年代初，我才在广州的彩色扩印店把它晒出来了，还有颜色。虽然有些褪色，但它比当年的主流媒体上的照片要接近真实一些，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一点儿少得可怜的影像。我现在非常惋惜，我当年因为受思想观念的束缚，没有拍下我们更多、更真实的生活。
因此，我后来当摄影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时时警醒自己：要尽量逼近真实的生活。
孽债
《孽债》是90年代中拍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讲的是我们云南知青的故事。故事说的是，有的知青在逃离西双版纳时把自己的亲生子女留在了西双版纳的老百姓家，改革开放后，这些孩子到上海探望自己的亲生父母的故事。这电视剧在全国热播的时候，就有不少小同行在酒桌上不怀好意地追问我：“当年在西双版纳，你有没有过孽债呀？”我说：“没有，真的没有！” 。 想看书来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5）
当年农场规定，职工在没有结婚之前，每两年可以请一次探亲假。当年我们知青虽然在一起劳动生活，但不敢谈恋爱，更不敢结婚、生孩子。即使有了“孽债”也不结婚，宁肯让自己的孩子被人称作“私生子”。其实就是因为怕结婚之后就不能享受探亲假，不能报销路费了。而探亲假对知青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北京知青年龄相对比较大，思想也比较成熟些，这种“私生子”的事情好像没听说过。其他地方来的知青有些年龄较小，像七一届的知青在“###”开始时才读小学四年级，来到农场时也才16岁左右。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有的写家信都比较困难。农场的生活又很枯燥，发生性关系时也无法避孕。有一次团里开会，各个生产队都停工到大勐龙。有一帮女知青在去大勐龙的路上，钻进老傣族的柴山去解手。解完手的女同学都站在路边等着，有一个女同学很长时间都没出来，大家千呼万唤，她才系着裤带走出来。后来老傣族在柴山的林子里发现一个死孩子，据说是那个女知青在林子里趁大家解手的时候，把孩子生下来了。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她立刻把这孩子给掐死了……后来事情如何处理我就不知道了。
1970年的时候，有一个昆明知青调来我们宣传队，他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转到这里来的。他的“错误”是和一个女知青生了一个小孩。那时大家对这种事情还很好奇，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很老实地告诉我们，他们是有感情的，他现在当了爸爸感觉很好；在上山劳动之余他还在山上找木料让我们帮他扛回去，准备做家具，他的木工手艺也挺不错的。他们那时已经有20多岁了，按宪法应该可以结婚了。但是上级不许他们结婚。上级规定，年满25岁才可以结婚。有的知青有了孩子以后，两个人固定了恋爱关系，并有了小孩，领导也准许他们结婚了。可是他们就是不办结婚手续，宁肯背上一个记过处分。因为他们不愿放弃回家探亲的机会，所以不结婚。其实，很多私生子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生子。这些所谓私生子在许多连队里都有，而且“私生子们”都长得特别漂亮，成了知青们的小玩具和小宝贝，人见人爱。
知青下乡已经5年到7年，或更长的时间，年龄已经是20到28岁了。但是当地的生活太艰苦了，大家都不敢在那里安家。那时不结婚也没有什么避孕的方法。我当青年干事的时候，有上海知青告诉我说：上海知青之间相互传授一些避孕的偏方。比如用一种叫“十滴水”的清热解毒药物，一次喝十多瓶就能打胎。那时不时传出在鱼塘或是厕所里发现死胎儿。
1973年有一天，我正在大勐龙参加团宣传队排节目。我们五营的保卫干事丁士奇叫人通知我回去一趟。那时候，我还是五营的青年干事，我们俩经常配合工作。我们一见面，他就给我看某队的两份材料。一份是：有一个女知青怀孕了，经查有两个男知青都承认和她发生了关系。他们都说，那女知青说孩子是谁的，谁就当孩子他爸。另一份材料是：一个男知青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钻进女生宿舍，与他的女朋友同床共枕。他还“交代”，他们两家的父母在他们下乡之前已经同意他们“确定关系”了。当天晚上，我和老丁一起去到那个生产队，参加他们队召开的全队大会。会上，对这几个知青进行了批评。我也上台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理想之类的话。 电子书 分享网站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6）
会议结束以后，我还要连夜赶回大勐龙的团宣传队。路上要穿过勐龙坝子。那天没有月亮，我走下山坡，来到勐龙河边，脱了裤子，趟过河去。我踩着田埂往前走，前边有一片黑心树林。黑心树是老傣族种来砍柴的，树干都有一抱来粗、一人多高，树干的顶端，密密地向上长着手腕粗的树枝，远看像是怒发冲冠似的。我刚走进这黑心树林，只听得头顶上“轰”的一声，飞起一群大鸟，它们###着四散而去。吓得我浑身的毛发都倒竖起来，腿一软，就蹲在了地上。等我清醒以后，才想到那大鸟可能是一群猫头鹰。我穿过树林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来到一个河边，我趟过河去才发现，我又来到了我刚才从生产队走下的山坡。于是，我再趟回河对岸，蹲在河滩上向远处望，找大勐龙的方向。可是，到处一片漆黑，连一点灯光都望不到。我只好又走上田埂，穿过黑心树林，继续往前走……我又来到了河边。早就听说有“鬼打墙”的事，这回真的让我遇到了。就这样，我继续在田埂上的小路上转着，我同时仔细观察着一路上的每一个可能的岔路。我终于在一个路边的荆棘间发现了另一条小路。我穿好裤子，迈过那带刺的荆棘，往前走，那路越来越宽……我终于来到了勐龙河边……
农场发生现役军人性骚扰甚至###女知青被枪毙的事件以后，上级就制定了政策：被侮辱的女知青可以回城。我们宣传队的一位“老昆明”知青，在出差到景洪住###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女知青。可能是他在房间里与之交谈的时候有所动作，那女知青突然大叫着冲出房门，告他“###未遂”。于是，我们这位“老昆明”被判劳教一年。那位女知青回城了。我们宣传队那么多靓女，我们的“老昆明”也长得挺帅，从来没见他有不轨行为。我才不信他会“###未遂”呢。类似的事，后来，在农场还时有听说。
我的同学李再延和北京知青杜志强是最后一批离开西双版纳的知青。他们回城后给我讲了许多知青大迁徙时的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李再延说：有一天清晨，在景洪大街上支着一辆自行车，车上绑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面传出小孩的啼哭声。当路人翻开里面的襁褓时，见到里面有一个初生的小孩。在小孩子的胸口上有张字条。字条上是这样写的：“我们是这小孩的父母，是来自不同城市的知青。现在我们要各奔东西回到各自的城市了，未来的命运也不知是怎么样。我们也没办法带着这孩子回城。哪位好心人如果收养这孩子，这辆自行车就送给您了。”
他的罪行真有那么严重吗？
1973年，西双版纳最轰动的事就是惊动党中央的现役干部对知青性骚扰事件。后来，在景洪举行公审大会，有三个现役干部被五花大绑押上大卡车游街，并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据说，他们个个抬头挺胸，表情坦然自若，不愧是曾在越、老、柬一带“抗美援越”的战争中身经百战的英雄部队里出来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7）
他们中有一个是我们二团六营的一个连长，姓张，是彝族人，他们连的指导员是我的一个同学，这同学是所谓“革命造反派”。造反派认为这支现役部队是保守派。张连长的罪行主要是：早上在橡胶林地里用语言和肢体接触调戏正在割胶的女知青；晚上，曾去女知青宿舍里“查铺”。至于是否构成###，好像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些事情最后被汇报到中央，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批示：杀。这个张连长被枪毙时，我的这个同学还到刑场上去看了。
张连长该不该枪毙、是不是真犯有那么严重的罪，其实也很难说。
贯参谋就曾在办公室当着许多人的面说：“我们部队从前线下来，根本不了解地方上‘文化革命’的情况。发了点儿牢骚，就被划成了保守派、‘炮派’什么的，给下放到你们这鬼地方来了。这些老兵在战场上九死一生也要当英雄，不能给部队丢脸。下到地方不开心嘛，就想着犯点小错误，落个处分，遣送回家种田去算了。这次把张连长枪毙了没什么，我们部队早晚是要撤走的，他留下的婆娘和几个小孩子将来都得你们农场养起来……”
几年后，部队撤走，张连长留下的婆娘和几个孩子，都留在了农场。他们是少数民族，生活困难，都靠农场补贴。后来，我的师傅、湖南移民、老工人王广丰娶了他的###，帮助她养大了几个孩子。王广丰当时大概不到40岁，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壮，还有一条腿是残疾，但他是一个种菜能手。我在疆锋五队时，他是我的师傅，是我们的种菜组长。我们种菜组何时翻地、播种、育苗、锄草和采摘都是他指挥。后来他被调到六营营部机关去种菜了。1999年，我去看我师傅的时候，他已退休了。那几个孩子也培养###，都出去工作了。他的太太也退休了，身材有点发福，挺富态的，挺漂亮的，总是笑呵呵的。当时，老王光着膀子，还是那么瘦，只是背好像比以前驼一些了。他还是操着湖南祁东方言，拍着我的背，亲切地把我领进家，不断地让我抽烟、吃东西。告别的时候，老王又像当年一样，往农场送我的车上塞了好多他自己种的菠萝。回到宾馆，我切开菠萝，味道可甜了，就是和别人家的不一样。
1958年，中国为发展橡胶事业，有大批退伍军官来到西双版纳办起了农场，这些退伍军人有抗日的老英雄，也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老英雄，有些还是从国民党起义部队参加解放军的。退伍兵还有一批是1964年下放来的，他们来自修筑成昆铁路的铁道兵部队，钻山洞打炮眼是他们的特长。这些退伍兵里很多是少数民族和云南的山里人，其中不少是彝族和哈尼族人。“###”中，许多老场长都被批斗，靠边站了。我们前哨分场的老场长曹明身材高大，曾是国民党青年军的，被俘后加入了解放军南下部队。“###”中被批斗后，老胃病常犯。“###”后退休，他拉家带口回老家甘肃天水了。王金魁原来是总场的领导，“###”中被打倒以后，在风光农场七队劳动，和我们的几个同学在一个队。有一天他在砍树的时候，不小心一斧头下去，劈在自己的脚上。伤得可重了。2006年，我去东风农场新辟的龙泉公墓，给王开平和凌瑜扫墓，正好碰见他。他告诉我，他“###”后当了几年场长，现在已经退休了。现在，他在公墓旁边承包了一片香蕉地，让他的侄子帮忙管理。他指着王开平墓碑旁的一块墓碑说：那是他的战友，是在解放后剿匪的时候牺牲的，是烈士。他还告诉我，王开平是因公牺牲的，你们可以给他申请烈士称号。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8）
大约在1960年左右，从湖南的醴陵、祁东和湘潭毛主席家乡来了一批支边的移民。他们大多拉家带口地来到这里。他们都是干农活的好手，我们农场种菜、养猪、种粮食，自给自足主要靠湖南的这些农民。90年代，有一次我回农场时，在聊天的时候问一个老工人：“我们知青来了以后，又偷东西又打架，给你们添麻烦了吧？”他说：“知青来了以后，我们活得才像个人了。你们来以前，我们很多人还是临时工，每月才18块钱。每天天不亮，队长就敲钟，起床、上工；到傍晚的时候，队长拿着一根一米来长的棍子上山来，量我们挖的梯田和树穴合不合规格，如果尺寸差一点，或者在树穴的回土中找到一根茅草，今天的工资就罚没了。是知青来了以后，大家才都拿固定的28元工资了……”
我记得，我们生产队有一个湖南老工人，和我一样也姓彭。他朴实憨厚，力大无比。他曾在1950年当志愿军援朝作战，爬冰卧雪、出生入死。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退伍回乡务农。1963年移民到西双版纳。他每天赶着一头水牛上山砍柴、割猪草。他爱人生了5个闺女，一家7口人。他们两夫妻的工资收入是56块钱，而我们生产队食堂入伙的费用是每人每月8块钱。所以，他家每月的工资正好够交伙食费，一分不剩。他家经常要申请救济。
我的同学李再延是北京65中老高三的。因为他已经和上海知青周月琴在当地结婚了，有了孩子，所以直至1979年，他才拉家带口最后一批离开西双版纳。他那时已当了五营的教导员，他告诉我：1976年，“四人帮”打倒以后，农场里靠造反起家的领导因为是“四人帮线上的人”，都被隔离审查了。我们同学里升上省里去的那几个人也被隔离审查了。
记得在80年代中，有一次，我在台湾歌星侯德健的家里和他聊天。他问我：“你们大陆人怎么个个都在发牢骚。人家外国在传染爱滋病，大陆却传染‘恨滋病’。”我想想也是，此前的几十年，咱们大陆的各个阶层的人几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多少都受到过各种各样的委屈或者冤枉。
大勐龙橡胶林地里的71个知青坟墓
1969年从北京新来一批知青之后，昆明的知青也来了。
刚来的知青很喜欢打架，我们的一个北京知青朋友在打斗中手被砍成残废，头皮掉下来都遮住了眼睛，后来到总场医院才把头皮缝上。有一次，我们去山里砍竹子的路上，正好看到部队的营房门口放着一副担架，都被血水浸透了，血滴还洒了一路。伤员被抬到部队的医院抢救。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新建连队安置了几十名昆明知青，而这些知青分成了两派，大打出手。他们在昆明就见过枪林弹雨的武斗，在这里他们用砍刀、锄头对垒，生产队成了他们的攻防战场。据参与制止武斗的一个昆明知青干部后来讲，那场面实在是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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