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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张参赛证-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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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不会被他的一句话给打消了念头，苦苦哀求他能给我一个机会，哪怕当一名编外队员。可是他板起脸，严肃地对我说：“模特这一行对硬件条件的要求非常严格。你的条件不够，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好的模特，你不要再动这个念头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行啊，干吗非得当模特呢。”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受过这一次打击后，我暂时把这个念头收了起来。
没想到，这个模特队对于招收模特居然如此随便，这使我警觉起来，但我很快想开了，反正我只是想要找一个接受系统培训的地方嘛。
我兴高采烈地向财务室走去。
我开始接受模特基础培训。
模特的基本功是站。有人说，站不应该是一件费力气的事吧，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人站的时间恐怕得占三分之一！
模特站的标准却不容易！第一节课，教练要求我贴着墙面站着，力求三点一线，也就是说脚后跟、臀部和后脑勺要全部靠着墙壁。
站了一会，我向教练报告说：“我是不是站错了，因为这样站着很别扭。”
教练看了我一眼，冷冰冰地说：“如果你觉得别扭难受，那就对了。继续站着吧，站到你不难受为止。”
于是我站在那里，收腹挺胸，脖子立起来，膝盖打直，两腿夹着一张报纸，把后腰尽量向墙壁方向靠，两手自然下垂。
站了十分钟后，我已经大汗淋漓。
亲身体验过后，方知道做模特的滋味，我一天要站无数次，每次都在十分钟以上，每堂课下来，身上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
这样的练习很枯燥，所以学员们在休息时相互谈天，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学员中有两个人非常愿意和我在一起，一个是阿虹，一个叫小芬。
阿虹是南京人，和她的姐姐一起南下深圳。姐姐是唱美声的，除此以外别无他长，阿虹便要负担两个人的生活费。小芬不愿意向我们透露她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刨根问底的兴趣。
小芬相貌普通，却带着三分傲气，第一天相识时她向我们坦白：“这帮人我没几个看得上的，就你俩还行，所以我们能说上话。”听了她的话，我顿时诚惶诚恐起来，很注意与她之间的距离，生怕一不小心唐突了她。
阿虹似乎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很感兴趣，她问我：“你有男朋友没？”
我哭笑不得：“没有！你问这个干吗？”
“没事，我就是问问。”
过了一会，她又对我说：“我有一个男朋友。”
“哦。”
“你不想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小老板。”
“你这等于没说。小老板多了，他是什么小老板？”
“我也不知道，我们刚认识两个星期。”她甜蜜地微笑着对我说。
过了两天，她又和我谈起了她男朋友：“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了，他是做装修的。”
“装修工啊！”
“什么啊！他是包工头，是老板！”她解释着。
“装修工也没什么不好啊。”
“我说你这人有完没完，他是包工头，是老板！”她白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
因为我分不清楚包工头和装修工的区别，她两天没理我。到了第三天，她主动与我和解，我们说了几句话，她又很自然地把话题扯回到那个包工头身上。
“前两天他和我借钱。”
“你们认识才多久啊，况且男人怎么能向女孩子借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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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特培训”和“上当受骗”（2）
“我想他肯定是遇到了难处。”
“那也不能和你借啊。”
“他和我借说明他信任我，而且，这说明，他已经把我当成亲人了。”阿虹红着脸说。
我面前的阿虹是一个典型的恋爱中的女人，她脸上洋溢着一种令人羡慕的微笑，她盲目又坚定地看着天空，和我谈起她最喜欢的婚纱款式。
模特培训课程快结束时，她风风火火地赶到我的住处。进了门，她并不理会房东太太为她端来的茶，有点尴尬地看着房东太太发呆。
我有点着急：“怎么了，又是关于你那个男朋友的？”
她谨慎地看了房东太太一眼，有些不满意地瞅了瞅我。房东太太会意，知趣地走开了。她的背影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客厅里，阿虹就迫不及待地开口了：“我男朋友不见了。”
我大吃一惊：“怎么会不见的呢？那么大个人了！”
“真的不见了！”她有些口吃，“我借给他两万块钱，他说好前天还我，可是到了昨天，他没有任何消息。我给他打电话，发现他的电话已经欠费停机了。”
我想了一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把这种感觉告诉她：“你是不是遇到骗子了。”
她迟疑地看了我一眼：“不会不会，他不是这种人。”她看着我的眼睛，不放心地问道，“你说，他是这种人吗？”
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了一个星期，那借走了她两万块钱的男人再也没有出现，又过了一个星期，阿虹的姐姐和我陪她去了医院，因为她已经怀孕了。
像她这种情况，孩子是留不住的，只能打掉。她听了医生的建议，情绪更低落了。她仍然相信那个男人会回到她身边，所以一直不去医院做手术，直到错过了最佳时间，她不得不上了手术台。
那卑鄙无耻的男人借走了她所有的积蓄，阿虹的姐姐开始在夜总会里“走场”，把高等艺术贱买。即便这样，“塞北的雪”还是敌不过“妹妹和哥哥”。阿虹的姐姐垂头丧气地回家，问正在替阿虹熬鸡汤的我：“我唱的歌是不是格调太高了？”
模特培训课全部结束了，我的气质发生了变化，身体也比原来挺拔了。促销活动开始时，我的同事都和我开玩笑，夸我：“变漂亮了。”
我并不满足于这点改变，又参加了健身操培训，这使我的身材变得苗条。值得一提的是，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居然改变了我身高，我由原来的一米七二长到了一米七六。
过了两个月，我接到了模特队长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有一场演出的机会，问我能不能参加面试。
对于我来说，任何的尝试都是新鲜的，我痛快地答应了。
为我们带来演出机会的人姓左，队长坚持让我们称呼他“左老师”，其实他也只不过才二十四五岁。
他留着小平头，打扮得不伦不类，没有半点“老师”气质。
他打量着我们，似乎很不满意：“就这？”
队长红着脸：“原来的模特都不在了，这些是重新培训的学员。”
“可我需要的是专业模特。”左老师昂着头说。
“知道。这些学员的舞台表现能力还是很强的，她们……”
左先生不耐烦地摇了摇手，打断了队长的话：“算了，凑合吧。”
“左老师”皱着眉头：“给你个面子，挑几个，不过，演出费就……”
“不要紧，您看着给点就行！”队长不假思索地说。
“左老师”笑了。
过了十分钟，他从我们中间挑出四个人来。我是其中一个，小芬和阿虹也被挑中了。
三天后，队长再次召集我们，他递给阿虹一张小纸条：“这是排练地址，你们去吧。”
我们转身时，队长在我们的身后说了一句话：“千万不要丢我的脸。”
听了这话，我忍俊不禁！我们这个模特队办公室设在一栋即将废弃的写字楼里，一条宽敞的走廊成为我们的培训教室。
队长办公室里集中着财务部、行政部、咨询部，由于办公设备不完善，队长和负责报名的黄小姐不得不挤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里一起工作。黄小姐既是咨询部的骨干，又是行政部的主管，当然，财务经理的重担也当仁不让地压在她的肩上。办公椅缺乏，队长有时回到办公室休息时也不得不站着喝水！总而言之，我们的脸面轻若鸿毛，的确是经不起我们再丢什么了。
我们按图索骥，来到一栋破旧不堪的楼房脚下，找到３０２房间，敲响了门。门开了，一个年轻女孩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她的皮肤白皙，个子不高，肿眼泡，厚嘴唇，尖峭的鼻子用力地呼吸着。她穿一件宽大的睡袍，踏一双拖鞋，此时正用一种戒备的神情看着我们，冷冷地问：
“找谁啊？”
我们四人顿时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正疑惑是不是找错了地方，房内传出了一个比较熟悉的声音：
“诺儿，是不是我找的那四个模特？快让她们进来！”
“我知道你是找了model，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她们四个。因为我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出来她们是model。”
听了她的话，我的心头升起一团无名之火。身边的小芬按捺不住地发话了：
“哪来的土狗放洋屁！”
“模特培训”和“上当受骗”（3）
那女孩儿眉头一挑，正待发作，一只大手拉住了大门，左老师出现在面前：
“很难找，是不是？”
见我们四个呆站在原地没有动，他着了急：
“站着干什么，快进来啊。”他此时的态度倒很和蔼，这使我差一点认不出他来。
我们极不情愿地进得门去，那女孩儿在我们的身后“砰”地一声把门摔上，把拖鞋踢得“踢嗒”乱响地走进卧室里去了。
令我意外的是，左老师极有涵养，他装作没有看见女孩的挑衅，微笑地请我们喝茶。喝了一口茶，小芬发话了：
“左老师，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家。”
“不是说在排练厅里集合吗？怎么跑到你家来了？”
小芬的话音一落，我们纷纷表示赞同，这也是我们大家的疑惑。左老师却理直气壮：“我家就是排练场所！”
我们沉默了，看着他走到一台简易的录音机前，按下播放键，“走进西藏”的曲子立即在屋子里回响。
左老师煞有介事地抄着手，半闭着眼睛，似乎完全沉浸在音乐旋律中。他神经兮兮地点了点头，回味无穷地说：“你们听！这音乐，美妙极了！这就是表演用的曲子。你们很幸运，因为我要做的，不是普通模特展示，而是一次创举，一次革命！明白吗！模特和舞蹈家的结合！我要让所有看过我们演出的人都记住我！记住我们的演出！”
他的样子使我毛骨耸然，脊背一阵阵地发凉。这时，他的诺儿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中：“我要吃冰淇淋！”
左老师浑身一颤，睁开眼睛，尴尬地看了看我们，说：“冰箱里有。”
“我看过，已经没有了！”
“哦，那，我去买。”
左老师到处找他的钥匙和钱包，然后换上便鞋下了楼。他离开后，诺儿站在大厅里，审视着坐在沙发里的我们，她的目光很不友好，似乎是在面对敌人一般。在她咄咄逼人的目光下，我们开始出汗。
幸好左老师很快出现在门口。她接过他手中的袋子，往厨房走去。
我晕头转向地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演出排练，虽然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的这一次演出，可能未必会像“左老师”想像中那样获得空前成功。
排练遇到了小小的困难，左老师家里的客厅只有不到十个平方米的面积，要容纳四个人本来不难，可要在这个空间里又走又跳就有些难度了，加之“诺儿”说什么也不愿意回卧室里去呆着，所以我们排练得很辛苦。
左老师的创举是：要将舞蹈和模特表演完美结合起来，于是我们开始须学习舞蹈基本功。
一个星期后，左老师绝望地打消了要把四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培训成专业舞蹈演员的念头，而我们四人除了腰酸腿痛之外毫无收益。
左老师有他自己的办法，他让我们忘记练习舞蹈基本功对我们的折磨，开始教我们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学习期间我们大喊冤枉，仅仅是为了摆弄这样几个花拳绣腿的动作就让我们腰疼了一个星期吗？这所谓革命性的舞蹈是这样简单，或者是在原地转圈，或者是模仿藏胞做一个献“哈达”的动作。我们的不满情绪很强烈。这时，左老师鼓励道：
“好好练，演出结束后，多发一点奖金给你们。”
他不光是用言语激励，行动上也有所表示，他开始请我们吃饭。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他似乎忘记了，排练了一个上午的我们需要吃一顿午饭来补充体力，所以一接近中午时间他会做一个停止手势：“上午先练到这里，你们回去休息一会，下午再来。”
左老师家住在深圳“世界之窗”公园附近，那里离我家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每天一大早我就得坐上大巴车往他家赶，中午还得饿着肚子坐车回家吃饭，再坐车赶回来。一星期折腾下来，我又瘦了三四斤！
疲于奔命的我们不约而同地在一个星期后集中在左老师家楼下的快餐店里用餐，这里虽然又小又破，但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固定的休息地点，所以听到他请客的消息，我们都欢呼雀跃。
他积极地出去买菜做饭，诺儿则冷眼旁观。有时他会请求她帮一个小小的忙：“把大蒜皮扒扒行吗？”
她极不情愿地接过来，蹲在垃圾桶前，把手里的大蒜皮狠狠地丢进垃圾桶里去。
“左安智！我不欠你的，我帮你，是因为觉得你不容易！是因为我好、我善良！你给我记住，记一辈子！”
这样的话常常会随着菜香飘到在客厅里排练的我们的耳朵里。大家都很尴尬，互相交流着无奈的眼神。好容易挣扎到吃饭时间，端起碗来，诺儿拿筷子指着菜说：“你们真是贵宾，他不常做饭的，不是沾你们的光，我也不能常吃到他做的饭！”
我们都觉得这饭难吃，可不吃肚子又难受，只得吃，食不知其味，加之每餐都吃辣椒炒豆腐干、西红柿炒鸡蛋。几顿吃下来，我们四人又开始想念楼下的那家快餐店，可每早到达左老师家时，他总会笑眯眯地提着菜篮去买菜，临近中午时间时厨房里总会飘出油烟味和诺儿的训话！
诺儿说得对，他挺不容易的！饭，还是要吃，节目，还要继续排练。我们开始急切地盼望着演出时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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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特培训”和“上当受骗”（4）
日子在我们焦急的渴望中缓缓地过去，演出时间一天天地接近，演出服装也陆续地做了出来。看到它们时我们四人失望到了极点，两片劣质的白布拼凑在一起就算是我们的演出长裙，袖子是用缝被子的针穿着麻绳缝上去的，穿在身上，可以透过粗大的针脚看到肩部的皮肤。一根分不清楚色彩的粗带子算是腰带，把我们从上到下一分两半，倒像是一只刚成熟的葫芦。
服装是诺儿去订做的，她看着我们试装，非常满意：“漂亮！到了舞台上，大效果就出来了。”
我心里明白她是巴不得我们出丑。左老师不以为然，胸有成竹：“服装很有特色，完全符合我的构思。”
我们意外地发现小芬居然没有发火。一个多月的排练时间过去，我们都学会了忍受和沉默。无论如何，让这一切快一点成为过去吧，大家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
试演那天我们到了一家夜总会，这令我们感到不安。小玲问左老师：“我们来这里干吗？”
“节目审查！”
“在夜总会里？”
左老师上下打量了我们一会，解释道：“这只是审查节目的地方，演出地点在别处！”
“你可不要骗我们，如果是在这里表演，我是不会上场的！”我忿忿不平地说。
左老师严肃地看了我一眼，生气地说：“你怎么不相信我的话呢！这只是审查节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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