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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智慧-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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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说明近代化是很艰难的，最难的是修铁路，1874年，日本就开始向台湾挑衅，有点想侵略台湾的意思。李鸿章办洋务，知道铁路很重要。他有一次到北京见到恭亲王，说要修铁路。恭亲王说是应该修铁路，但是阻力太大，我都不敢提这个事。李鸿章就建议他跟慈禧太后提。恭亲王就笑笑说其实太后也不敢做主。后来，这个事情就停下来了。但是，李鸿章已经开始有一定的权力，他逐渐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比如唐山挖煤，挖煤就要用铁路来运，他就悄悄的建了一段几十公里长的小铁路。他让一个英国工程师把一些废旧锅炉改成蒸汽机。当时遇到了全体人员的反对，从当地士绅到官吏到老百姓。因为这种事情被看成是破坏风水的，所以开始就没敢让蒸汽机跑，而是让骡子拉着几个车厢运着煤在铁轨上跑。
另外还有架电线，大家知道，中国近代一直被外国侵略，电线传输军事情报很重要，所以李鸿章谈判时常常说，我们谈判传递个消息要来回一个月半个多月，别人一瞬间就能完成，我们老处在被动地位，也应该架电线。这也遇到了巨大反对，很多人都有奏折，我现在不好引了，没有带来。
从反对修铁路到反对架电线，最重要的是还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西方的。当时认为西方是君主和人民互相争利，他们以利为主，所以要修铁路。我们中国是皇上为天子，不和民争利，就不需要修铁路。慈禧太后都不敢同意，因为她知道反对的人太多。但洋务派悄悄的修了一点。直到19世纪末的时候，这时情况已经很紧急了，慈禧大概也觉得不修不行了，但她也不敢一下子下决定，于是让大臣们讨论应不应该修。争论了很长时间，半年后，还是主张修铁路的大臣占了大多数。从1874年李鸿章第一次提出要修铁路，到1898或1899年清政府正式同意修铁路，经过了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这20年在中国近代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是很重要的20年。
之所以后来慈禧同意修铁路，跟李鸿章他们在背后的运作有关系。那时慈禧最宠信的亲王是醇亲王奕譞，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李鸿章他们通过种种活动让奕宣支持修铁路，他再去说服慈禧，这才达到了目的。
“洋务运动”办得很不顺利，阻力重重，但毕竟还是把大机器引进了中国，并且把学校办起来了，翻译很多西方的声光电化方面的书籍。在”洋务运动”过程中，修铁路或是办军工厂，需要有大量的金钱资助。清政府晚期的时候财政很困难，这就显出了李鸿章的政治才能了。修军工设施对清政府是有直接好处的，都遇到了这么大阻力，那如果想办一些民用的，比如生产一些纺织品或搞些运输，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清政府正面临着财政危机，有人就提出，那些修船之类的本来就不应该修，既然现在没钱，就应该停掉。但是，洋务派此时已经有一定力量了，并且在几十年中也让人们感到没有这些东西确实是不行的。慈禧很为难，是停掉还是不停，也让大臣讨论。李鸿章就借着这个机会说，主张停掉的理由是说没钱，既然没钱，我们就要想办法生钱。怎么生钱？光生产枪炮不行，要办民用企业，生产消费品让人们去买。他就借着顽固派的观点，把”洋务运动”从只生产军用品转向也生产民用品，从求强走到了求福的阶段，于是就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和一些钢铁厂、机械厂，生产民用品卖给老百姓，这样就能赚钱了。赚钱后就采取官督商办，这些在开始的时候，还是阻力很大，没有官方的支持，这些民营企业办不起来。所以官方的支持，使民用企业兴起了，”洋务运动”走到了第二阶段。
但是，“洋务运动”只有技术上的革新，没有政治、制度上的变革，逐渐显示出了不足。就像他们和顽固派的辩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种泛道德主义，你想他们反对修铁路架电线之类的，都不从技术上跟你辩论，而是首先上升到一个道德的高度，说这个东西不是中国的，是西方的，你学它，就是卖国。
洋务派在这种意识架构中都没有办法辩论，只好采取我有权力就不跟他们争，自己做，绕过这个。但是洋务派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系统，唯一的就是为了和顽固派辩论提出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自己学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但那只是我的一个“用”，我的根本、本体还是中国的。开始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对付顽固派，但在后来的过程中证明了洋务派的不足。它开始是有进步性，但到后来负面作用就越来越明显，它是官办，是衙门，所以的企业都是有级别的，官方安排各种职务进去，另外大家知道，是官的企业就少不了贪污腐败。包括一些顽固派，从前是反对的，后来一看这么能来钱，那也派自己的人进企业捞钱了。这时，人们就觉得”洋务运动”逐渐丧失了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而历史的变化往往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反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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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5）
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爆发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洋务运动”最大的一个成果北洋水师——在亚洲是第一大舰队，世界上都数得着的——全军覆没，人们就觉得”洋务运动”不行。
当然了北洋水师的覆没有很多原因了，我稍微讲一点。北洋水师建成之后，但有十几年没有更换过炮火，维修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慈禧早早的就预备钱要修颐和园过六十大寿。清政府晚期经济非常困难，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把修铁路的钱和北洋水师的经费都停了，都用在慈禧个人身上了。我最近看李鸿章要钱的那些奏折，那些奏折的名字都不提要钱。慈禧反对学西方技术，但享受是要西方的东西，都是让李鸿章帮着办。所以李鸿章的奏折里提的都是什么国外新东西在颐和园安装怎么怎么好，最后提一句，哪儿哪儿还需要一点钱，看能不能拨下来。
一面是北洋水师的装备十几年得不到更新维修，另一面是西方火炮、舰载炮得到迅速发展。日本的舰队比中国建得晚，但是他的火炮很发达，射得又准又快。
所以北洋水师的覆灭，是由那个腐败的体制所决定的。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一些中国人就开始思考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人就提出了维新变法。我觉得这时中国变革的动力就从曾左李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降到了以康梁为代表的级别很低的读书人，这还是在体制内，康梁是体制内最没有权利的一批人。这些人成为了中国变革的主要发动者。
康有为提出要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学习俄国的彼得大帝，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他很勇敢的一点是，甲午战争是被日本打败了，又割地又赔款。但是康有为还提出学习日本，在民族义愤那么强烈的时候，他提出要以强敌为师，以自己的敌人为师。在当时，敢说这个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康有为通过种种渠道宣传自己的观点，组织了强学会等社团，他写的那些书被一个高官看中了，推荐给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看了，也被打动了，就想见见康有为。但是大家知道，光绪皇帝不是一个有权力的皇帝，而且清朝的定制，皇帝不能接见四品以下的官员。光绪皇帝想见康有为没有办法见，就委托了翁同和去见康有为，看这个人说得究竟怎么样。那次康有为表现了舌战群儒的气概，应答得非常得体，把帝党的领袖翁同和——光绪的老师——说动了。翁同和回去就跟光绪皇帝说，这个人确实了不起，这样在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联系。通过来回反复的沟通，加上形势也发展到那个时候了，光绪皇帝决定变法。于是有了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戊戌变法过激。实际上我们看看，康有为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宣传要立宪，要君主立宪。但是一到变法的时候，他们知道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那些变法的法令没有一条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不提这个。他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反对力量已经很大了。变法条令主要是发展工商，允许民间办厂。中国从前是不允许民间办现代化企业的。
康有为他们认识到新学不新，就是西方的那种学校在中国办得很艰难，读书人都不愿意上西式学校，还要走科举道路。他们认为这束缚了中国知识界的心灵，要废除的话，应该废除这个。但是在戊戌维新的时候，绝对没提出这个。他说，我若是提出这个，就断了天下读书人的生计了，会群起而攻之的。我只能一步一步来，先改变科举的内容，不考八股，改成考策论。
所以，这些提法很温和的。
虽然光绪已经亲政了，但是这时的实权还是在慈禧手中，哪个重大事件、决策，光绪都要到颐和园去请示慈禧。慈禧搞权术确实厉害，她开始对这些并没有提任何反对意见，也没有表示赞成，只是说你看着办，你觉得对我们大清王朝好，就可以办。但有两点是不能变的，一个是礼仪不能废，（可以看出中国始终把这个看得最重）一个是服装不能变。余下的你都可以看着办。
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和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一直在争权夺利。帝党主张变法，后党从观念上实际是反对变法的。但慈禧很老练，她不动声色。变革总会出现失误，她等到出了事的时候才会说话。这是搞政治的人的一个手腕，也是搞政治的一个规律，总要得到适当时机才会说话。
慈禧采取了三个措施——现在分析是很厉害的——第一，她把自己的亲信荣禄任命为直隶总督，这就是把京城附近的军权收归自己手中了。第二，她强迫光绪把翁同和给开了，当时帝党兵没有多少权力，唯一掌了特别大权力的就是翁同和，他权力大，又是光绪的老师，又跟康有为直接联系，所以赶走了他，帝党的力量大大削弱，而且光绪和康有为之间没有了桥梁。第三，以后凡授二品以上的官职，接受者要到慈禧跟前谢恩。你想啊，慈禧已经把权力交给光绪皇帝了，二品以上大臣谢恩按照道理应该到皇上跟前谢恩的，但是慈禧这么说，这实际是给官员一个信号：你们不要以为权力在皇帝那儿，实际是我控制局面。那些大臣都在官场上混了很多年了，都明白这个意思，知道是慈禧控制实权。
维新派做了两件事，却使保守派的势力大增。第一，就是维新派没有力量提出政治改革，于是提出行政改革。那时清政府财政很困难，政府机关里养着大批的闲散官员，有些机构也成了摆设，闲差闲职太多。康有为提出撤掉这些衙门，那些官员也重新安排。大家可以想见，这一下得罪了多少人，很多人跑去慈禧那哭诉。第二，有关八旗子弟，八旗子弟生下来就有一份俸禄，不用工作。这些人都靠国家养活，可这时国家已经没钱了。康有为提出养活八旗的政令也应该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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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6）
这些做法都得罪了大批有权势的人，使这批人都站到了维新的对立面，而慈禧本身又反对维新。所以，维新运动就推行不下去了。他们觉得很大的阻力在于慈禧，帝党后党的矛盾就特别激化。但是历史上阴谋诡计最深的那部分总是没有记载，只能根据其他记载来推测，关于这些有各种观点，我就不介绍了。
总体而言情况是，维新派想通过某种方式使慈禧就范，但这个消息被慈禧知道了，所以慈禧在9月21号就发动政变，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把光绪软禁了，捉拿维新派的人，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和英国大使馆的帮助下跑掉了，没有跑掉的就都杀了，戊戌六君子大家都知道，这我就不讲了。
现在有个档案记载说，慈禧软禁光绪后，慈禧训他说你为什么要支持康党来改变祖宗成法。光绪说孩儿我是没有办法，是我糊涂。因为洋人逼迫太甚，我觉得只有变法才能够强大。
慈禧说，祖宗之法就不行？鬼子的法就行了？你这是背叛祖宗。
光绪好像就没什么话可讲了。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呢，有两点可以说：第一，中国把任何东西都要上升到道德的层面。第二，慈禧说光绪违反了祖宗成法，可慈禧立光绪的时候违反了最大的祖宗成法。按照道理来说，同治去世之后，应该是同治的下一辈来当皇帝。但慈禧知道如果同治的下一辈当皇帝，她就是太太上皇，就没有权力了。她得安排同治的堂兄弟同一辈的人来当皇帝，她才能继续当太上皇。所以最违反祖宗成法的是她。但当她需要的时候，却说光绪违反祖宗成法。所以我们看待成法传统时，要想想传统是被谁左右，被谁掌握，掌握的人要用传统的名义来做什么。我们要感受到这一点。
慈禧掌权之后，就把新法都废了。戊戌虽然失败了，但是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在没有什么政治权力的情况下，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声势？因为读书人在维新运动中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团，使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知识产生了很大兴趣。而且在这样的社团中大家都是平等的，中国传统的社团不是宗族的就是黑社会性质的，江湖帮派那种。维新时的社团可以自愿加入，随意退出，彼此关系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组织社团，是现代化政治的一个基础。第二，梁启超的威望为什么那么大？他办时务报，宣扬维新。报纸论政，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又一个基础。后来辛亥革命时期，那么多留学生在日本办各种刊物报纸，对辛亥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从戊戌维新开始的。第三，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妇女解放了，具体表现是放足，不缠小脚。戊戌维新的时候全国有几百个不缠足会，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之前就在自己家乡组织了放足会。为什么要组织放足会？我稍微详细讲一点。维新前，康有为到北京参加考试，路过上海，看见一个外国传教士办的报纸，宣扬不要缠脚，里边有X光透视的缠足妇女的骨骼。康有为就接受了这个观点，回到家乡组织了不缠足会。维新运动期间，就组织了更多的不缠足会。缠足会在各个地方的条例都不太一样，但其中都有很重要的一条。老一点的人都还知道那时如果哪一家的姑娘不缠足是很丢人的事。在社会压力面前，少数一些人组成一个团体，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就可以抵挡社会压力，这是第一。第二，有个很现实的原因，会员之间有彼此婚嫁的义务。大脚女是嫁不出去的，要规定好，我给我的女儿不缠足，你的儿子有义务娶我的女儿。如果没有这个约束的话，放足妇女的婚姻就出了问题了。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下令所有的社团统统解散，只有一个社团没有解散，外国在华妇女为了帮助中国妇女，组织了一个天足会，也就是不缠脚。天足会在各地都有分会，对外国在中国办的社团，慈禧不敢管了，外国的妇女仍然继续到处宣传。
所以说戊戌维新促进了社会进步，想想如果现在中国还有一半的妇女缠足，那是个什么样。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有一个心患，光绪皇帝还活着。慈禧比光绪皇帝大很多，正常情况下她死在光绪之前，那她死之后，光绪再一上台，对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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