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927:北伐军兴始末-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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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征祥自幼学习外交，尤其擅长俄文，从1893年起就奉派担任当时清朝政府驻俄罗斯大使馆的翻译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比利时天主教女子培德，并与她于1899年结婚。陆征祥的外交表现很出色，有清朝“外交奇才”之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任驻俄公使的陆征祥联合驻荷兰公使刘镜人于12月31日通电敦促清宣统皇帝溥仪逊位。不久，陆征祥再次发电，促清廷“慨从众愿”，这样他的政治立场便由清政府转向革命阵营。1912年，陆征祥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
　　陆征祥就任后雄心勃勃，试图使外交部门成为现代外交机构，他请当时著名的文人林琴南（即林纾）写下“不要忘记马关”六字悬挂于部长办公室内，以志不忘清朝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除了日常外交，他还负责中俄关于外蒙交涉等重大外交活动。不久，国民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陆征祥继任国务总理，上升到权力的顶峰，随后任总统府高级顾问，再任外交总长。
　　尽管陆征祥时常面对“不要忘记马关”的字幅，但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因在“二十一条”上签字，他一时为国人所痛骂，被指为卖国贼，这位风云一时的外交总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陆征祥自己也感到无颜面对国人，所以，后来袁世凯称帝，要封他为侯爵，他坚决予以拒绝，并偕夫人往北戴河暂避，袁世凯死后，陆征祥才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外交总长。这次他率中国专使团出使法国巴黎，他很想为国争光，以洗由他签字“二十一条”之耻。
　　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提出“14条”作为和会的主旨，其中有“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国无大小，一律同权利”等内容。
　　以陆征祥为首的中国专使团代表们对威尔逊的“14条”信以为真，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再加之中国已入战胜国之林，他们觉得腰杆直了，决定趁此机会，雪中国百年之耻。于是陆征祥等人合计，向会议提出了7项“希望条件”，其内容为废弃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撤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构；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和关税自由权。后又提出取消1915年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是一场肮脏的战争，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列强们分赃的会议。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但并未改变中国受欺凌的地位。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组成的和平最高会议，以中国的上述要求“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之内”拒绝讨论。
　　中国专使团很不甘心，接着又提出处置山东问题，要求日本将在大战中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归还中国。
　　山东本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以参战为名，把中国的领土当做德国的领土占领据为己有，这本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大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日本代表公布了1917年初，日本与美、法、俄、意四国背着中国签订的承认日本承袭德国所有权益的秘密谅解协定，中国代表在会上据理力争，提出中国参战时，即已宣布废除过去清朝政府与德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因此对日本与美、法、俄、意签订的谅解协定不予承认，认为它完全是非法的。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们为了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决定牺牲中国。他们在邀请有日本代表参加，却不让中国代表出席的最高会议上，横蛮地决定将由日本承袭德国在山东利益的内容写进了《凡尔赛和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四运动”与中国国民党（2）
“和约”中称：“德国将按照1899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力、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胶州领土内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均为日本获得。”“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订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约定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和约”中的上述条款对中国来说，实为丧权辱国，中国作为战胜国反而沦为于战败国待遇！
　　当“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倡导中国新文化运动，意在反对袁世凯尊孔复古使中国的历史开倒车。当杂志出到第二卷一号时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公开提出“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震动全国。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新青年》在全国知识界以及青年学生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名流一时成了名震中华大地的中国新文化革命运动的旗手。
　　陈独秀在1919年5月4日前发表了一篇《随感录》。文中愤怒地写道：“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尖锐地指出“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久久集在爱国学生们心中的怒火燃烧了。5月4日，在北京，北大、清华等大中院校的爱国学生五千多人走上街头，他们在天安门举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高举“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游行示威的爱国学生出于义愤，放火焚烧当时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公馆赵家楼，痛打曹汝霖以及藏在曹宅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三个卖国贼。北京北洋政府即派出军警进行镇压，殴打爱国学生，学生们奋起反抗，军警逮捕了刘仁静等32人入狱。次日，不畏强暴的北京爱国学生实行总罢课，表示强烈抗议。5月6日，北京中等院校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发通报、散传单、组织演讲团，爱国学生再次走上北京街头，挥泪演讲，号召人民奋起救国，要求严惩卖国贼，群众也情绪激愤，整个北京城沸腾起来了！
　　运动很快波及到天津、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6月3日上海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五四运动”进入新阶段，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北洋政府慑于由“五四运动”引发的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涛，没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拒不承认“和约”强加给中国的有关条款。
　　在北大师生和员工们的齐心斗争下，北洋政府的法院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最终判刘仁静等被捕的爱国学生无罪释放。当刘仁静等人走出法庭的时候，顿时鞭炮齐鸣，口号震天，人们一路簇拥着刘仁静等人返回校门。
　　出任“和会”中国专使团的团长陆征祥，由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将他所有的外交梦想摧毁，决定退出外交圈，携妻子远渡比利时。在妻子逝世后他于1927年10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日的圣安德诺修道院正式出家，成为了一名修道士，皈依基督教，成了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修道士总理”。
　　陆征祥成为修道士后，一直在为他当年替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之举而忏悔，并付之行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陆征祥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呼吁欧洲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由于他进行的反法西斯宣传，他险被纳粹押往设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两名记者专程从国内赶到比利时采访陆征祥。陆征祥老泪纵横，他一方面对于曾替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向国方表示忏悔，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取得抗战的胜利异常兴奋，感慨终于“在有生之年得见祖国一雪前耻”。1949年1月15日，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这位“修道士总理”病逝，终年78岁。
　　陆征祥曲折的人生传奇，从一个侧面反射出了当年的“五四运动”是如何深透中国大地上各个阶层人们的心。
　　“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也是强有力的推动。1919年10月，他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所以加上“中国”二字，是表示有别于1912年他创建的让他很不满意的国民党。
　　新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孙中山准备用这个国民党###来继续领导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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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1）
当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后重新奋起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实际结合的过程已经开始。
　　1919年3月4日，由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发展成的俄国共产党成了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中心。共产国际是领导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活动的组织。
　　当时美国《时代》杂志的主编是卢斯。卢斯是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后代，出生在中国，1912年14岁时才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来有人为他写了《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这位作者在书中写道：“1914年—1918年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红色的共产党苏联政权在崛起。从此，在输出革命的口号和世界革命理想的激励下，支持或反对这一红色政权的态度，几乎成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冲突必不可少的背景，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一致公认的革命导师列宁的政治版图里，中国革命是全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不无关系。
　　民国后的北京大学校长是著名的蔡元培先生。他是同盟会的成员，原反清的“光复会”创始人之一。在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在学术上坚持“兼容并包”的原则，很开放，很民主，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传入中国提供了立足之地。
　　当时在全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其编委都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主编陈独秀和编委李大钊更是左翼的领军人物。这些著名教授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1918年，陈独秀、李大钊与来往甚为密切的北大教授张申府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份杂志后来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工人运动由文化启蒙转向政治救亡的标志。在当时许多热情的爱国者看来政治比学术更为重要。
　　正因为如此，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当时传进中国的五花八门的主义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7月1日，由李大钊、曾留德的音乐大师王光祈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不久，李大钊在此基础上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中学生的领袖人物，如北京大学的张国焘、张太雷、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随后，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便开始筹划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北洋政府的搜捕，由李大钊陪同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准备由天津乘船去上海。途中，两人商讨了建党事宜，决定同时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就是后来史学家所称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同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
　　10月，李大钊继陈独秀之后在北京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刘仁静、罗章龙等为其主要成员。
　　据当时与李大钊一起在北京筹建共产党组织的张申府回忆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在上海的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即李大钊）。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我们回信了。”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开始不称“组”而是叫上海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
　　这之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各地筹建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6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共产党》月刊在创刊号首页的“短言”中，发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刊物上既无编辑部地址，也无印刷、发行单位，所有文章的作者或译者都用笔名而不署真名，使人一看便知是本秘密刊物，然而却又以“共产党月刊社”的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继上海、北京之后，在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以及留日、留法留学生中先后都组建起了共产主义小组。后来由这八个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　。。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2）
早在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便派出使者到中国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使者是维金斯基，他的中文名字为吴庭康，有时使用“魏琴”的笔名。
　　维金斯基来华前早与北京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并通过李大钊与陈独秀也建立了联系。他来中国，除了帮助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筹建中国共产党外，还肩负着另一项使命，拜会列宁的老朋友孙中山。
　　此时，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继续革命，其中的一个重大的行动是决定首先打倒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夺回广东这块民主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孙中山把实现这一计划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用全力培植起来的当时驻福建南部漳州的　　“援闽”粤军，期望这支军队打开一个局面，为他撑腰争气。
　　“援闽”粤军，是以孙中山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陆、海大元帅时以极大的努力从当时广东督都陈炳昆等人手中争取到的省长公署的二十营警卫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那时他在广州受桂系军阀威逼，深感必须有自己的军队。他任命一再向他表白忠诚的同盟会会员陈炯明为总司令，并抽调一些中华革命党党员和军事骨干任各级领导。开始时整支部队约八千人，后以护法援闽名义开往闽南，发展到两万余人。孙中山把这支部队视为可靠的革命武力，视陈炯明为“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他倾尽全力，甚至不惜多次以他在上海的住宅为抵押借筹军饷支持这支部队，他特将国民党得力的军事将领如邓铿、许崇智等配备在这里，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均宣誓加入国民党，他期望他们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他要依靠它达到革命的目的。
　　1920年6、7月间，孙中山特派朱执信、廖仲恺等赴漳州敦促陈炯明回粤###桂系，但陈迟迟不动，直到桂系准备向闽进犯，陈直接受到威胁，才于8月12日誓师回粤。在孙中山的大力支援和广东军民纷纷响应下，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援闽”粤军终于把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驱逐出广东，广东成了国民党在南方的一个省，省长为陈炯明。
　　在孙中山夺取了广东作为根据地的同一时期，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提出了“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的主张。根据列宁的这一思想，大会确定了针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方针。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