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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病人-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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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间内，医生护士敏捷而轻稳，紧张又有序，一个眼神就是一条信息，一个手势就是一道指令。一支支针剂先后注入她的皮下、肌肉、血管，不同的导管置入她的鼻孔、口腔、尿道，一切准备就绪，我拿起手术刀和助手们一起上了手术台。就在这一刹那，一个念头闪进了我的脑海：“这可不只是一条生命啊！救活了她，就有可能也保住了伤害她致此的那个‘他’。”我手上的手术刀越来越沉重了。无影灯下，一处处出血被扎住，一条条血管、神经、肌腱被缝接，盯着接回原位的肢体由惨白变得红润，大家迎来了窗外的第一缕晨曦。
回到病房，医生护士像对待亲人一样床旁守护、精心诊疗，她的生命体征渐渐正常，终于睁开了双眼。眼珠大大的却黯然无光，睫毛长长的又很少眨动，双眸显现出惊恐、失望、无奈与渴求。她的躯体虽然有了生机，但灵魂却经历着复杂多变、莫名无情的摧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她和丈夫吃饭间因为钱的事拌嘴，突然，丈夫怒气冲天，暴跳如雷，举起了锋利的菜刀朝她砍来，一只胳膊掉在了地上，六岁的女儿立即抱起胳膊，眼珠子要掉出来似的凄惨地跪地哀叫：“爸爸，别砍了！别砍了！”然而，菜刀还是接连落下，另一只胳膊砍断了，左大腿断骨茬也露出皮外，地面流满了鲜血。不可思议的是：一向老实巴交、少语寡言、见人就蔫的他，既没喝酒，也没有吃错药，竟超出人类残忍的极限，越过歇斯底里的顶端。莫非脑子灌进了水、神经线骤然短路了不成？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她开始被人扶起，双手也锻炼着拿这捏那了。大年初一，市、局、院领导来科室慰问，她硬拽住人家不放，含泪诉说在医院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见，非要宣传报道并为我讨个“封号”，病房的其他患者都听得哭下一家、跪下一地。随后，我果真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楷模医生”，成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被评为“全国百名优秀医生”，事迹还上了中央电视台。
眼看着伤害她的丈夫将被开庭审判，人们一拨又一拨地找我，为的是索取我当时拍下的一张她伤情的照片。先是她丈夫的辩护律师：“被害人经过治疗，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检察院却公诉‘手段极端残忍，情节特别严重！’。”二是她的父亲：“这女婿不敢留啊！谁知道什么时候他又会举刀！”再就是检察院：“没有当时照片记录的惨景，法院就无法定罪。”迫于“不提供证据就是妨碍公务”的威慑力，我只好把照片交给了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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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无情人有情（2）
出院的那天，她一反稍显平静的常态，一动不动地呆坐在病床旁低头不语，眼泪“吧嗒、吧嗒”地滴在蜷缩在怀中的六岁女儿头上。两天后，我翻看报纸才知道，就是在那天，伤害她的丈夫被押上了刑场。我陷入久久的愧疚与自责中。如果不提供那张照片，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情归情，法毕竟是法啊！
一对美国夫妇的生活态度（1）
昨天凌晨3点钟我结束了同三藩市、波士顿、伦敦的电话会议，本想睡个懒觉，不料，8点钟即被电话闹醒，是说英语的，从黄浦江对岸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打来。说话人声音洪亮而自信，音质清晰，他是我以前的病人，12年前接受了肝肾联合移植，去年9月在天津接受了第二次肾移植术。
他的名字叫比尔（Bill），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同名。他兴奋地告诉我，世界食品高峰大会（World Food Business Summit）在上海召开，全世界的食品工业巨头均来到上海，他是特邀嘉宾。他同我侃侃而谈，话题覆盖了世界上所有大事，根本没有给我机会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我的睡意全无，发表着自己的观点，并时有争论，最后他约我共进晚餐，介绍我认识一下世界食品大亨。
我放下电话，愣了许久。到底谁是医生？是他还是我？我和他都忘记了自己的固有角色，一个身体内带着我安装的异体肝及肾的病人，反而努力地为我们公司的经营作着诊断，大有我是病人、他是医生之趋势。
12年前的一个早上，我同芝加哥拉什（Rush）移植中心主任威廉姆斯（Williams）教授一同查房，第一个察看的病人就是刚刚转进的比尔。他肝肾功能衰竭，进入昏迷状态，生命体征极不稳定，靠多巴胺维持血压，唯一的救命方法是实施肝肾联合移植。芝加哥的数家大医院均因比尔的病情太重而拒绝为他手术。威廉姆斯教授指示，把比尔列为器官等候名单中的最优先级——“Ⅳ”级，这意味着48小时内必须获得器官，否则病人将不治。
深夜，我接到拉什移植中心器官协调员的电话，佛罗里达有器官。队伍在医院门口集合，冰桶、保存液、活检枪堆进了后备箱，队伍一行4人奔向芝加哥“中途机场”（Midway）。协调员在路上向我们汇报供体情况，我查看了脑死亡记录。20分钟后，我们踏上了小喷气式飞机，飞向南方。
早晨，我们带着装有肝脏及肾脏的冰桶飞回芝加哥。我换上手术衣，将器官仔细修好，送上手术台，协助威廉姆斯教授切除严重硬化的病肝，将健康的肝脏及肾脏移入比尔体内。
比尔苏醒了，移植的肝肾都很好地工作着。当得知我是参与全过程的中国医生，他无比高兴。他告诉我，1972年他曾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年轻助手第一次到中国，之后，他促成了广东省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融资。他感谢我和威廉姆斯授救了他的命。
两个月后，他请我和威廉姆斯教授到他芝加哥市中心豪华的家里吃饭，他把整个法国餐馆都搬来了。他满脸是毛，胸毛从衬衣的纽扣间溢出，显然是控制排异反应的药“环孢素”及激素的副作用造成的，像个猩猩。他侃侃而谈，对身体恢复的状况非常满意，他提出加入我和威廉姆斯教授成立不久的欣凯公司，愿意到中国出差。我觉得好笑，一个终末期病人，还不好好在家休息，我们未置可否。
术后，比尔从政府部门退休，创建了一个咨询公司，自任总裁，并担任多家跨国公司的董事。他常同美国议员聚会，还陪同芝加哥市长戴利来中国访问。他时常打电话给我，问问工作，感谢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2006年初，比尔太太找到我，她告诉我比尔的肾脏坏掉了，是免疫抑制剂的毒性造成的，已开始透析了。在加州，要等5年才有希望得到供肾，她要我再帮比尔一次。终于，天津的沈中阳教授为比尔换了肾，比尔对武警总院肾内科张主任的透析及沈主任的手术赞不绝口。
他身上带着两个自己的坏肾、一个美国坏肾、一个中国的好肾及依然工作的移植肝回到了美国。一天，他邀请我到他的海边别墅做客，同邀了几位金融界好友，共同探讨中国的高速发展及机遇，比尔约我下次上海再见。看着这位60岁的“健康”年轻人，意气风发，我无言以对。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多么可敬的生活态度。他的精神比我们更健康。今天，他就在浦东，不是来治病，而是来开拓事业的。
一对美国夫妇的生活态度（2）
今天早晨8点，比尔的电话又来了，我很兴奋地告诉他，一篇关于他在移植术后与疾病作斗争、与疾病共生存、藐视疾病的博客文章被选登在新浪首页，引起了很大反响，两天内有2000多次点击，并有许多网友发出感慨。他显然对“新浪”的名字很熟悉，听了很兴奋，请求我把文章给他，他愿意同中国的网友们，特别是移植病人们分享与疾病共生存的感想，讲述实现社会价值的心路历程。
“晚上我们拍个合影，我放到博客上。”我说。他回答：“OK，但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帮伊丽莎白，她病了。”
原来，比尔的太太伊丽莎白昨天从印度飞上海，参加世界食品峰会，在飞机上，她突然感觉眼前出现“瀑布”样景象，随后，左眼就看不见东西了。两年前，她的右眼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急诊检查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后接受了激光手术，医生命令她卧床两星期。经验告诉伊丽莎白，左眼的视网膜也脱落了。比尔委托我为伊丽莎白找一个好的眼科激光手术医生。
我明白，时间对手术的成功很重要，我迅速同好友小崔联系，因为小崔是上海《新闻晨报》健康版的主笔，她对上海医务界有深入的了解。一通电话之后，小崖决定向我推荐在视网膜疾病方面最有专长的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因蔡主任还在手术台上，约定中午1点把病人带过去。
我心里的不安平静了许多，马上拨通浦东香格里拉比尔的房间，让伊丽莎白迅速准备，我派司机接她去市一眼科。
伊丽莎白并没有兴奋，反复问我医院的位置，当得知要过江，交通很阻塞，她显然犹豫了。她告诉我，今天下午2点，她有一个主题发言，她不能推，这对她及大家都很重要，尽管她明白她的眼睛更重要。她要我把时间推到下午5点以后，或是明天。
我再次给蔡主任打电话，改了时间。蔡主任临挂电话时嘱咐道，让病人不要活动，最好平躺。我说我会转达，但我知道伊丽莎白做不到。
我只能祝她好运，明天，我会带她去看蔡主任。
我再次被感动了，被这一对美国夫妇及他们的生活态度感动了。我想你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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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一生成长的患者（1）
张灯，我经治的一个患者，他离开世间已经整整10年了。但他的思想情感、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永不放弃的追求，对从医30年的我来说，犹如一盏“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的灯火；越发清晰、明亮起来。每每想起，在思念的同时，总有一种鼓舞与激励。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一想到他，就立刻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正如萧伯纳所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张灯交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支火炬。
张灯，1932年生于辽宁海城，外语教师，精通俄、日、德及世界语。1953年被国家派往前苏联莫斯科做外事翻译工作，1998年因胃癌病逝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其弟张彩1949年随国民党去往台湾，2001年在台湾病逝。
手不释卷抗癌魔
张灯教授于1988年2月因患胃癌住进医院，由我与助手给他实施手术治疗，术后效果很好。一个人，最怕得病，得了病，最怕的是癌症。突如其来的恶疾并没有击倒这位坚强的老人。他坦然、他乐观、他面对、他抗争。他对生命无比热爱，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事业永远是那样执著进取。作为他的医生，我完全被他那顽强乐观与癌症抗争的大无畏勇气所感染，所鼓舞，油然而生一种敬佩和感动。他常说，医生把癌根都割净了，我把癌症吓跑了。我是医生，心里明白他的病情，暗自为他担忧，经常去他家看望，登门为他送医送药。
我第一次去他家时，一进屋就惊呆了，二室一厅的房间完全被书给占据，四壁都被书柜挤得满满的。桌上、床边、走廊过道全都是书，就连天棚上都钉着数不清的钉钩，挂着一个个小网袋，装满了各类书籍。有18世纪至20世纪国内外经典及大量外文书籍，有唐、宋、元、明、清线装书籍，有各类外交多种语言工具书，还有各种科学及边缘科学书籍，藏书量达4万册之多，这简直就是个小图书馆而不是居室。我被眼前这巨大的书库震撼着。自从有病以后，他更加珍惜时间，每天手不释卷，他说一钻进书里，就什么都忘了。他自己写个条幅：“以书为友，以字为情”，这是他自己发明的与癌症抗争的良药。应该说，读书使他的生命延长了10年。这10年，我们成了挚友。我给他治病，他给我“营养”，张灯本身就是一本大书，我一辈子也看不完。从他这本书里，我学到了在医科大学永远也学不到的最宝贵的“知识”，这对我来说，无论是做人还是行医都受益匪浅。
痛苦磨难不失志
随着交往的加深，我对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了。张灯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被国家选拔并派往原苏联莫斯科做外交翻译工作，当时他才22岁，英俊而富有才华。1956年应召回国，在当时的哈尔滨师范学院任外语教学工作。不幸是回国第二年，他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祸不单行，1964年的“四清运动”，他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劳动改造中度日如年。3年后，他又赶上“文革”浪潮，从此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什么“苏修”、“日伪”、“台湾特务”等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让他直不起腰来。从那时起，他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劳改”生活，这一切他都默默承受。但是让他最不能接受的是家被抄、书被抢，他号啕大哭，也无济于事。他说，那是平生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最难过的时代。他曾经想到死，但又不能死，死了就是畏罪自杀，死了就是特务，不死有一天还可能他一个清白，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希望与祈求啊！等啊，盼啊，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心如刀绞，痛彻心肺。
20年后，1976年11月18日，是他永生不忘的日子，上级组织找到他，他忐忑不安，不知所措。组织派人正式向他宣读公文，将“历史反革命、苏修、日伪、台湾特务”等不实之词全部推翻。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组织上为他举行了公开平反大会，他长跪不起，大哭不止。这是他生平第二次大哭，哭得痛快，哭出了他所有的不平和委屈。与会者皆掩面，有的竟也失声痛哭。尔后，他向组织交上了长达120万字的“中日俄”三种文字对照的词典稿件，这是他在被迫害的日子里用心、用脑、用生命写出来的真正的“交待”材料，后来正式出版。
影响我一生成长的患者（2）
宵衣旰食追时光
在彻底平反后，他压抑了20年的激情像大河奔涌，一泻千里。大半生岁月失去了，他要用一天等于一年的速度追回逝去的时光。他重返三尺讲台，同时兼任三种外语教学工作，日以继夜，宵衣旰食。这时，一位中年女性成为他一生最得力的贤内助。她早上4点为他热上一杯牛奶，午间送上一盒午餐，他很是满足。晚上10点，她帮他披上一件外套，桌前、灯下帮助他铺纸弄墨。他一天除圆满完成教学工作外，还要编写教学大纲，甚至能写出两三篇论文。同时，先后撰写《中苏人民友好万岁》、《伏尔加河流水》、《大地回忆》、《人民给我一生》等40余部（篇）文学作品，分别发表在《十月》与《收获》等期刊上。他在抢时间，同时也预支了生命。可怕的癌症悄悄袭来，但是他一投入工作，所有的癌前病变信号都忽略了。直到有一天，他疼痛难忍、便血不止，才离开讲坛，急诊住进了医院。
1992年初，他意外接到51年前曾经学习过的前苏联东方语言学院的邀请，再度赴俄旧地重游。此时，他病入膏肓，仍执意前往。医院理解他的心情，派一名医师陪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翻出51年前的各类学习笔记和信件文稿，用一个月时间写出回忆备忘录。当他再次踏上22岁时曾去过的列宁格勒、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格勒时，当他在莫斯科红场躹躬献上花圈，默默无言回忆时，他恍如梦中，苦辣酸甜的无限感慨一起涌上心头。
遥望海天盼回归
躺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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