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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国:张艺谋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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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的最后一天，肖华回到了西安。因为害怕“上山下乡”，她不敢出门，更不敢去找同学。第3天，肖华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望着窗外，忽然听到敲门声。来的是同院的两个孩子，他们给她送来了一封信。信上是陌生的字迹，地址是对的，门牌号却不对。她所住的院子是118号，可信封上写的却是50号。发信人地址仅仅两个字：西安。打开信封，终于知道了发信人，竟然是张艺谋。
两人同学了一年，对于张艺谋的字迹，她是熟悉的，可这封信上的字迹却是陌生的。显然，张艺谋有意为之。而且，肖华回到西安仅3天，张艺谋的信就到了，这充分说明，他一直都在打听她的消息，甚至一直都在她所住的院子四周游荡，以期遇到她。
张艺谋的这封信写得非常“公文”。大意是“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同学们都不了解情况，到处打听也没有结果，听说她的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所以托她了解一下。
肖华的父母是一般干部，对这方面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她自己都为此着急呢。她给他回了信，然后就有些困惑：他怎么知道她家的地址？既然知道地址，门牌号又为什么搞错了？门牌号错了之后，她为什么又能收到信？为此，她特意跑到大门口看了一下，真是活见鬼了：门上分明是50号。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月前才换的。后来，张艺谋告诉肖华，有一次他曾尾随她，所以知道她住在这个院子里。发信的前一天，他特意去了一趟，看了门牌号码。
几天后，张艺谋的回信到了，这次不再有“祝……万寿无疆”之类的套话，而是在信中抒情：“明亮的教室……美丽的……”尽管那些抒情的句子是从书上借来的，可正是这些句子，又一次拨动了肖华心中的弦。她说：“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经他这么一描述，马上又重新闪现在我的眼前，显得特别清晰，特别值得回忆。我的感情一下子掀起了波澜，我感激他对我的好感，感激他一直记着我。我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脸红心跳，不知道如何回信、如何平静我的心。”
她还没有回信，他的信又来了。信中讨论“上山下乡”的事，并且约她去他家面谈。
肖华回忆说：“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家的门与众不同，贴了许多画。当我找到他家时，果然看见门上的每块玻璃都贴着毛主席的头像。在那个年月，毛主席的像几乎无处不在，但这些头像却十分脱俗，线条遒劲有力，隐隐透出一种大气，非常吸引人。”
肖华犹疑片刻，准备敲门，门却从里面开了。开门的正是张艺谋，他在屋里看到她来了，便赶紧来开门。从此开始，每隔三五天，她便去一趟他家。每次分别，他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虽然他们并没有说过爱之类的话，但行动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这是在恋爱，并且彼此默认。年轻男女，那一层薄纸带着某种诗意；张艺谋始终未去捅破那层纸，实际上，那层纸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不存在。
肖华很清楚，所谓交换“上山下乡”的情况仅仅只是一个借口，她并没有在意，并且为有这种借口而高兴。
有一天，他们聊的时间长了，天不觉就黑了下来。他们都坐在那里没动，谁也没有去开灯，甚至对黑暗有一种期待。坐了一会儿，张艺谋壮着胆子伸出手，在她脸上摸了一下。肖华觉得那只手冰凉冰凉的，她浑身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激动得直想流泪。她其实很想他将她搂进怀里，给她更多的温暖和抚慰。可是他没有，还掩饰地把她的头发向耳后捋了捋，便将手缩了回去，放进自己的衣服口袋里，站起来在屋里踱起了步。她起身告别。离开时，她心中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怨气。她并不清楚到底是怨他动手动脚，还是怨他没有更亲切的举动，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第一双尼龙丝袜（2）
正是在那间小屋里，张艺谋表示希望她和他一起下乡，她当时答应了，事过之后，又有些犹豫。这种犹豫，一方面因为对农村生活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未来不放心。毕竟，他没有向自己正式表白，这样跟着他下去到底算什么？于是，她提起笔，将这些想法写成一封信，并且亲自送给他。3天后，她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读完她的信就像当头挨了一捧，不知身边发生了什么，心里冷极了。他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刻苦学习，从不敢惹事。在学校里，他的学习是拔尖的，但他在政治上是凄惨的，不敢写入团申请书，不敢提父亲。他把痛苦埋在心底，等待着和别人一样平等生活和学习的日子；现在要“上山下乡”了，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平等的机会，而她却又给了他一击。“我心中的痛苦是无法用笔表达的！这一切的一切我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我有能力，我坚信将来会有所作为的。无论何时何地，如果有一天我能出类拔萃，能出人头地，我衷心地希望你能与我共同分享这成功的喜悦。”
信中虽然没有明说“我爱你”3个字，可在那个年代，这些言词已经够火辣够直白了，任何人都能读懂。肖华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当即跑到他家去找他。
最后一层薄纸终于捅破了，下乡的日子也到了。1968年12月26日，张艺谋、肖华和另外两个朋友登上了汽车离开了西安，来到乾县杨汉公社，随后他们被分到北倪大队。此时，大队已经聚了很多人，都是奉命来领知青的生产队长。农民是现实的，让他们挑人，他们只挑身强力壮的。张艺谋第一批被挑上了，肖华却被晾在了一边。张艺谋果然大胆，他来这里就是要和肖华在一起，要照顾肖华，所以他提出条件，指着肖华、刘全、李广平说：“我们4个一组，要去一块去，不能分开。”这个生产队长看了看另外3个人，摇摇头走开了。直到最后，剩下最边远也最穷的一个生产队，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人家也没有选择的资本。无可奈何，他们只好跟着这个队长一起走了。
4个人被安排在生产队饲养室的院子里，距离村头最近的社员家还有好长一段路。肖华和李广平住一间很小的房子，除了两个两米见方的土炕之外，剩下的地方，一步就可以迈出门槛。张艺谋和刘全住的窑洞倒是很大，是原来队里的仓库。
他们刚到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雪，什么活都没法干。等稍稍可以干点活的时候，又到元旦了，他们赶回西安过元旦。正因为如此，肖华评价说：“无论和哪一种生活相比，它总是诚实地展现着自己本来的面目。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既不像‘文化革命’中宣传的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也不像后来有些知青小说描写的那样凄凄惨惨。就我而言，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比起原来的生活方式来，有得也有失。而这些得到和失去的，都是真实中进行的。”
“上山下乡”的生活开始了，张艺谋和肖华的爱情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刚开始，他们还有点顾忌影响，有意拉开距离。可感情这种东西，毕竟不是时间和空间能够阻隔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想在一起。最初有点偷偷摸摸，后来渐渐“大明（鸣）大放”了，以至于每天晚饭后，张艺谋都到肖华他们的房子里来，找她聊天。
一次，张艺谋踏进这间小屋，随身带着一本鲁迅的书和一个日记本。他将日记本送给了肖华。肖华却有些不知该怎么办，她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不知该在这个本子上记下什么。至于那本书，张艺谋问她看不看，她说鲁迅的书她看不懂。他承认自己也看不懂，只是身在农村，实在没有书看。两人坐在炕上，随手翻着书，好一会儿没说话。他慢慢将手搭在她的肩上，她一下子全身发起抖来，却又舍不得将身子挪开。他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她顿时慌得跟什么似的。接下来，发生了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不能想象的一幕：两人像是触了电一般，立即从炕上跳下来，就那么站着，面对面，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这场景，很像张艺谋电影中的某个镜头；或者说，张艺谋用电影来表达爱情的时候颇喜欢这样的感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张艺谋终于再次伸出手，按在她的肩头。她受到鼓励，向他靠近，将脸埋进了他的怀里。在今天的电影中，接下来便是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可在那个年代，那一刻是静止的，除了彼此的呼吸和心跳，再没有别的。
如果老天再多给他们点时间，或许会发生点什么；可非常不巧，此时传来刘全喊张艺谋的声音。
这一个晚上，肖华没有睡好，觉得脸一直火辣辣的，以至于第二天梳头时都不敢正面看镜子，害怕看到自己脸上有什么变化。走出屋子，也不敢看他的脸和眼睛。
一直以来，张艺谋的衣服都由肖华帮他洗。现在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她帮他洗衣服的时候，看到他一直穿那种线袜，补丁叠着补丁，心里不是滋味。有一天她和李广平去村里供销社看到有男式尼龙丝袜，便给他买了一双。那天晚上，张艺谋将她叫出来，两人靠在墙边，好一刻没有说话。肖华知道他有话要说，可他又不开口，她只好等。等了半天，他终于开口了，说：“袜子可真光滑，穿着真舒服。”
肖华在心里说：“你太苦了，一定是第一次穿尼龙丝袜，否则不会感动成这样。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好好爱你。”她将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胸口，他用手紧紧搂着她的肩膀，就这样默默地站着。直到饲养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两人才急急地分开。
农忙一过，再没有多少事干，乡村晚上又没有娱乐活动，倒是成全了这一对恋人。他们整夜都在一起，聊到深夜，两人都累了，又都没有睡意，也舍不得分开，就各自倚着被子，半仰半躺在床上，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有一天，张艺谋说：“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没敢对你说。这些日子我反复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对你说的。”
肖华一下子慌了，不知道他瞒了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要说出口的到底是怎样山崩地裂的事。
“我家成分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可以说很严重，是历史反革命。”
她暗中舒了一口气，说：“这些我知道。”
“也许你不在乎，可是你父母一定会在乎，他们不会同意。”
“会的，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理解这一切的。”
他近乎粗暴地说：“不会，任何父母都不会。我是反革命的儿子，幸福和爱情与我无缘！”
他撇开她，倒在一旁哭了。她也哭了。此时，她不知怎样安慰他，除了亲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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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君武帮了大忙（1）
1970年的夏天，肖华的饭量减少，身体消瘦，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张艺谋的母亲是医生，他也因此更懂得医学方面的常识。他认为这种症状是肝炎，于是郑重其事地对她说：“你要是肝炎，那我也跑不了。你愿意咱们两个人都得这个病吗？”
这一说，可把肖华吓坏了。她担心的倒不是自己，而是张艺谋。张艺谋带着肖华，回西安检查，果然转氨酶高出正常值很多。这还没到可以开病假休息的标准，只得拿了些药，返回村里。张艺谋会打针。
肝病是富贵病，一定要吃好。在当年的中国农村，一个强壮劳力一天才能挣到三角钱，能吃饱饭实属不易，哪里还能顾得上营养？农村里，猪肉定量供应；鸡嘛，那是不准多养的，一般人家能养几只鸡，既不卖也不吃，留着生蛋卖钱。为了给肖华增加营养，张艺谋四处想办法，后来打听到村里有一位女社员家里养了一只奶山羊，原准备给孩子喂奶的，可因为家里穷，连饲料都供不上。张艺谋跑去和她商量，由他供应饲料，产出的奶分一碗给肖华。
像张艺谋这样体贴的男人，确实是难得。肖华觉得能够和他共患难，也就特别满足。
但是，这种两情相悦的日子并没能长久，1970年，招工开始了。
张艺谋、肖华他们似乎比北大荒的那些知青幸运得多，那些知青一待就是8年，他们才仅仅3年。第一批来招的是铁路工，全大队3个名额，全是要男的。张艺谋被推荐了，结果人家只要走了两个人，另一个名额浪费了，显然因为张艺谋的出身把招工干部吓退了。1971年初夏，第二批招工开始了。最初来的是四○八厂，生产队又一次推荐了张艺谋，女的推荐了李广平。可他们两人都不是太乐观，因为他们的出身都有问题。
过了大约半个月，肖华突然接到父亲一封信。此时，肖华的父亲和张艺谋的父亲都已经被下放。肖华的父亲去的是陕西永寿县，张艺谋的父亲去的是陕南平利县。虽说都是下放，可处境迥然不同：肖华的父亲仍然是干部，张艺谋的父亲却是戴着帽子去劳动改造。肖华的父亲写信给女儿，要她和张艺谋一起去永寿找他，说是有关招工的事。
肖华将这一特大喜讯告诉张艺谋，张艺谋却极其郁闷，死活不肯去。此时，肖华还没有将张艺谋的出身向家里挑明。张艺谋大概想到，此一去，不仅招工无望，大概连自己和肖华的关系都会出问题。
肖华独自去了永寿，不敢对父亲直说，只说队里又来了几个招工单位，她已经被人家挑上了。结果，肖华的父亲通关成功，返回乾县时已经拿到了招工表。虽然分别在即，张艺谋还是为肖华高兴，他说：“这件事不能拖，宜早不宜迟，今晚一定要办好手续，明天一大早就给县里送去。”
当即，两人一起去公社。到了公社大门口，张艺谋却不进去，站在窗外等。手续办得很顺利。
1971年9月，肖华招工的手续办好了。张艺谋也急了，整天泡在县里，在各个招工单位的人员那里走动。那段时间，到乾县招工的单位很多，全都住在县招待所，几乎住满了，敲开任何一间门都不会有错。
这大概是张艺谋第一次自我推销，每到一个单位他就自我介绍，说自己会写文章，会画画，会打篮球、乒乓球，会游泳，参加过乾县职工篮球赛和游泳比赛，还拿过名次。画画嘛，家里那10幅毛主席像不必说，到农村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村里画了一幅大大的毛主席像。总之，只要能算是优点，张艺谋都不肯放过。
也是他运气好，碰到负责招工的咸阳国棉八厂工会主席王闰芝，正想找一些文体人才来活跃职工文化生活。王闰芝对他产生了兴趣，便说：“咱们打一场，如何？”于是张艺谋和他打了一场篮球，比赛结束，王闰芝便给了他一张招工表，说：“你去体检吧！”
表面上看，这次招工非常顺利，可后来张艺谋才知道，为了让他进厂，王闰芝帮了大忙：厂里专门为他的事开了两次会议，由于王闰芝据理力争，才总算是将他招了进来。
张艺谋进了咸阳国棉八厂，和肖华的四○八厂相距50多里，见面不容易。而且，当时供电紧张，用电需要排队，各间工厂的休息时间全都是错开的，肖华星期二休息，张艺谋星期六休息。肖华只能在每个休息日赶到国棉八厂去帮张艺谋打理家务。
华君武帮了大忙（2）
张艺谋第一天进厂，就去单位看公告栏——所有新招进来的工人都要分工种分车间，并统一在公告栏里公布。张艺谋将整个公告看遍了，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张诒谋”，倒是找到一个“张银幕”。工会的王主席说得很肯定，自己被招工了，为什么没有自己名字？他跑去打听，人家说：“怎么没有？分到前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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