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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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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事业”奋斗，只要是脱离组织自行其是（体制外行为），就得受批判受处分并羞愧自责。一个“理性选择”的领导人连小错误也不敢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如果主张实行竞选式民主制，就会被认为是政治机会主义者，企图躲避那长期考验过程而“走捷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4）
台湾地区第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已因为他自己的腐败丑闻而深深陷入政治困境，这就更加让“理性选择”的主张占了上风。事实是竞选式民主制并不能保证政府廉洁。相反，它还引起更多的社会对抗，让更多的人卷入政治。
2006年8月，###的支持率只有18％，还远不如深陷伊拉克泥沼的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的29％支持率。到同年9月，###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10％（布什2007年初支持率27％）。领导人丢尽了人，社会必然也乱，竞选式民主制原先的抽象许诺也都兑现不了。
台湾的民主制让人们更加期盼最高领导人是有道德的人，要符合“圣君”的传统。但另一方面，民主制让民众有了更大的抗议自由，从而有可能增加社会的不安定。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的最大悲剧之一，是他们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调照程序办事而不顾选民的利益。最明显的例子是2006年台湾的“倒扁”运动。千百万台湾人走上街头表示了对###的失望。可是台湾的那些议员们却纯粹出于自私的目的而拒不支持弹劾###，因为他们担心来一次改选（弹劾成功立法院要解散改选）。程序主义的制度化使得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府仍然不被及时剥夺其合法地位，这表明注重手段的程序民主制不能对民众的紧迫要求作出反应。
如果说台湾地区提供一个负面示范，那么新加坡就是提供了一个正面示范。像台湾地区一样，新加坡的文化也是源自中国。它在19世纪成为英国殖民地，1965年独立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一院制的议会拥有多数席位而执政，领导新加坡成为世界一流的城邦。
作为东南亚现在的金融中心和高科技中心，新加坡以政府廉洁而著称，生活水平居亚洲第1位和世界第11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22位。在它的将近440万人口中，华人占77％。新加坡提倡儒家价值观，强调稳定的家庭生活，鼓励多生孩子。它广泛实行公费住房、公费教育、公费基础设施和非补贴公用交通（对私家车征收高税）。它的海港和航空服务及公务员服务都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它的失业率低，种族矛盾少，污染水平低。博彩业2005年合法化了，旅游业非常发达。
然而新加坡的文化也立足于严格的“法律与秩序”的法治基础。在“新闻自由”方面，它在世界上167个国家中名列第140位，人均死刑率居世界之首。然而，新加坡犯罪率低，“经济自由指数”一直名列第2位，仅次于香港。对于“低新闻自由”的批评，一位新加坡人回答说：菲律宾一向是亚洲新闻最自由的地方之一，可是它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都仍然乏善可陈；美国的新闻最近几十年倒是越来越自由了，可是在这同一时期社会的治理越来越差。自由的新闻与好的社会根本没有因果关系。新加坡也许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学习的榜样，它的细微管理、社会工程和小型控制措施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但是新加坡证明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情况来建立自己的政体，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确是最好的例证。
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5）
对于一个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的经济阶层分化也不是太大来的国家说，传统的理想是圣君式的领导有正直官员所支持。西方的“党派政治”在中国根本没有生存的基础，因为在中国的相互依存的文化中，对大众利益的关切总是比对特殊利益的关切更有力一些。中国有和谐平等传统，而没有“党派政治”，“和谐平等”与西方的“竞选式民主制”是不相容的。
中国农村的直接选举曾受到广泛报道，但这些选举如今却污点不少，如富人花钱贿选，雇人投票，选出的村干部不是人们敬重的人。中国一位记者章敬平在他的《浙江发生了什么：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一书中谈到了这方面的不少故事。故事之一是：一位农民在2002年夏天白吃了27顿酒宴，因为当时要选举村干部，参选的那些人为了拉选票就纷纷宴请村民。他觉得可惜的是村干部3年才选一次。
章敬平谈到政府想了许多新的办法来提高监督工作的效率和提高官员们的责任心。其中包括：即将上任的地方政府官员保证建立社区福利基金；人大代表直接给报纸写专栏文章；要求当选官员上一种特殊的保险以防止犯错误。他得出结论说，尽管当代中国已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但基层政府即使不是依靠，至少也是不得不顺应传统的道德观。
中国民众开玩笑说这样的政治就像一场选美秀。但是，即便是在“超女”之类的非政治性选拔赛，也不是像“美国偶像”选拔赛那样全由民众投票决定胜负。需要民众投票，是出于商业目的（打电话投票时被收费），而谁能进入下一轮比赛，决定权是掌握在评委们手里，直到决赛都是如此。在2007年的“快乐男声”比赛中，为被淘汰者挽回面子的做法精致到了极点，最优秀歌手的评定程序则是复杂到谁也听不明白的地步。评委的决定是受尊重的，有时还有大得多的分量。在湖南卫视的“名声大震”歌手比赛中，评委给的分数可以高达10分，在公开统计分数时，评委给的每1分抵得上观众投来的1000张票。在通俗文化中，权威的传统都是如此根深蒂固。现在多元化的趋势在中国有明显增长，但德能政治的影响仍不会减弱多少。总之，当选举机制应用于中国时，在政治竞赛中不存在多党因素，在非政治竞赛中则仍然保留着权威因素。
在这方面，海外的“###”更是不值一提。1989年以来情况如何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团糟”。它叫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叫民主。它的“民主选举”成了马戏团中的小丑。“###”活动分子还不到100人，而且多数是“兼职”的，可他们中间的党派或组织竟有35个之多——平均每个“党”的成员不到3人。谁也没有能力或威望把别的人团结起来，而当他们短时间凑合到一起时，就彼此争权夺利。选举程序被扔进了垃圾桶。他们腐败，抢了外来的经费就跑。他们彼此攻击，彼此指责对方是共产党间谍。
这一切都毫不奇怪。但最有趣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什么“民主运动”。为了生存，他们需要经费；为了获取经费，他们需要有自己的组织来自己控制。如果能从台湾得到钱，他们支持###毫无问题。当然，中国政府对此感到高兴。你们要民主，好，现在你们自己有民主了。结果如何？中国不仅出口便宜商品，而且还出口廉价的###者。美国政府把他们进口了，却发现他们一无是处，顶多是给一点无用的道义支持。“给他们民主吧”在这里成了一句咒语。应该体现于选举民主的尊严和虔诚已经被玷污了。难怪有许多人已完全撤出来了。他们企图体验民主，结果却完全适应不了民主。
至此，否定在中国搞“西方民主”的论据主要是在“实证意义”上，而不是在“规范意义”上。逻辑主要为“是怎样”，而不是“该如何”。这就是说并不涉及“价值问题”或“道义问题”。多党竞选民主制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被证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这种“行不通”能在道义上被证明是有理的吗？换而言之，还能说西方民主制在道义上优越于中国的德能政治吗？在否定西方民主制的论据中，“民族主义”论据、“主体价值”论据、“法治”论据和“文化道德”论据将在下一章中再予以探讨。关于“为什么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制”的问题，总共有以下12点论据：
1。“政治文化”论据
2。“路径依赖”论据
3。“集体行动逻辑”论据
4。“政绩”论据
5。“理性选择”论据
6。“负面示范”论据
7。“正面示范”论据
8。“和谐平等”论据
9。“民族主义”论据
10。“主体价值”论据
11。“法治”论据
12。“文化道德”论据
以上这些论据，每一条都可能显得是孤立的。但集中在一起时，它们就成为一个互相强化的整体。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是“人类最终的统治形式”。对于中国来说，西方民主制却像是塞缪尔·贝克特的话剧《等待多戈》描写的情景。该剧打破常规，有对白而无解释，也没有剧中人动机和可供剧评家关注的情节。剧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等待的多戈也没有出现：
弗拉迪米尔：那么，我们走吧？
埃斯特拉根：是啊，咱们走吧。
他们没有动。
中国的崛起被某些人认为是比中国的实际来得更快的闹剧。“中国西方民主化”的闹剧又怎样呢？它在某些人的脑子里是不是比中国的崛起来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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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人祸（1）
2007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变成了狩猎场，赵承辉开枪打死了32个人，然后自杀，酿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惨案。在中国和美国，人们对这一悲剧的反应显然不同，然而其文化含义却基本上未得到认识。当最初有消息说那枪手可能是来自上海时，许多中国人，甚至还有中国政府，都极其紧张不安。后来查清赵承辉是韩裔学生，中国人大大松了一口气，有些人开始在网上发表一些不得体的和不负责任的评论。在热烈的讨论中，香港新闻媒体的评论员尖锐指出，中国人整体说来还不成熟，有人先是忧心忡忡，继而幸灾乐祸，而美国人却是冷静而又成熟，作出了有信心和意志坚强的反应。真是如此吗？
1991年11月1日，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学生卢刚冲进教师办公室开枪打死了他的导师和几个同学，然后自杀。卢刚先是失去了他的工作，申诉又无效，就采取了给全校造成巨大创伤的这一行动。密歇根大学两位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生注意到美国报纸和中文报纸对这一事件的原因的报道有明显差别。于是他们系统分析了《纽约时报》和中文的《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从中看出，美国记者将这一惨案归因于凶手个人的性格（“脾气很坏”，“个性凶狠”，“相信开枪能发泄愤恨”），而华人记者则将此归因于环境因素（“与人交恶”，“曾与被害学生竞争”，“中国尖子学生教育方针的牺牲品”）。华人记者如此说，是想替自己同胞辩白吗？
仅仅两个星期之后，一场惊人相似的惨案又发生在密歇根州皇家橡树公园一个邮局，一个名叫托马斯·麦基尔文失业了的原邮政工作者开枪打死了他的原上司和几个同事，然后自杀。密歇根大学那两位心理学研究生又对比了那两家报纸的相关报道，希望从中看出华人的“民族偏见”。这一次，仍然是美国记者强调麦基尔文的个性，例如“常以暴力威胁人”，“动不动就发火”，“精神不稳定”，而华人记者仍然注重环境因素，例如“不久前遭解雇”，“与上司相敌对”。
这一结果促使这两位研究生作进一步调研。他们将这两次枪杀案的案情材料印发给一些美国大学生和华裔大学生，请他们给相关的个性因素和环境因素评分。从答卷看出，美国人强调的是个性，而华人华裔强调的是环境，不论凶手是哪个民族的都是如此。这两位研究生找到了答案：“偏见”不在于国籍和民族属性，而在于对事件原因的认识有所不同。为了再进一步检验调研结果，他们列出了这两个案件的环境因素，请那些参加答题的学生再表态：倘若环境因素并非如此，惨案还会发生吗？是否有避免的可能？美国学生大多认为惨案仍会发生，而华人华裔学生倾向于认为有避免的可能。他们又对另外一批学生作调研，列出了与凶手作案动机可能相关的种种环境因素，请答题者删除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因素。结果是，亚洲裔学生删掉了37％，美国学生删掉的多得多，达55％，表明他们对事件复杂性的评估以及整体论世界观方面确实有所不同。。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人权与人祸（2）
这是2003年出版的《地理思维：亚洲人和西方人有何不同》一书所收录的许多调研案例之一。显然，本章开头谈到的香港媒体评论员见解错误，因为他们无视文化心理学方面的差别——中国人紧张不安，完全是因为他们一贯从人与人的关系背景考虑事件的原因（韩国人的反应也大致上与此相同），而美国人的冷静根本不是由于他们性格坚强和自信，而是因为他们只从个人性格出发考虑原因。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教授，安阿伯市的密歇根大学文化与认识研究计划两主任之一。他一直在美国和亚洲为传统的“国民性格研究”进行直接实验，从而提供这样的信息：人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和西方人几千年来保持了很不相同的思维体系，而这些差别是可以从科学上加以衡量和从文化上加以解释的。他写这本书是要回答如下问题：人的性格真是“硬件”吗？人类所有群体都是以相同方式感知和推理吗？我们都体验过的差别模式是使用不同的“工具”来认识世界的结果吗？
尼斯贝特的实验室测试表明，像上述例子中那样的认知事物原因方面的差别不仅存在于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对动物行为以及物质世界因果关系的解释之中。他发现对事物原因认知的差别反映出中国人和美国人注意力的差别。虽然这两种文化在“人格特征”的理念上没有重大区别，但西方人更多地依靠用个人性情来解释事物的原因，因为他们较少注意环境因素和认识环境因素对于行为的相关意义。
这种所谓的“基本归因错误”反映出一个事实，即西方人易于注意“静物”而忽视背景。在亚洲和美国对历史教学方式进行的调研表明，美国历史教师通常是从结局讲起，而较少解释其来龙去脉的起因或催化因素。通常不是按“因果”顺序讲而是按“果因”顺序讲，很少按编年史顺序，喜欢从结果回头作推理或“目标导向”推理。尼斯贝特认为目标导向或先谈结果再谈原因的模式是表现出西方人的“个人主导”特性，即喜爱个人有行动的自由以及个人能控制自己的行动。“预言事件”的测试表明，参加测试的美国人较少可能陷入“后见之明谬误”，当预言被证明错误时也较少惊讶。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存在于各种潜在结果的“直接因果模式”，西方人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在原因分析中“难以辨正”的错误的倾向来自同一源泉，即注重目标及其性质，而不是注重背景。
尼斯贝特特别谈到“思想西移”：西方人对独立（对象）和依存（背景）的认识并不是铁板一块；从巴比伦人到古以色列人、希腊人、罗马人、意大利人，再到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英国的亚文化加尔文主义，直到美国，“一个国家位置愈是往西，总的说来也愈加强调独立的价值。此外，欧洲这些文化的差别也反映于它们各自在美国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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