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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智慧与风情--闲话清朝人与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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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中举，即意气风发，生活大变，是历史事实。但现实中，中举后困于尘世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群人同样不应该被历史家、文学家所忽略，他们是历史布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袁枚的《随园诗话》提到一个“作幕”多年的苏州文人的一句诗：“惟有乡心消不得，又随一雁到江南。”这句吟唱，蕴含了一个士子多少的悲怆和心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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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官员不富裕
时下，电视荧屏上常常是充盈着以清代皇帝、官员之轶事为题材的“辫子戏”，剧中官员所住的府邸富丽堂皇，极尽奢华；生活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更有民谚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似乎都在说明，清朝的官员享受高薪，手头积聚有大量的财富，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很长一段时间来，笔者确实也是持这种观点。及至近日读了点史料，才发现并非那么回事。从实际情况看，当时大多数官员表面上风光，背后的经济却非常局促。嘉庆十九年，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林则徐致书朋友，说自己“就一教书馆地”。一个京官还要去当家庭教师，自然是因为经济拮据难以自给，不得已而为之。刚作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则更惨。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自己经济窘迫，今年还可以勉强支持，但明年可能更加艰难，京城借钱，也和湖南老家一样，十分困难。到了十二月，他又写信给父亲，信中说，今年过年，除了用去房租六十千钱以外，还借了五十两银子。言语凄楚，情形相当落魄。斯时林则徐与曾国藩官职尚不显赫，身陷贫困似乎可以理解。但就是嘉庆年朝做到尚书、大学士的朱珪，也常为生计发愁。有个朋友有一年（乙丑）除夕到他家里过访，问他过年的事准备得怎么样，朱珪举着胸前的荷包说：“可怜此中空空，押岁钱尚无一文也。”如果说这还有点玩笑意味的话，那他身死之日的情况则更加凄凉。他的“卧处仅一布被布褥”，房间里只有数箱残书，“见者莫不悲感”。这种“高官贫困”现象折射了一个人的清操，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俸禄的低廉。一个人不图法外之财，即使位极人臣，也走不出穷困之境。
相对于朱珪这样的京官而言，地方官的日子是要好过些。因为他们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直接掌管着地方财权税权。他们在开支上出现窘境的情况下，可以私设一些眉目，额外向老百姓征收。私征浮财的行为，是一种变相的巧取豪夺。但细观历史，因此致富的地方官却并不多。龚自珍的《明良论》里说得明白：“谓外吏富乎？积逋者又十且*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说地方官富裕吗？负债的人十有*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官场体制问题。因为终清一代，只有“官”才有俸禄，其他的吏（如师爷、秘书、账房等）都要“官”自己雇佣，朝廷是不发工资的。这就意味着地方官除了公务开支外，还得养活一大帮人，这自然是笔不小的支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得向上级“进贡”。按照当时的陋规，过年过节、升迁调任等都得向上级交纳“规费”。比如，冬夏两季要给京官各送一次礼，叫做“炭敬”和“冰敬”，也就是取暖费和降温费。到“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和“两寿”（上级和上级的夫人过生日），照例也要送。至于到上面办事，则更加要送。一位由道员升任按察史的官员，在年谱中不无牢骚地写道：“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这一趟，他给每位军机大臣送了四百两，每个尚书一百两，每个侍郎五十两，加上送给同乡、同年和办事员的，一共花了一万五千余两。由此可见，地方官也是苦于应付，不堪其忧。
清朝一直奉行低薪，据吴思的《潜规则》测算，当时一个县令的月薪约相当于现在的1130元人民币。面对庞大的支出，地方官征收浮财亦属意料中之事。他们把这些钱财再派送出去，不断地进行再分配。即便如此，对于巨大的官员群体来说，这点钱财仍然是杯水车薪。可以说，有清一代，官员普遍不富裕，与我们电视、小说里通常描述的情景相去甚远。这中间自然也不能否认官员中有和茄木尢按嬖冢暇故巧偈４蟛糠止僭笔枪牌椒驳纳睢Ｓ氲笔钡难紊獭⑿猩瘫绕鹄矗僭泵窍缘孟嗟本狡肉觥５比唬腔故怯械阌旁礁械模辽儆肫矫癜傩毡绕鹄矗枪檬娣嗔恕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晚清战争中的“怪力乱神”
《论语》中有句话，云：“子不语怪力乱神。”按朱熹《论语集注》的解释，翻译成白话就是：孔子不说（关于）怪异、勇力、悖乱、鬼神（这些邪门歪道和不能说明白）的事。儒家以《论语》为经典，在古代，以研究《论语》为业的儒生多如牛毛。但研究归研究，一到现实生活中，孔子提倡的那些言论不一定能发生作用。正如俗话所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拿“子不语怪力乱神”来说，许多人就无法遵守这一“规则”。由于科学发展的水平还不能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人们总喜欢用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来解释神秘之事。晚清之时，当西方列国的炮火打开清帝国大门之际，那些经过多年儒家思想熏陶的官员们，常常忘记了老祖宗的教训，不时用“怪力乱神”之类的东西来应对、解释自己经历的一切，闹出了不少笑话。
首先是对自然力的崇拜和迷信。1841年夏天，满清宗室奕山派驻广东，道光帝对他寄予厚望，一再下旨要他“规复香港”，但他“实不能战”。恰好此时台风经过香港，吹翻了几艘西方船只。面对皇帝的严责，奕山把台风来临当成了自己的战绩，进行了一番夸大其辞的描绘：“淹毙洋人汉奸不计其数，帐房寮篷吹卷无存，所筑码头，坍为平地，扫除一空，浮尸遍海。”这种破绽百出的奏议，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鉴定它的真假。可此时的道光帝实在已经是焦头烂额，不由把这种搞笑之事当成一点喜悦的理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他对上天感恩戴德，认为是老天有眼，终于对侵略的人作出了惩罚。“此皆冥漠之中，神明默佑”。他还专门往广东发去20柱大藏香，“交奕山等分诣各庙宇，敬谨报谢”。（《鸦片战争&；#8226；清宣宗实记》）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清廷君臣对战争的无能为力，对自然的盲目崇拜。这种思想在当时并非皇帝、官员所独有，普通的知识分子对此也没有明确认识。诗人张维屏写下了留传甚广的《三元里歌》，歌颂三元里人们对西方侵略者的反抗。但他仍然相信上天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很明显，他的识见和道光、奕山并没有什么两样。
对西方的认识，当时也处在一个相当“弱智”的水平。那时的人们看西方人的眼光十分独特。士人徐继畬在《退密斋文集》里这样描述英国兵：“至于登陆部战，则非彼之所长，其人两腿僵直，跳走不灵，所用者自来火之小枪，不过能四十步，此外则短刀而已。我兵之打排枪、弓箭、长矛等器，彼皆无之。”他完全把英国兵看成了一战即败的“废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英国兵远涉重洋而来，每天在海里颠簸，已经习惯了波浪风涛，如果一上岸，他们就头晕脚软，肯定不行。（《鸦片战争&；#8226；平夷录》）那时的中国，整个都在梦游。这种不经实际考察验证的猜想，当然是不能指导战争的。等到列国入侵，不管陆上水路，中国是屡战屡败，那后果是相当地严重。
认知上的误导，自然会导致战争上的错误。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个是，大臣琦善认为“制夷”易如反掌，只要不把中国的特产“大黄、茶叶”卖给外国人就可以了。因为外国人吃的东西不易消化，加上“地土坚刚，风日燥烈”，每天必吃大黄、茶叶，不然“大便不通立死”。控制了大黄、茶叶这一外国人的“通肠圣药”，那些侵略中国的老外们还不乖乖来降？（《鸦片战争&；#8226；溃痈流毒》）另一个例子是，在战事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与奕山一起在广东前线战斗的参赞大臣杨芳突发奇想，他看到西方兵不断取胜，臆想到其中必有妖孽。于是，传令把附近妇女们的马桶全部搜集起来，用木筏载着，等敌船一出来，马上迎上去以妇女的屎尿痛击，以为这样就能破除其中的妖孽。但结果是所有的马桶都泼光了，也没有办法阻挡外国兵的长驱直入。（《鸦片战争&；#8226；夷氛闻记》）
回望晚清战争中荒谬之事，也许会觉得好笑。可是，在那个科学与理性都十分缺乏的年代里，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夫人为什么叫“福晋”
考察清代的称谓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满族是相当重要的一支少数民族。但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古代中国，少数民族都或多或少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所以，向汉人学习，向汉文化学习，对于满人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从满清的一些称谓就可看得出来。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与宋对峙阶段，女真曾建国为“金”。清太祖努尔哈赤立国时，亦立国号为“金”，或称“大金”或“后金”，显然受汉文化的影响，数典而不忘其祖，颇以女真先祖为荣。至若后来改为“清”，可能是有了不同的想法：一则因为“金”在盛时也不过得了半壁天下，努尔哈赤自然不会以此为足，于是易其国号为“清”，表示另树一帜，代表一个全新的开始。另一个原因则相当简单，就是女真方言中的“金”与“清”谐音，满人想找一个汉字来宣示国号，自然就找到了“清”。这种谐音借字的解释虽然简单，但相当有说服力，且在满清运用极广。
史学家孟森对此作过专门研究，在他的专著《清史讲义》里，对这个问题就特别作了考证。他认为满清语言中从汉语中取字甚多，大多是谐音借字，且只取与自己方言中音近之字，并不管汉字的字面意义如何。比如，汉语中男子称呼自己的配偶，多曰“夫人”。满人谐音移植过去，称“夫金”，后改作“福金”，又作“福晋”。在清宫戏中，我们常见的“福晋”一词，便是这么来的。
其实，这种谐音而借的称谓在满清一朝例子众多。除“福晋”外，“皇太极”一名的由来影响更大。皇太极原名“黄台吉”。旧时的蒙古酋长常取这样的名字，就是汉语中“皇太子”的意思。后来用汉字表达找不到合适的字（总不能直接用“皇太子”来作人名吧），就以“皇太极”来命名。这本来是民族语言文化交流中很平常的事情，可有人却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作出了非常可笑的解释。《清实录》里这样说：努尔哈赤给第八个儿子取名皇太极，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想法。等努尔哈赤称“汗”，查阅汉人、蒙古的典籍，才发现汉人的储君叫“皇太子”，蒙古的继位者叫“皇太极”。可见让皇太极当皇帝，是上天早就注定了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所以史家孟森评曰“此亦无可附会之附会也”。但通过这个称谓，却可以看出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交流之频繁，融合之迅速。
诸如“谐音借字”的言述，在满人金梁的《光宣小纪》中亦可找到一些佐证。可见，满清从汉语中谐音借字的做法，并非一家之言，可信处颇多。
在清朝成为大学生要经过多少台阶
很明显，有人会说，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满清一朝，大体上可以说没有建立现代学制，也根本没有“大学生”这个称谓，怎么会有“成为大学生要经过多少台阶”这样的问题呢？这话从事实上来讲是有些道理的。但不管是古代学制，还是现代学制，其实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一个农家子弟要成为知识渊博的文化人，不管是在现代还是古代，都要经过启蒙、学习、深造等过程，其学历与学力都处于不断累积提高的动态过程中。因此，询问“在清朝成为大学生要经过多少台阶”，并非就是个无解的答案。
以现在的学制来说，要成为大学生，一般需经过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这一过程都是在学校里完成的。与现代稍有不同的是，清代虽有官学、义学或书院，但并不普及，人们要想读书，大多得先入私塾。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读，即可以参加县里主持的考试，考取之后，再参加府考，由知府主持。通过县、府试的便可称为“童生”。之后又再参加院考，由省里的学政主持，学政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通过院考，便是生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秀才。
成了秀才之后，可以到官办的学校入学。这些秀才又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供给粮食，相当于现代学制中曾经的官费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
秀才中特别的优秀的，入学后经过学政的推荐和朝廷的考试，有机会被选为国子监的学生，成为贡生、监生，相当于现代学制中的大学生（参照史家萧一山的说法）。依此看来，在清朝要成为一个大学生似乎并不难，台阶只有童生、生员、贡生等几级，和现在也差不多。但实际上，难度比现在要大得多。因为当时名额有限，竞争相当激烈。且学习的前景很富吸引力，“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于下闻”。史料记载，读书人考上秀才入学以后，就可以穿蓝袍，戴银雀帽，见官不跪，荣耀乡里。——这种虚荣上的极大满足，促使天下读书人一齐奔上了考学这条大道。
其实，历尽艰难爬过“童生”的台阶，成为秀才、贡生，也不过刚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只有取得了秀才“学位”以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也就是考举人，然后才有机会参加会试，参加殿试，最终成为进士。“物以稀为贵”。科举难之又难，考上的人少而又少，于是考上举人、进士便是极为光荣之事。康熙三十八年，顺天贡生黄章考举人时，已是百岁老人，进场时，书“百岁观场”于灯，令其曾孙为前导，引为奇观。乾隆五十一年，九十八岁的广东秀才谢启祚中得举人，后又参加会试，乾隆特别加恩于他，授司业衔。名臣张之洞年轻时常以文章自负，但好酒，*不羁。道光二十七年，其族兄张之万参加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中了状元。张之洞受此激励，一改旧日行迹，发愤读书，至同治二年，以第三名的成绩中了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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