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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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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简体字是相约俗成的习惯，是生活必需。追忆当年“五四”前后推动新文学革命，实赖北洋军阀不抵制，才让国语课本迅速改为白话，因此简化书写应从取消禁用简体字的命令开始。但他澄清，并未全面强迫使用简体字。
罗家伦强调中国文字需要简化才能保存，文字简化可节省时间，才能多花力气在学术而非文字上，让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胡适在中国语文学会座谈中也呼应，简体字是新文###动的一部分，简则易行，对发扬文化关系重大。但背负被质疑隔海唱和的大帽子、红帽子压力，罗家伦显然已无力回天。
反对者在台湾“立法院”集结力量，批判简化字容易混淆、失去文字原有意义，甚至毁灭文化，因此全面简化只是破坏传统文字与六书原则，并未改革，必须坚决反对。由于台湾“###”开始发放罗家伦所撰《简体字运动小册》，将内部讨论的简体字公之于世，更引发反对派强烈不满，造成强势反弹，最终让简体字运动胎死腹中。
1956年6月7日，台湾当局通过“###”公报宣称，中国共产党为“毁灭传统文化”，所以推行拉丁化之简体字，破坏结构，混乱形声，必须急速彻底予以纠正；并规定各校学生作业均应用正楷，不得写简体字，并且书写文字必须一律依传统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不得横排或横写。
“文坛祭酒”配合国民党“文化清洁运动”
在国共对立的年代，罗家伦不避讳可能与中国共产党主张呼应的嫌疑，从语言工具角度出发，要求改革和简化中文字体，不仅阐明了他的历史和文学观，也彰显了自“五四”以降中国文化中愈加稀薄的道德勇气。但半途而废，也暗示了罗家伦在国民党政府内远离核心的窘境。
国民党面对来自彼岸的压力，以及岛内由雷震、殷海光等主导的《自由中国》杂志通过舆论对蒋介石统治进行的强力批判，决定由“立法院院长”张道藩领军，发动台湾文坛的政治路线与报道内容清洗；借重申政治与主义的重要性，强调要建立“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 。。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6）
根据张道藩的理念，文学不能是单纯的休闲或美学，文艺作品必须配合整体的备战心态，所以他在1952年5月5日以台湾“中华文协”理事长身份，提议文艺界应配合时代需要，从事文艺复兴，“率先向大陆进攻”，让文艺界成为“###的最前哨”。
蒋经国自担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开始，也大力提出“让文艺到军中去”的号召，坚持发展“战斗文艺”；罗家伦则以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身份，兼任蒋经国主管的“总政治部”心理作战组召集人。另一方面，在蒋介石刻意主导下，张道藩、罗家伦、陈纪滢、王蓝等人，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从文章的创作、形式、主题上“全面净化”，掀起新一波文艺管制风潮。
由于台湾民间各种揭发社会黑暗面，盼借小道消息求报份业绩的报道，“陈腔滥调、蛊惑人心”，不利于国民党执政、备战，因此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文化清洁运动专门研究小组”，发动各种文艺社团，扫除“赤、黄、黑”三害运动，以正“文坛歪风”。
1954年7月26日，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由陈纪滢出面，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撰文，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主张铲除各种“内幕”杂志恶行。
同年8月9日，台湾文教界展开“文化清洁运动”，并以蒋介石所著《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为纲要，要求文化界必须“反对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宣言强调，“三害”让文化界蒙羞，摧毁军民身心健康，伤害“###复国大业”，为了“消灭共谍”，必须拒绝淫乱、猥亵、靡靡之音；并指出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黑暗新闻伤害台湾建设进步，引诱青年堕落，必须彻底铲除，“不能让三害以言论自由为名，享有造谣惑众的自由、伤风败俗的自由、诽谤的自由、危害国家民族的自由”。
“文化清洁运动”在蒋介石与国民党文艺班子的推动下全面展开，让文化界面临思想与路线压力；“文艺协会”等单位又要求文字工作者“加入###复国的文化战斗行列”，创造新文化，誓言“绝不做三害帮凶，绝不与三害制造者做朋友，全面铲除三害之祸”。由张道藩、罗家伦、程天放、陈雪屏、张其昀、陈纪滢等人担任委员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通过文艺奖金诱使创作者配合文艺政策的大方向。
随后蒋介石主张以“战争文学”引领“###抗俄”风潮，带动文艺与社会改革，确立台湾自50年代以降，为期约二十年的战斗文艺创作路线。
在“文化清洁运动”的政治风潮下，罗家伦完全配合，成了个“没声音的人”；同时他接下台湾的“中国国际笔会”会长一职，俨然是国民党的“文坛祭酒”。
“笔会”为一国际性的组织，旨在提供国际文人进行文学意见交流与社群互动的机会。“中国国际笔会”于1925年在上海成立，首任会长是蔡元培；由于战乱不断，笔会一度中断运作，直到1957年才在台北复会；第二任会长是张道藩，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在1959年出任第三任会长。笔会参与者梁实秋、余光中、王蓝等都是散文名家、文学家、诗人。但张道藩、罗家伦两人的公职、党政身份，让笔会的政治味太浓，运作颇尴尬。罗家伦卸职后，交由林语堂接手，笔会的运作才又正常化。
“国民党党史会”于1930年5月1日成立，原称“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由胡汉民、戴传贤等五名常务委员执掌党史编纂；1936年改采主任委员制，副主任委员就是罗家伦。1948年底，内战紧张，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史料移至台湾彰化糖厂，再陆续搬迁至洪家祠堂等三处民房存放。当年8月8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罗家伦担任党史会主任委员案，吴敬恒、于右任、丁惟汾、钮永建、王宠惠、邹鲁、李文范、张群、张其昀、王世杰、吴铁城、张厉生、狄膺、洪兰友等同时获任“党史会”委员。罗家伦任党史会主委九年后，基于国民党党政一体的体制，又于1957年6月30日兼任“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
罗家伦在台虽被归类为文坛大老、党国大老，但无论在创作或施政领域并无显着成绩。简体字争议风波之后，罗家伦全力配合蒋介石的各项决策，更让他成为蒋介石一阵阵宣传攻势的配角与代言人。虽然国民党赋予他主要任务是为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编纂史料，但除了他在1951年扩编了胡汉民在二十年代编纂的《总理全书》以及1958年出版了《国父年谱初稿》外，罗家伦对国民党党史始终欠缺具体而明确的研究成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7）
据“国民党党史会”人士解释，罗家伦在“党史会”的工作从学术着眼，希望通过充实史料，以科学方法保存、复制、归档管理，以提供系统化史料让学者研究。但蒋介石尚在，许多敏感性历史档案未开放，资料不齐全，因此罗家伦主张民国史不能修，民国文献丛编也无法出版，“党史会”、“国史馆”自然只能保存史料，“努力从事准备工作，建立良好基础”，让未来史家凭史料“继续发扬国史” 。罗家伦晚年健康不佳、精神不济，修史抱负还是无法实现。
“国民党党史资料馆”于1960年落成，存放国民党迁台前后的大笔资料。罗家伦向台湾“立法院”报告的历史档案显示，经史料编纂委员会征集，握有抗战与国共内战史料一万八千多件，保管各级政府档案史料六百余箱，完成史料编目二十五万多件，出版孙中山年表、年谱、革命文献、先贤文集等多种著作。进一步归档工作，则是在1979年秦孝仪继任“党史会”主委后，才将蒋介石存放于大溪与芝山的史料移到阳明书屋统一管理。
对编纂史料、推广国民党党史，罗家伦倒是别具创意，曾经提出不少新点子。为了让台湾民众了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贡献，1952年罗家伦促成开放位于台北市圆山旁的忠烈祠，供民众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仪容与事迹图片。1953年11月，他力促“党史会”开放位于中山南路台北火车站旁、日据时代的梅敷屋旧址，改为孙中山史迹馆，以纪念同盟会时期，孙中山曾于梅敷屋短暂停留，与同志共谋反抗清廷的历史。
罗家伦主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认为在文字之外，历史传述应由图片、绘画展现历史精髓。所以在“党史会”任内提出“史画”的概念，主张以图画表现国民党革命建国时代的重大事件，避免文字传述历史流于枯燥。大批史画至今仍保存在国民党党史馆内。
不过罗家伦保留史料、修纂历史、解读历史的方法与看法，常引发争议。他耗费十余年、上千万元新台币主导编纂的《孙中山年谱初稿》，至少出现了二十八项历史诠释观点及史料考证错误，一度成为历史学者质疑的焦点。
学者吴相湘等指出，“党史会”出版孙中山著作不够积极。另外《孙中山年谱》除漏列大学各科成绩、研修课目等重要且已取得的史料外，罗家伦主张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是因自行走入清廷驻英大使馆“两度斥责”清廷官员，以致被清廷扣押，更遭多位国民党史研究者批判，指罗以政治观点无端美化孙中山，不但歪曲历史，更无法解释清廷在英国领土绑架孙中山的事实。
老年性格趋于沉稳的罗家伦，手握“党史”、“国史”诠释大权，面对外界质疑，并未公开反驳从而避免了新一轮的文字论战，最终他选择用人际手腕化解僵局。为响应关于“孙中山与革命时期等专门著作、论述数量太少，欠缺权威版本”的批评，罗家伦于1965年9月2日借庆祝孙中山百年诞辰之机会，以“国父学术论着编纂委员会”召集人身份宣布，将发行《孙中山学术论着全集》约一千五百万字，内容包括蒋介石关于孙中山七十余万字的论述和著作，还一并编纂了三百多篇中华民国先烈先贤的传记。
国民党五四运动样板
在国共内战时期，关于五四运动究竟由谁发动，一度引发笔战。罗家伦在一篇《“五四”的真精神》文章中 ，坚持五四运动完全基于青年的爱国情操，没有任何政党或政团介入。但他说，当初是孙中山支持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因此五四运动应该与孙中山的主张一致。罗家伦也一反五四运动打倒旧传统、旧思维的主张，认为传统国粹应该与近代教育融合。
但国民党迁台初期，对五四运动并无好感，守旧派甚至认为胡适等人推动的新文###动，是想摧毁传统，形同为中国共产成立新中国铺路，所以在张道藩主持的“文艺协会”所出版的相关著作中，对五四运动、新文学革命运动只字未提，等于认定五四运动属性有问题。
胡适虽是台湾的学术大家，也遭到国民党偏激分子不断批判。所幸有人提出，孙中山曾说：“五四运动革新青年学生思想，为中国未来事业革新做出准备。国民党得以收革命之功，均赖五四运动的思想变化，以及革心的功效。”五四运动与五四运动健将这才不至于被国民党划为“左派”。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8）
直到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强力宣传让国民党很不是滋味，台湾当局才有所警觉并态度丕变，迅速决定为争夺“五四”的诠释权发动五四主导权论战。由于胡适常在美国，五四期间拿大旗的傅斯年已猝然而逝，国民党只好推出曾为五四游行撰写宣言的罗家伦领军。
从此原被戴上红帽子的五四运动，摇身一变成了学生爱国运动与白话文革新运动，并将5月4日定成“文艺节”。1955年5月4日，罗家伦承命向大陆广播，指五四运动是一群有文化意识的爱国青年，基于国家民族之爱的自动自发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行动的合流，与“五四”之后两年才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无关，李大钊当时也非共产党员。罗家伦关于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也无独立组织的说法，同时成为国民党的官方宣传版本。
罗家伦认为，五四运动核心在于“外争国权”—— 打倒帝国主义，“内除国贼”—— 打倒军阀势力，标榜“科学、民主”，因此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他提出五四运动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第二阶段是新文化运动，解放人民思想；第三阶段则是爱国运动。
同时，罗家伦指出，五四游行当天，虽然攻进曹汝霖住宅，殴打章宗祥，二十三名学生被捕后获释，毕竟属于小规模冲突；也是因为爱国学生觉得和约问题并未解决，亲日政客也未打倒，必须再接再厉，才有六三游行示威，北洋军阀逮捕千余游行群众，引发全国公愤；其后，上海、天津等地陆续响应罢课、罢市，阻止巴黎和约签字，让亲日政客下台免职，才初步达到爱国运动的目标。
为声援罗家伦，国民党多次邀胡适赴台讲学。胡适说，“五四”就是青年的爱国运动，强调自由思想，抵制教条主义、刻板主义。
面对中国共产党提出陈独秀以“文学革命论”带领“五四”之前文学革命
思潮，李大钊带动学生共产主义信仰与行动的宣传战，乃至鲁迅等人在文学
创作上的冲锋效果，国民党政府被迫必须肯定胡适等人的历史定位与发展新
文学、新文化的努力，方能解决“五四”是否由共产党领导这一重大问题。所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文学解放的观点，被国民党重新赋予极高的评价。
事实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虽然发动并参与五四学生游行，但被当做五四精神导师的胡适，却是彻彻底底反对罢课抗争的“复课派”。他一度批判学生用罢课做武器是“下下策、不经济”，使原本新文###动的思想运动意外触发了政治运动。受到胡适的影响，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在“五四”后迅速退出抗争。罗家伦甚至批评，继续发动罢课是“失败、无聊”，力主大学生应该把精力放在校园学术、西方科学新知的研究上，避免介入社会运动。因此《新潮》这种转向探索西方现代科学，只钻研学问，不问外事的退缩、保守态度，长期以来遭到左派严厉的质疑和批判。
在这场“五四”定位论战中，罗家伦的角色不过局限于协助蒋介石在五四主导权之争上争取发言地位罢了。反倒是与胡适的密切关系，使罗家伦成了为蒋介石传话、拉拢胡适的重要人物。1951年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两蒋因《政府不能诱民于罪》一文发生摩擦，几乎被查禁，罗家伦为此衔命赴美与胡适沟通，劝说胡适不要继续担任《自由中国》发行人。
精神透支过世 书画珍品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
随着记忆力急剧衰退，身体转趋虚弱，毕生相信科学的罗家伦，虽然无法接受脑功能衰退的诊断结果，以及需要更多时间休养的医师建议，无可奈何之下，还是在1967年决定退休，于山清水秀的台北外双溪静养。“国史馆馆长”由复旦公学的同学黄季陆取代，“党史会”职务也在年底一并移交黄季陆；“中国国际笔会”会长一职则在次年交给林语堂。
不过罗家伦退休后健康不见好转，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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