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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事儿-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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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很多足球比赛假得出奇，但调查起来却苦无证据。我就几场自己较为熟悉的“假球比赛”征询了这位*人的意见。他的回答是：“基本都是假球！但有的不是我经手，太具体的我也说不清。你说的几场比赛我是知道的，有一场是我们老大亲自操的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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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二鸟
一石二鸟
2005年2月，沈阳警方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春雷行动”。在这场行动中，警方一直在追捕一名绰号“猴爷”、实名李延涛的嫌疑人。
最初知道辽宁队守门员刘健生吸毒被捉，是情人节这天下午。当时，《辽沈晚报》明星记者栾俊学悄悄把我拽到一边，说：“知道吗？刘健生已经被抓起来了，吸毒，可能还涉枪。”
栾俊学是跑公安战线的老记者，在新闻战线上敢打敢拼，最惊险的一次是远赴安徽深入假币团伙内部卧底，最后配合公安部，一举端掉一个制造假币的犯罪集团。
刘健生被抓可是重大新闻。我们的报道计划从两方面准备，栾俊学负责从公安方面打探消息，我则着手从足球这个角度落实稿件。
四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捕捉到刘健生被抓时的“镜头”。
2月11日凌晨2点左右，沈阳市禁毒支队的干警在和平区某知名酒店完成布控。缉毒干警王凯在23楼，对两个房间进行监视。干警张龙在电梯里守株待兔。这两名干警的布置，在抓获涉枪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一会儿，出现在23楼的一名男子，引起了埋伏在23楼的干警的注意。这名男子从2345房间中走出，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瘦高个，身上斜挎着一个背包，右手吃力地拎着一个网球器械包。
“一个网球器械包能有那么重吗？”干警王凯起疑，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线索中提供的嫌犯特征。
很快，守候在23楼的干警警觉地意识到，出现在面前的这个男子，很有可能就是涉枪的犯罪嫌疑人。
王凯镇静地走到电梯附近。男子站在了干警身边。
电梯到了23楼后，王凯看了看男子，问：“电梯来了，你上不？”
男子有点儿惊惶，没有回答。
电梯门刚刚打开，王凯出其不意，抓住男子的脖子，摁住男子的双手将其推向电梯。电梯里埋伏的干警张龙，一把将男子拉进了电梯。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男子来不及挣扎，却将右手悄悄伸向了挎包……
细微的动作没有逃过两名干警的眼睛，他们合力将男子的右手摁住。打开男子的挎包，发现里面藏着一支装有七颗子弹，已经上膛的小口径转轮手枪。这是干警缴获的第一把枪支。
随后，干警又在该李姓男子手提的网球器械包中，发现一支锯把儿的气步枪、一支霰弹枪和一支五连发猎枪。随后，干警们在和平区砂山附近的男子租住的房间里，又搜出数把美国造的半自动高压气手枪和六把砍刀。
突审李某后，干警又在该酒店其他房间抓获了六名“瘾君子”。
就在辛苦了一夜的干警觉得已经大功告成时，宾馆楼下又出现了新情况……
守在宾馆大厅负责指挥的副支队长于文涛和大队长刘世伟，发现一名男子正用手机打电话，不久他走出宾馆大门，准备离开。两人立刻将其拦住，经过询问，男子告诉二人，他是一个送外卖的，准备送东西到2349房间。
2349房间？同在23层，而且就在涉枪的犯罪嫌疑人李某的2345房间旁边。
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据这个送外卖的男子讲，他经常给这个人送东西，即便是这个人住在别的酒店也会找自己给他送外卖。这个情况再次引起干警的注意，几名干警来到2349房间门前，破门而入。
干警在房间内发现一小包冰毒，以及躺在床上的刘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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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怒摔袖标背后的阴谋
赛场怒摔袖标背后的阴谋
刘健生和李延涛在同一个酒店同时被抓，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联想。李延涛涉枪又涉赌，刘健生只是吸毒被抓，但后来，随着上海举报人H的出现，他把李延涛和*联系起来，也验证了李延涛被抓时随身携带的那个笔记本上的全部秘密。
至于刘健生，上海举报人H并没有提到他，可这并不意味着刘健生就是干净的。
2004年9月19日发生了什么？
这天晚上，在抚顺雷锋体育场内，辽宁队正与深圳队踢一场常规的中超比赛。当比赛进行到终场前九分钟时，辽宁队队长肇俊哲在己队被对手深圳健力宝队攻进扳平一球后，当场怒摔队长袖标，导致比赛中断数分钟。
肇俊哲赛后明确表示，自己愤怒的表现并不是针对主裁判，而是针对本队莫名其妙的丢球。
当时赛场上的场景是：第81分钟时，一球落后的深圳队利用左前卫郑斌的一脚传中球，由外援吉马禁区中路争顶得手，辽宁队守门员刘健生毫无反应。
凭借这一进球，深圳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
进球后，主裁判示意辽宁队队员赶紧回到场地中圈附近重新开球比赛。
辽宁队和深圳队配合如此默契，因为在当年派系横行的中国足坛，辽宁队和深圳队同属张海控制的“健力宝系”。与之抗衡的是由大连实德老板徐明控制的“实德系”，每个系中，有几支球队之间，或是股权关系，或是松散的利益联盟。他们互相勾结，肆无忌惮地戕害着中国足球的公平与正义。
因此，辽宁队与深圳队的比赛中，肇俊哲怒摔袖标事件，坊间各种传闻都出来了。
有人说，辽深首轮交锋时，便有辽足俱乐部的人士参与*，甚至有的队员因为手头没有足够的现金，干脆托人把自己在沈阳的私家车开到了庄家那里作为赌注。
当然，无论是官员还是队员都一律买的是上盘：深圳赢。
不管个中传言是真是假，最终的结果果然与盘口相吻合，而且3∶0的比分让所有押深圳队的赌注全部赢钱。
2004年9月29日，辽深的比赛，解读的版本很多。
最常规的解读是：辽足接到高层指令，是役必须保证深圳队不输球，而这个指令全队大多数球员都通知了，唯独没有通知肇俊哲。因此，小肇看到刘健生和几个后卫拙劣的“放球”表演后，以摔队长袖标表示抗议。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阴险”：肇俊哲摔队长袖标，抒发的不是什么公平与正义。他自己也玩了球，但他押的是辽宁队赢。而刘健生和后卫Z押的是深圳队赢球……所以，小肇看到刘健生“放球”后，才怒摔队长袖标！
事情虽然过去五年了，尽管人们很少相信后一种说法，但细心的人会发现，不论哪种说法，焦点都指向了同一个人……守门员刘健生。
于是，另一种猜测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不久，激起公愤的刘健生的车被砸……又不久，也就是一年零四个月后，即2006年2月11日，刘健生在沈阳太原街附近的商贸酒店因吸食毒品被抓，从此告别了他的足球生涯。
。。
过不去的河
2006年初的中国足坛，表面沉寂，实则暗潮汹涌。谢亚龙上任一年了，除了在体育总局的支持下，搬出朱广沪来拯救中国足球，再无其他建树。
老朱筋疲力尽地爬坡，而谢亚龙在2005年一年里瞄着老朱。谢亚龙的情感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想肩负重任的国家队和国奥队的主教练都让朱广沪一人独当。
谢亚龙走马上任后，第一任务就是坚决而又全面地执行前任阎世铎制订的“中德合作计划”，即包括聘德国老头克劳琛为国奥主帅，以及中国队到德国训练一揽子事项。
后来的事就难堪了。
2005年世青赛前后，中方与克劳琛的矛盾不断尖锐，最后导致老克被弃用。
被弃用的克劳琛又被谢亚龙惦记上了，这位德国老古董被搬来搬去，有多少是权力斗争的因素，有多少是出于国奥战略的真正需要？早知道克劳琛更适合国奥队，为什么2005年世锦赛后不签下他？现在走回头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白白浪费了半年多时间？
足协的工作总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这条河太宽了，总也过不去。
2006年狗年要到来的时候，新的一年，许多球迷都希望能横空出现一只导盲犬，管它是京巴还是黑贝，只要认路就好，以免老谢率领中国足球大军奋勇前进时掉到阴沟里去。
2006年的中国足坛可谓雄关漫道。亚洲杯预选赛马上就要开打了，朱广沪能走多远不取决于小组赛的成绩，因为小组赛的对手普遍是包子，吃下它们并不难，但要打好2007年亚洲杯决赛，或者说备战好2010年世界杯，朱广沪究竟有什么本事？
老朱上任时，他最先喊出“疯狗精神”，可谓提前过了狗年。
2006年初，他又老歌重唱，高喊什么需要更多“疯狗”！疯狗除了盲动、歇斯底里之外，又有多少智慧可言？
其实老朱和老谢一样，先别抱着疯狗大腿不放了，他需要的也是一只导盲犬而已。
遥想2006年初，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谢亚龙不想让朱广沪大权独握了。2005年初，什么“5＋2”模式组队方式，实际就是足协让老朱“集权统治”的一个先兆。后来该计划流产，但老朱实际上也在肩负着国家队与国奥队双重职责。克劳琛再次出现，一方面不再神话朱广沪，主观夸大他的能力，再有就是意味着去年制订的国家队“闭关锁国”的思路可能要被打破！
在这种大背景下，刘健生吸食毒品了，媒体掀起的打假扫黑的高潮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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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找警察（1）
2006年3月12日，《辽沈晚报》连续四五天的揭黑报道，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呼应，由国内二十多家主流媒体组成的扫黑同盟也宣告成立。媒体毕竟不能承担司法职能，要想真正打黑，必须借助司法力量。
我们决定把上海举报人H提供给我们的涉黑线索送给中国足协。
这个任务，我委派了三个记者，即与我去上海会见举报人的邱国栋以及《辽沈晚报》的另两位记者，姚广安与董丽纳。
邱国栋一行坐了一夜的火车，抵达足协附近的落脚点时，是12日上午9点半左右。
小邱先打电话给足协的新闻办主任董华。
董华说他正在外面布置会场，下午要召开中超冠名的新闻发布会，他一直在忙活这件事，稍后安排见谢亚龙一事。
谢亚龙的行程安排，早已在媒体上曝光。他当天下午要参加中超冠名的发布会，第二天要飞去西安参加中超开幕式，唯一的见面机会就是中午到来前的那两个小时。当董华在半小时后还无消息反馈过来时，小邱等三人果断决定，直接冲向谢亚龙的办公室。
这一次，进足协的小楼没有往日那么困难，门卫的大爷问了不到两句，就抬手让几人上了二楼。此前有报道称，足协已经买了一座新的办公楼。从谢亚龙“王朝”现有的办公条件来看，“乔迁”似乎真的已成了箭在弦上之势——阴暗低矮的过道里散发着一股湿气，每个办公房间都不超过12平方米，剥落的墙皮和裂缝的棚顶随处可见。
终于，谢亚龙和南勇在一间办公室里接见了几个记者。
这房间显然不是会客厅，房间里连一张多余的椅子都没有。谢亚龙与南勇站着与几个人交谈。谢亚龙的眼睛一直弯弯地带着笑意，言语之中虽然偶有坚定之辞，但总体上流露出的还是一种无奈情绪。
南勇的话语则一如既往地充满着他惯有的激*彩，但延续的却也是谢亚龙的那种无奈：“中国足协比谁都更想把联赛整治得干净透明，不过事情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确实超出了中国足协能力控制的范围。我们只能提请司法介入。现在，只有公安部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足协的行业管理已经无济于事了……”
“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包括你们报纸，都不十分相信中国足协在扫黑问题上的能力。”南勇很无奈地说，“但是，中国足协现在真的很希望把联赛环境搞好。2005年中超‘裸奔’了一年，这其中的苦楚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很重视你们这次行动……你们现在来向足协反映情况，真的不如直接去公安部进行举报，这才是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半小时后，大家都站得有些累了，谈话结束。邱国栋提出要拍照，谢亚龙同意了。
“等一下，我先换件衣服。”他回身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一件西服，换掉了身上的夹克衫。镜头里出现的是谢亚龙西装革履的一张笑脸。
几个小时后，他穿着这件西服参加了中超冠名的发布会。二十几个小时后他又带着同样的表情出席了中超开幕式。临时换上的西装，镜头前故意摆出的笑脸，似乎都在折射着谢亚龙那种深深的无奈。
2009年11月初，早已下课的谢亚龙在中体产业的董事长位子上已坐了八个月之久，他在这里的日子照样难过。从中体产业8月份公布的半年报来看，他上任半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中体产业受大盘一路下挫的影响，市价也一路走低。
有事找警察（2）
这是否与谢亚龙从足球圈儿里混得的名声有关？人们不得而知。
如今的谢亚龙，他是否在关注足坛打假扫黑的风吹草动？如果关心，他是否能意识到自己应负的责任？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运动员出身的谢亚龙在2005年到足协之前，算得上是一个有成就的业务干部。他对中国体育作出的贡献，应该是2000年他担任田管中心主任期间。
当时，恰逢袁伟民扶正，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他面临着两个艰巨任务——一是悉尼奥运会，二是北京奥运会。因为北京奥运会是一项政治任务，这就要求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宁可不要成绩，也不能在兴奋剂上出事儿。
谢亚龙的用武之地来了。在袁伟民的支持下，他与总局兴奋剂检测中心密切配合，严查了一批以身试法者，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确定的38人减少到26人，其中损失最大的是马家军。
袁伟民在不久前出版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对此事津津乐道。如果谢亚龙退休之后想写*，也完全可以把自己当年的铁腕行动上升到政治高度，以此来弥补自己搞足球留下的缺憾。当年，毕竟他是具体执行者，而袁伟民只是顺手摘了桃子而已。
记得谢亚龙在2008年9月9日下课后，我和一位资深的体育官员聊天，谈到了2006年3月谢亚龙的沈阳之行。我当时的感慨是——如果谢亚龙那次来沈阳是找《辽沈晚报》核实上海举报人H先生提供的涉赌线索，商讨或落实司法介入的具体事宜，真正意义上的打假扫黑行动也许三年前就开始了。如果在行动中有百八十人落网，导致中国足球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他也会在中国足球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另一种假设是，三年前谢亚龙来沈阳，如果他不是选择辽足俱乐部做观摩的对象，而是选择沈阳金德俱乐部，也许会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足球存在的危机，进而影响他的决策。
当时，沈阳金德俱乐部正不声不响地发生着一场内讧——该队陈涛、张烈、张可、杨福生、尹良毅等五名“包身工”逼宫俱乐部，拒绝签约。五人遂被俱乐部*。
几名球员获得了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这一点也不出奇。金德俱乐部要求球员必须连续签订五年合同，工资将分为四千元和八千元两个档次，赢球奖金则从上赛季的四十万元降低至二十万元。
照此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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