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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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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的那一天应该是十年“*”中整个中国最重要的一天。我还记得，1976年10月的一个早晨，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急匆匆地找到我，告诉我说，他从国外电台广播中得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已经被捕。我们两人都为这四个即使千刀万剐也不解恨的人有此结果而惊喜万分。当年*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消息，我们也是从外电中获悉的。因此，这个“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们也是确认无疑的。
国家有救了，可个人的出路在哪里呢？
最终证实，出路就是高考的恢复。而我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还背负着“*”初期强加给我、在1975年*复出后被推翻、接着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再次强加给我的各种罪名，可我还是鼓足勇气去询问了我能否报名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这次高考政审很严，你最好还是别报为好，免得吃不着羊肉却惹一身羊膻味。习惯了被歧视被冷落的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6月，恢复高考的第二届又开始报名了。这时，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我的处境也得到了改善，但当时我正被生产大队抽调去负责搞落实政策、*冤假错案的工作，成天忙得不可开交。可以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又开始报名高考了。直到离考试只有20天时，在县教育局工作的一位同乡专程从县里赶回来，找到我说：“今天全县高考报名的名单已经送往州里，没看到你的名字，是怎么回事？你完全可以报名参加高考的呀。”他还对我说：“今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出题，年龄放宽到30岁，而且不限婚否，机会难得呀，如果你愿意报名，我为你补上。”第二天，我到公社补办了相关手续，开始了高考的准备工作。而这时，离考试的时间只有19天了。 。。
那远去的日子（5）
可是，我不仅没有任何复习资料，连当年中学的课本也在动荡中只剩下零星的几册了。时间又紧，几门功课不知从何下手复习。思量半天之后，决定重点复习数学。其他的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就凭自己当年那点本钱去拼一把了。
考试那天，走进县一中校园，操场上教室外走廊里黑压压站满了人，定眼一看，年小者大约只有十五六岁，年长者就是我们这老三届了，年龄相差也将近十五六岁。我身着羊皮褂，口叼旱烟斗走进了考场，监考老师一看我这比他还大的年龄，破例允许我在考场抽烟。第一门课考的是政治，因为十年间我远离了政治，这一课考得真不好，数学当然也考得不怎么样，接着的语文、历史、地理却大多碰上了我比较熟悉的题，觉得挥洒自如，比较满意。
考完试后，是将近两个月的漫长等待，以至我都把曾经参加过高考的事都淡忘了。到8月底，终于有了考试分数的消息，接到通知去报志愿。说实话，我当时参加考试的出发点就是换个碗，就是想把农民捧着的这不经摔的土碗，换成城里人和工作单位上的人端着的那砸不烂打不碎的铁碗或塑料碗。志愿我就只填了个大理师范专科学院，教育局的一位领导接过我的志愿书后看了看，对我说，重点院校你最好也填一个吧，比如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于是照他说的填上便回家了。又是近一个月的等待，9月下旬，全县考文科的人中我第一个接到通知书，定眼一看，北京海淀区白石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那白色信封上这几个和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词，恍若天降的喜庆神符，飘荡在小院里，让全家都一下子回不过神来，也让亲戚朋友们惊喜万分。
临行前的那一夜，几乎全村的人都到家里来送行。妻子上街打了几斤白酒，每个土碗里盛上一碗，大家都喝得脸通红，也记不得说了些什么话了。第二天，我告别父母妻小和家乡父老，迎着朝阳上了路。从家乡坐汽车到昆明颠簸了三天，又乘三天三夜的火车从昆明到了北京。
第二天我就请同室的同学带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十月的北京非常的美，天安门广场更是被许多鲜花装点，显得十分庄严大气、五彩斑斓。盘腿坐在广场上，我开始回想起这十年里我所经历的一切了。我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天旋地转的变化，可我并不清楚是谁在哪一天翻转乾坤敲定了这一变化。
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人，就是*。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第三次复出的*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得到中央同意。复出不久的*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1977年8月13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正是在这个会上，*扫清障碍，果断拍板，将570万知识青年送进关闭了十余年之久的考场，并成全了其中的二十九分之一上了大学。一年以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照例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又发生过一场关于是否继续高考的争论。对1977年的高考，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说，择优不光是分数择优，政治上也要择优。有人还说，知识分子的子女多一点可以，但贫下中农子女要不要照顾？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有的甚至说：去年这样还可以，两年这样还可以，两三年以后还这样，看贫下中农反你不？这些意见，引起会议震动。幸而*态度鲜明，坚持了*的思想，在1978年高招工作意见中明确表示，继续实行高考，并恢复全国统一命题。会议结束两天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七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那远去的日子（6）
于是，我总对自己的家人讲，要永远记住*，记住改革开放，如果没有1977年那一天*果断拍板恢复高考招生，如果没有*1978年那一天坚持*恢复高考的正确决策，我的人生和家庭所有的变化都不会发生。
四
四年大学生活，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且截取几个片段说说吧。
学校开学不几天，全班同学便被安排到保定学校农场劳动，任务是收割稻谷。临出发前，班主任交代相关事宜。我和几位老三届的同学站立在前排，凛然如阅历很深的长者，这让年龄比我们小得多的班主任不知所措，只见他拿着讲话要点稿子的手在发抖，这让我们都有点不好正眼看他了。接着是班党支部书记讲话，此君入学前是内蒙一公社党委书记，一双小眼睛里总是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光芒，瘦脸颊上的小八字胡装点出来的神色总是那么的严肃，不过讲话干脆简练，还有点我久违了的人情味。班长禹君是朝鲜族，和支部书记截然不同的是，他非常帅气的脸上总洋溢着微笑，为人和善，又能歌善舞，四年中班里的所有欢笑几乎都是他一手营造的。
到了农场分配任务，我被安排率领几位年轻的同学24小时轮流看守稻田。十月的北方已经进入初冬，特别到了夜里，华北平原的冷风扬起，非常的冷。于是，我们每人领到一件没有外套的大皮袄，这皮袄穿上，我立刻复原为一个形似神也似的地道农民。那几天，同学之间都还互不熟悉，有的竟然把我当成农场雇来的农民，四川凉山的那帮彝族兄弟干脆给了我一个外号……放牛娃。
让我没想到的是，当地的农民看来比我家乡的还穷，听说农场要开镰了，茫茫一片稻田外便渐渐地围满了四周的农民，我估计最多时聚集了上千人，他们在等待我们收割完以后，能进入稻田拾捡一些遗留的稻穗。收割的进度异常的迅速，因为几个小组的头都选了下过乡种过地的知青，他们完全把当农民的那些招数拿了出来，那拼命的劲头一点也不逊于老道的农民，这让我对他们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稻谷全部收割完了，农场的领导宣布我们的任务结束，撤出看守的岗位。一刹那间，四围已经苦苦等待了三四天的农民如蝗虫般涌入稻田，那一刻，我的鼻梁一阵酸楚，想起了我曾经也苦苦挣扎了十年的农民生活。
回到学校，真正的大学学习和生活开始了。
逐渐盘点，全班60名同学，来自十几个省区，25个民族。论年龄，我排行老三，老大是辽宁的老聂，比最小的广西小黄的母亲还大一岁。不过，可能因为我被生活的利刃切割得更为苍老，加之脸色黝黑，我竟非常荣幸地被年龄小的同学尊称为大叔。这么一个来自天南海北不同民族而且年龄悬殊很大的集体，就这样朝夕厮守了足足四年。
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曾经被迫放弃学业十年的老三届同学，非常珍惜这从天而降的难得学习机会，称之为争分夺秒废寝忘食也丝毫不过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一些还贪玩的十五六岁的小同学，也被带动着非常勤奋地读书。到图书馆占位子，在教室里熬夜，都成了大家的家常便饭。到毕业时，全班同学还足足花费了两年工夫，编辑出版了洋洋几百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资料论文索引》，填补了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空白。为此，中国着名清史专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王钟瀚先生还为我们作了序。
四年大学，除了学习，当然还有其他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如说当婚当嫁年龄的男女同学，自然演绎出一些或明或暗的爱情故事，成为以后同学聚会的谈资。不过，全班真正成功的还真有六人三对，直至今天。又比如说让全班同学引以为自豪的各项体育竞赛，历史系七八级还真为系里争足了面子，拿够了奖牌。特别是个子不高吐词不清自称会跳56个民族舞蹈的彝族岭君，打篮球是校队的主力，万米长跑曾拿下北京高校的金牌。一次参加北京市的比赛，学校配发给他一大块巧克力，他交给小同学张君代管，嘱咐说待他跑完四圈时递给他补充体力。殊不知这张君年小嘴馋，他一面看着岭君健步在跑，手中的巧克力不知不觉就送到自己口中，待到岭君跑完四圈，这一大块巧克力竟然被他全部吃完了，害得岭君后劲不足，痛失了那次比赛的奖牌。此等笑料，同学相聚时说起来还让人喷饭。
入学到现在，30年过去了，毕业到今天，也已经26年了。60名同学中，因病因故已经去世三人，出国三人，其他大多分散在祖国边疆各地各个行业，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可能正是民族学院学生来源的特点决定，大家都常提起毕业照上的题词：花落化为千粒籽，绿遍南疆塞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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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新三级，新闻人…我的记忆碎片（1）
老三届 新三级 新闻人
……我的记忆碎片
许建国
作者简介：许建国，男，1951年生。*党员。系“*”前的老三届，“恢复高考”后的新三级。做过知青，下过农村，当过工人，上过大学，混过公务员，靠自学闯入新闻界。1982年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专业，获经济学学位。1984年由天津市政府统计局进入今晚报社，发表新闻消息、特写、通讯、新闻论文3000多篇。现为《今晚报》编辑部责任编辑，高级记者。
我非常珍视自己高考的经历与感受，那一种庄重的选择，那一份自信的投入，那一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那一天美好的期待，即便几十年过去，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跨过了历史的坎坎坷坷，在我的脑海中仍然记忆犹新。如今，在我的抽屉中，各种装帧讲究的大学毕业证、学位证、职称证、进修证、外语证、获奖证、记者证、聘任证……很多，很多，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分量最重的莫过于这张朴素无华的大学招生准考证。因为它不但凝聚着我辛勤学习的汗水，也见证着30年前那一段高考改革的历史；它不但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也改写了千千万万有志青年的人生轨迹。
人生就像一本书，随着岁月的步履，很多情节在记忆中正悄然逝去，也有的积淀下来，成为永久的记忆。作为一名老三届、新三级的学子，一名新闻人，在改革开放30周年，祖国母亲60华诞的喜庆时刻，作为她诞生和成长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站在这人生驿站上，打开那并不遥远的尘封记忆，将一滴滴如歌往事汇入祖国的历史长河中，一种欣慰之感油然而生。
记第一次见报
自然界有最诱人的景色，人生中有最欣慰的时刻。作为一名老三届学生，作为一名在报社工作20多年的记者、编辑，我最欣慰难忘的事情之一，就是自己写的稿件第一次见报时的情形。
上个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一名普通的青年工人，对于写作很感兴趣，于是经常给报社投稿。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我中断了学习，只有初中水平的我，驾驭文字的能力可想而知。但我持之以恒不言放弃。1972年8月7日中午，我从车间到传达室办事，看到很多人拿着当天的报纸边看边议论，我也好奇地从报架上拿过一张当天的《天津日报》。我从报纸的第一版开始翻阅，当翻到第三版时，眼前突然一亮，心突突地跳动起来，我的一篇以学习心得为内容的小稿件“主观认识要符合客观规律”赫然入目，下面的署名是：“天津凯旋塑料制品厂青年工人许建国”。此时此刻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喜不自禁的表情油然而生。这时候同事们发现了我，纷纷上前向我表示祝贺，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得出对我的羡慕和鼓励。下班后，我急忙到邮局购买了几张当天的《天津日报》，还特意将月份牌上那张1972年8月7日的日历剪下珍藏起来。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想了很多很多。为了稿子能见报，我在少年时代就充满憧憬和希望，对语文课树立起浓厚的兴趣。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诵。老师的鼓励使我走上了写作之路。为了稿子能见报，我养成了渴求知识、博览群书的好习惯。那时为了多读一些书，我几乎逛遍了全市的书店和图书馆，常常节省下吃早点的钱，买回心仪已久的图书。在图书馆中度过休息时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书消得人憔悴”。为了稿子能见报，我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和努力。那时我全家4口人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中，连放写字台的地方都没有。为了写稿，我就找来一快平整的木板放在床上当桌面，爬着写作时间长了，腰和腿都发麻了，站起来活动活动再接着写。大有“为人情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直到写完后放进信封为止。为了稿子能见报，我懂得了失败是成功之母。自1971年进工厂工作后，就开始给报社投稿，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写上一两篇。当稿件装入信封投入信箱之后，我就天天注意报纸上有没有我的文章出现。但这些稿子不是如泥牛入海，就是变成了一封封退稿函。但我痴心不改，心存希望坚持投稿。有志者事竟成，在经历了20次失望之后，我的第21篇稿件终于变成了铅字，我的文章和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
老三届，新三级，新闻人…我的记忆碎片（2）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报社当了记者。20年来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成百上千，署名也由“青年工人”变成了“本报记者”。但是那一篇篇水平逐步提高的文章发表之后的感觉，却已远远比不上第一次见报时的欣慰和激动。如今我也成为一名编辑，对每位作者的稿件都认认真真地进行修改，尤其对第一次投稿的作者和第一次见报的稿件尤其关注，因为我知道“第一次”在每一位投稿者心中的分量。
如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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