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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8中国民间语文:真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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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上海”两个字。
17日，在11城市一商局长会上，胡平不点名地讲了这件事，又深有感触地说，劣质产品泛滥，太可恶了。这个问题，生产者有责任，商业企业进货把关不严，也有责任。
会后，武汉市商委的同志主动向胡平要回了那双鞋，经查：鞋底是上海的，鞋是武汉制作的。
21日，轻工部长曾宪林约见胡平，听说胡平买了双“一日鞋”，便说：“鞋的质量问题是当前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轻工部已打算专门举办一个假冒伪劣鞋的展览会。”
胡平当即表示：“我支持，如果你搞这个展览会，我希望我买的那双鞋也能作为一件展品，曝曝光。”
如今，胡平已经穿上了武汉百货商场为他换的新鞋，可是他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他说：“我是一个部长，买了劣质鞋能及时退换。但若是普通消费者呢？”
向人民保证
“如果亚运会工程不能如期完工，我就从北京最高的京广中心顶楼跳下去！”
1990年亚运会前，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主席兼工程总指挥部指挥长、北京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张百发在一次会上说。“跳楼市长”的称呼不胫而走。张百发回到工程总指挥部，对大家说，“你们都知道我可许愿了啊，工程哪儿耽误了我要跳楼，我告诉你们，我要跳楼以前你们全得给我跳下去，我要跳我也是最后一个。”
2008年12月，昆明市委、市政府向市民郑重承诺：今后政府性投资建设工程项目百分之百不出*案件，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同时，39位市级领导签名承诺廉洁从政。
“我可以负责地向全国十一亿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针对有人对“投反对票就永远记录在案”的担忧，电子表决系统总设计师林达亮如此宣称。
此后，广东、山西、陕西、辽宁等地在人代会或常委会会议中开始使用电子表决器。
“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200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年论坛上说。
2004年3月24日，广州市人大又开先河，采用无线电子表决器。同年3月，童海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建议，“从下届人大开始，全国自上而下应一律使用表决器的形式进行表决”。
2007年，一名浙江台州的人大代表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当年2月11日的地方党报。报纸头版有一张“人大代表举手表决通过决议”的彩色图片，图片上，一个个人大代表正襟危坐，高高举起了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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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无病，盲流有梦
同性恋患者
1991年，安徽发生一起女同性恋者同居的案件，当地公安机关对此难以定性，逐级上报至公安部。答复是：在目前中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同年，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崔子恩在课堂上公布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成为中国大陆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第一人。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校方撤消了讲师资格，降薪一级；背上了性骚扰罪名，被调离教学岗位。当时，校方让他去医院，期望由医生诊断他为“无责任能力”的“同性恋患者”，但他拒绝承认同性恋是一种病态。
2001年，崔子恩重返讲台，讲授“同性恋电影”和“中国地下电影”课程。
盲流
1991年10月24日，民政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劝阻劝返外流灾民工作的通知》。此前，1989年4月10日，民政部、公安部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199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
一篇题为《中国梦之1991年？我要去海边，我要闯深圳》的文章这样写道：
1991年6月，拿到结婚证的第3天，老公就怀揣着800元钱上路了；7天后，我也启程了。我们擅自决定放弃内地的工作，去闯深圳。我走的那天，妈妈哭了又哭，送了又送，直到我坐上汽车，她还在车下哭。最后竟至不能控制，挤上汽车，跟我到火车站。一路上她不停地哭啊哭，反反复复问我一句话：“放弃国家干部不当，非要去南方当盲流，你为什么呀？我们在这里活了一辈子，挺好的，怎么你就活不下去？我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难道是为了你今天去当盲流的吗？”
1991年7月，*来到北京，登长城，逛故宫，在军事博物馆一辆涂有红五角星标志的坦克前留了一张影。
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1991年，崔健发行了继《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后第二张专辑《解决》，专辑中的一首歌《一块红布》这样唱道：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在想什么
我说要上你的路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问我还在想什么
我说我要你做主
我感觉你不是铁
却像铁一样强和烈
我感觉你身上有血
因为你的手是热呼呼
我感觉这不是荒野
却看不见这地已经干裂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
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
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王朔曾说：“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写得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
在1993年的柏林演唱会上，崔健说：“我发现现在许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挡住，他们觉得自己舒服。因为你看到太多真实的东西，你不能骗你自己……他们觉得挡上点儿好，你越是看不见，越是幸福。……我听很多朋友这样说，也有记者这样问，说，艺术是不是就是政治？我一般都是这样回答的：艺术是有政治责任，但是没有政治目的。”
只唯实
“当前经济形势中最有害的是什么？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有害的，但失业问题可能害处更大。因为通货膨胀是人人受害，这样不会形成极端分子。失业是一部分人受害，这会让他绝望，然后铤而走险。”
1991年3月，北大教授厉以宁在全国人大发言说。
当时，“下岗”一词已经出现。据统计，北京每天有40人下岗；湖南每天有110人下岗；沈阳市100万工人中有30万人无事可做。
《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稿子里写下了厉以宁的这段话，他的一位上级看后说：“我叫你去采访治理整顿的成果，你怎么写了这些东西来？”当时的口号是：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就是对改革不积极。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1991年1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的理论文章：《改善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文中提到，陈云1990年1月送他条幅，上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姓“社”还是姓“资”
“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1991年4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杂志发表了《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又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要求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
《真理的追求》杂志于1991年第7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文中如是说。文章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
“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
1991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中如是说（其中，“戈叶”分别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信是没有具名的“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所写。“编者按”中说：“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编者希望读者都“与这几个共产党员共勉，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
“代表中国政府，紧急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向中国安徽、江苏两省灾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救灾援助。”
1991年7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华东水灾灾情时说，由于灾害造成的损失大、范围广，目前仍有200万人无家可归，并已有灾民患肠道疾病和疟疾等，大量的公路、桥梁等设施急需修复。完成上述救灾任务需要两亿多美元和各种物资器材。陈虹代表中国政府，紧急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向中国安徽、江苏两省灾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救灾援助。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援助抗灾。
1978年，唐山大地震两天后，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了国际社会的好意。《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将“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回忆说，“当时很多华人华侨情绪激动，一定要捐款，但是红十字会就不收，令他们感情很受伤。”
“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
1992年8月10深圳股票风波中*者所举横幅之一。
当年5月12日，上海浦东一位叫康柏华的股民因炒股亏损6400元，自缢身亡，被媒体称作“新中国股市第一位殉难者”。
消息传出，在康柏华追悼会上，赶来一批在股市上发了大财的大户，纷纷给康的家属捐款，捐了10多万元。
《投资者》杂志公布了一对炒股夫妻的私房话：
“明天再跌怎么办？”
“既然是市场，价格总会有升有跌的。”
“好，听你的。把电视打开吧，看看《开心今宵夜》。”
杂志主编鼓动读者：“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会激发您奋勇投入其中，还是畏而退避三舍？选择吧！”
“纯粹的经济动因酿成眼前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聚会，真的是像政府说的‘由少数坏人煽动’的吗？在中国难道还有什么力量能在几天之内把百万人从全国各地调集到深圳吗？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看不到亿万民众市场经济意识的觉醒，忽视了全国各地沸腾的投资热情。在奔泻而来的洪流面前，深圳这个单开的闸门，又如何承受得了这雷霆万钧之力？”
1992年8月10日，深圳股市狂潮期间，一位叫卢晓媚的股民在日记里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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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
1992年4月25日，上海水晶宫娱乐总汇，200多人把一个小舞厅挤得水泄不通。中国大陆首次无形资产拍卖开场，拍品是12个市价6000元的BP机号码。
上海拍卖行总经理林一*复做工作，才说服了上海通讯开发总公司的郑总经理，对方破例拿出12个BP机号码交给他拍卖。
参加这个拍卖会要买门票，5块钱一张。消息公布后，门票一天内全部卖光。
BP机号码这种无形资产究竟怎么拍，林一平并不清楚。他决定模仿美国电影里的拍卖情节。
拍卖会上，参拍者的竞标牌是用扇子的面糊成的，拍卖槌则用红木的小榔头手工改成。
拍卖槌落下去，第一个号码就从底价300元拍到了2900元成交。郑总经理一高兴，宣布每人送瓶饮料。第一个底价1000元的中文机号拍到了11000元，郑总经理兴奋不已，再次宣布赠送每位入场者两张25元的舞票。
最终，在热烈气氛中，12个号码总共拍到了76000元。
10月11日，北京，中国大陆首次国际拍卖会敲响第一槌。有位台商携来巨款，声称：决不让外国人买走一件中国珍贵文物！
讨个说法
本年度的热门电影《秋菊打官司》，让秋菊的“讨个说法”成为流行词。
不过，《秋菊打官司》也惹上了官司：影片中一些镜头是在陕西宝鸡街头以原生态纪实手法拍摄的，其中有市民贾桂花的正面半身形象镜头，时间长达4秒。影片公映后，贾桂花平静生活被打扰，周围的人风言风语，说她“当了明星”。感到“精神压抑”的贾桂花以侵犯肖像权为由对影片摄制方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剪除影片中显现其肖像的镜头，赔偿精神损失、经济损失万多元。
结果，贾桂花“讨个说法”不成……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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馅饼教授
1992年8月1日，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崔万增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在校园食堂门口卖起了馅饼。崔万增的馅饼5毛钱一个，一天下来，卖出100来个。
不多久，崔万增就成为了报纸上的新闻人物。他得了个封号：“馅饼教授”。教授该不该卖馅饼，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事实上，崔万增是一名政工干部，他的工资只有教授的四分之一。这年春天，在学习了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校里弥漫着一股躁动的情绪，“干点事儿”成为许多人的想法。此时，高校里鼓励第二职业，规定收入40％上交学校，60％归个人。
老曾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他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做卖馅饼这样的事情有损形象。几个月后，崔万增退居二线。
地摊市长
1992年5月的第一个周末，位于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来到贸易早市，花一块钱买了门票，又花两块钱租了摊位，用带来的东西，摆起了地摊。
据赵明非当时的秘书孙书林回忆：电视台记者跟着来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就得到了通知；工商局的人来了，还喊了一嗓子：“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
赵明非对人说，“下了班就不是市长，只是摆摊的。”他又说，“让长期蹲在机关里的干部尝试一下这种滋味，有助于打消‘官贵民贱’的思想。”
警察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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