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圆明园大劫难-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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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战时刻，法军已等得不耐烦了。但是，英军主帅听了罗亨利的理由，不愿急于从事，生怕置尚在中方防线后面的人的生命于危险之中。孟托邦将军不赞同这种看法，相反认为救出这些人的最好办法是“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柯利诺也持同样意见：“英军主帅太固执。已经等过了。还要等什么？”根据发生的事件，姆吉神甫后来指出，法军将领说得对。在他看来，炮兵朝通州轰击，骑兵接着冲锋，定能救出被扣的人质……。如今，这种意见已为大多数英国史学家认同。
　　可格兰特将军并不太担心。他还在希望巴夏礼能见到清廷钦差大使，向他们讲理。他相信巴夏礼，相信其非凡的毅力、惊人的坚韧不拔和以理服人的观念。额尔金不是说过他“一个人就顶一支军队”！
　　

第十二章　俘酋危机（6）
然而，发动攻击时刻终于到来。英法联军只有四千人马对抗两万五千清兵。僧格林沁统帅的步骑在数量上占优势，结成数公里的大半弧形圈，想要包围英法联军，使之成为易击的猎物。清廷总兵起码希望如此。
　　米启尔少将率师从左侧顶住清军整个骑兵大队。一时间，本茨曼上校指挥的法军炮兵陷入危境；英军范纳骑兵队于是前去救援，这使卡特利中尉后来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英法联军成功切断清军防线，将其分成两半。英制阿姆斯特朗重炮和法制有膛线山炮齐鸣，猛轰敌营，普罗宾和范纳率领印度骑兵出击，所向披靡。联军占据大片战场，连同陈设完好的营地，架棉帐篷，炊具齐全。同时缴获五十余门炮，烧毁大量火药；俘虏一千五百名清兵。
　　布瓦西厄少尉描述当时的情形。已是下午两点钟。“我们早就起床。四点半上战场，现已十来个小时了，胃里除出发时喝的一点咖啡啥也没有。再说，天闷热得很，每人身上还背着六天的干粮”。埃里松认为，“也许从未有过一支人马何其少且已疲乏不堪的部队，如此静静地调动部署，并充分表现出士兵的两大素质：听从指挥，勇敢无比”。
　　柯利诺指出，联军尽管人马处于劣势，但两军对垒——真正的交战，最后大获全胜，即夺取大沽要塞之后的又一次胜利。当然，就军事而言，当天还不是决定性的。
　　法军为北非轻骑兵中尉达马斯伯爵的死亡而悲痛。这是一位英俊而有骑士风度的军官，名门望族之后，复辟时期外交大臣之子。在北非骑兵冲锋时，他不幸被一个姑息的炮手开枪打穿腹部。孟托邦将军对失去这个年轻有为的军官甚感痛心。他早在非洲结识了达马斯，也与其父很熟；“这位曾为国增光的老者”，行前亲自将儿子托付给他。
　　白天过去了，很多人仍无消息。法军方面有格朗尚中校，杜比军需助理和杜吕克神甫等。美理登后来致书明嵇孚主教，言及恶运及其同胞的不谨慎，认为他们“光多贪睡两小时”，尤其是杜吕克神甫，“要是他们跟我一起走，不就得救了嘛”。至于洛图尔，更是极为不慎，竟先于部队独自而行。据孟托邦将军解释，洛图尔很想住到一户居民家，硬是强行把人家哄走；战斗未打响，谁也不敢和他说什么。可是，中国人得知已向其他联军军官下手，便将他和随行士兵都抓起来。
　　英军方面，最担心的是巴夏礼，中国人恨死他。还有罗亨利、诺曼、安德森和布拉巴宗及《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另有龙骑兵菲普和十九名锡克兵。
　　葛罗男爵在日记中提到两位中国神甫寄给他一份关于英法谈判者及随同人员被扣的报告。两神甫称，可能是兵部尚书穆荫建议在离开通州时将他们扣留，而命令则系怡亲王所下。大概因巴夏礼言行放肆，怡亲王大怒。当时双方商谈气氛紧张，巴夏礼气急败坏，竟然将桌子掀翻，把陈设的瓷器砸个粉碎……。面对中方无动于衷，一向冷静的巴夏礼岂能就这样退让！
　　9月18日那天应用黑色石笔标出。之所以如此，并非因当天所打的仗，而在于英法双方三十多人失踪，有军人、外交官和文职人员等。从那时起，联军不断思念失踪者的命运。焦急不安变得恐慌不已，愤怒转为顽念。他们究竟怎么样了？中国人如此对待免战白旗保护下通行的军人和外交官，很快英法联军忿忿不平。在所有文明国家，不是有谈判者人身不受侵犯的规则吗？对方没有诚意，阴险奸诈，背信弃义等词语，不断在英法联军的口中或笔下出现，用以痛斥这种“可恶的行径”。
　　联军失踪者从此成为人质的命运，对后来的征战起着决定性影响。结局将很严重、惨重。
　　和谈，当然已中断。新的交战在即，将是决定性之战。埃里松甚至流露出好战口气：“务必冲向中华帝国大都，要使清朝君主心惊胆战；要不惜任何代价救出人质”。
　　为报复中方扣留人质，英军主帅下令洗劫张家湾小城。孝山等大量金砖银锭、珠宝首饰，全被一抢而空。杜潘上校不能不说：“按他们凡能抱走的财物统统攫取的习惯，他们（英国人）把该城全都抢个精光”。吴士礼中校则描述，英军洗劫张家湾后，也有中国人前去拿走家具和衣物等。郇和领事感到愤慨。连卖高梁酒的小店或当铺也遭苦力抢劫。可以说，这几乎是法则。而那些古雅的老宅院，雕梁画栋，存有许多艺术珍宝，凡抬不走的均遭无情破坏；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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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俘酋危机（7）
姆吉神甫指出，“在抢劫中，印度军队及兵营中的妓女，香港苦力比英兵更厉害”。另一方面，他还担保妇女和姑娘在家中受到英军尊重。不过，她们之中多数肯定服毒自尽。一个年轻女子就从大桥高处投河身亡。只有一些人得到军医救助活了下来。
　　乐善好施的姆吉神甫征得同意，将一家大医院用来接待那些受威胁的家庭。郇和充当翻译，要动员一位贵妇及女儿携十五个女佣人住进去；这纯属枉费心机。老妇人说洋人的话信不过，“他们心术不正”，何况她也不想再活了。人们强行将她和女儿推进马车，佣人“如羊群”般跟在后面。可是，不等车到达目的地，老妇人便把女儿勒死了……。这位英国教士的慈善意图并未得到报偿。那天夜里，所有寄宿的妇女全都跑了，不愿接受“洋夷的照顾”……。
　　联军绝对相信为中方所扣的三十来个人完全中了圈套。但是确切情况如何呢？
　　中方态度突然完全改变，人们议论纷纷。最简单的是，把一切归结为双重性，即：清朝宫廷有两派，主和派和与主战派。某个时期，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僧格林沁为首的“鹰派”走在“鸽派”前面。
　　外交官拉否例解释说，9月13日，怡亲王接替桂良主持与英法使节新的和谈时，清廷已处在大的混乱中。但他强调：“我们由衷地相信，那天清政府不会预先就有失信或设圈套的考虑”。清政府打算在与通商有关的问题上让步，但不愿支付英法要求的赔款，不同意他们带两千兵入京，当然更不愿两使者受皇帝朝觐。在北京看来，这是“极端可怕的”条件。中华帝国哪能赞同与藩夷君王平起平坐，并回复他们的国书。此系帝国威严。
　　拉否例认为，“僧格林沁的强硬派在皇帝临朝议政时占了上风；他便在通州调集重兵把守。背信弃义也罢，误会与偶然也罢，敌对行动重又展开……。对联军拥有的行动手段完全轻视或极不了解，固执、高傲和盲目，三个词可概括中方政策”。他甚至带着严厉的口吻断定：“务必让中方丢尽脸面，低头到地，乖乖地承认失败和错误。不用再等多久，将得到最后的惨重教训”。
　　对中国方面何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最有资格理解的是额尔金。他致书本国政府，作了这样的分析：他不相信是怡亲王违背诺言。鉴于亲王显赫地位，理当值得信任。反之，他认为，僧格林沁将军得知全权代表接受英法联军在张家湾附近驻扎，有损于其军事部署防线，故而变得狂暴。
　　在额尔金看来，僧格林沁只想大造声势，借以弥补曾经要他作出的牺牲。额氏注意到，9月18日清晨从通州回来，沃克上校及其随行士兵，罗亨利和巴斯塔及其他外交官，都毫无担心地通过清军前线。只是将近十点一刻，法军需部军官阿代尔中尉才遭到清兵围攻，这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发生的。然而，这件事竟成了导火线。
　　额尔金最后认为，不管怎样，清廷全权大臣和总兵的行动方式中“忠诚、愚蠢，多疑与充好汉兼而有之，普遍标志着这个国家行事的特点。但我不相信，僧格林沁曾领教过我们在战场上的优势，他本人或其文职同僚，既然明白事态表明会战败无疑，何必还要投入这场冲突呢”。
　　如果同意额尔金的论点，那英法联军中所有随行作家所大肆渲染的所谓“9·18圈套”——这种说法后来也为史学家普遍采用，则完全站不住脚……。
　　对此，葛罗也持同样的看法。人员被扣当晚，他在日记中为清朝钦差大臣的真诚辩解！他的确认为对方是无辜的。和额尔金一样，他把这一事件的责任归罪于僧格林沁，指责这位总兵“背信弃义”，“仍想发迹”。第二天，他致函孟托邦，进一步阐明想法：“明显是僧王挑衅，此公可能想打出最后一张牌”。
　　葛罗特使的见解使怡亲王搞“圈套”的论点站不住脚。扣人质的唯一主谋是僧格林沁，并非朝廷钦差。怡亲王前后态度有所矛盾，说明主战派僧格林沁对其施加巨大压力。
　　

第十二章　俘酋危机（8）
芮尼医生也不相信怡亲王和穆荫给英法谈判者设圈套。他认为，把举谈判旗的人抓起来固然难以容忍，但不能肯定就是圈套。
　　法国冈城大学历史教授泰西埃在八国联军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后，1901年就所谓中方设“圈套”作了深入研究。他在校刊上发表一篇三十六页的长文，希望我们进行反省，对“责任问题作出更公正的看法”，并非所有错全在中方。他问道：“何谓史实？六十年来，为了我方更加光荣，并使之合法化，我们乐于把历史修改得够多了，歪曲得到家了！就连罪恶滔天的鸦片战争，甚至在法国也有狂热的卫道士”。泰西埃以历史真实名义毫不犹豫地纠正这段传奇，揭露“那种有害的先入之见，以至把最精明最正直的见证者引入歧途，并轻率行事”。他们这些人以所谓真诚欺骗我们，“就是不怀疑他们自己也会搞错”。
　　泰西埃指责洛图尔参与炮制“圈套”之说，把扣留人员归罪于一个朝廷告示，即悬赏缉拿联军人头，如：军官五百两银子，士兵一百两，印度兵五十两。然而，该告示的日期却是9月20日，比人质被扣要晚两天。对北塘登陆之后中国与英法联军的和谈阶段，泰西埃一一作了回顾。他指出，清朝政府几钦差大臣，甚至僧格林沁，一直打算和平，表现出了明显和好的愿望。只是英法联军，特别是额尔金，充耳不闻罢了。
　　当然他承认，清朝不愿让步的一点，是皇帝接见英法使臣。“若从9月20日告示中看出这种荒诞的要求已获特许，那我们将如何在国民面前自我介绍呢？”在这种情况下，额尔金为何非冒着使和谈倾覆的风险而那么坚持要得到这种让步？其实这已经发生了。
　　泰西埃揭穿埃里松等随军作家和多数史学家的叙述，证论很有说服力。在这位史学家看来，僧格林沁统率的军队，面对英法联军不断挺进而节节后退，肯定终有一天会在某处停下来。他强调，正是一连串事件导致张家湾交战。开始不在意，后稍有碰撞，竟酿成斗殴，进而就开战。向逃走的沃克上校一行连开三炮，便为大战的信号。于是，联军炮兵发起反击。
　　在这种局势下，中国人设圈套的论点还有何意义？毫无价值！不过，“圈套论”如何问世，泰西埃认为已经弄明白：
　　“联军官兵，毫不犹豫，不经验证，不假思索，全都赞同这一说法。大家先入为主，都深信中方口是心非，在搞欺诈，故自然要进一步找证据和不满的理由来对付这些古怪可恶的家伙”。
　　为支持否定中方设圈套之说的看法，泰西埃引用洛图尔伯爵这段异乎寻常的供词：
　　“对华远征遭到非议，我们面临最不公正的审判。伦敦老城和巴黎沙龙从战争中看到我们对一个善意的人民进行罪恶的侵略。虚假和谈的破裂若来自我方，那欧洲有人就会大骂我们滥用武力。而让对方明显违约，我们便可加以镇压”。
　　泰西埃无可挽回地得出结论：“千真万确，在通州抛出圈套论，正好可为后来洗劫火烧圆明园开脱”。因而，所谓通州圈套，其实根本不存在，只是英法联军预先炮制出来用以指责中方欺诈，并为他们后所犯下的罪行辩解、转嫁，求得宽恕。正如司空见惯的那样，这纯系巧妙的杜撰，某种历史的操纵。
　　原因似乎已为大家认同：通州圈套，只在随军专栏作者的臆想中存在，后为亦步亦趋的史学家信以为真。
　　泰西埃在文章最后向洛图尔伯爵算帐。像严斥巴夏礼推倒摆满瓷器的谈判桌那种凶神恶煞举止一样，他抨击这位法国学者9月17日，即被扣留的头一天在通州的倒行逆施。同年12月31日和第二年元旦，洛图尔在《箴言报》上发表自己被俘的痛苦经历，博得公众的“普遍同情，怜悯和敬意”。对此，泰西埃特地引用下列两段：
　　“本人一进通州，几个官吏来到我面前，表示陪我去找住房。我把行李留下，便跟他们走了。在我看来，他们的安排一点不合适，即把我与巴夏礼的锡克骑兵住在一起。这么小的寺庙，他们已够挤的。我要更宽的地方安置马匹和车辆。于是，我独自一人去找，很快便找到所需要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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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俘酋危机（9）
“我去到那个人家，房东像是六七品芝麻官，突然出言不逊。我也对他毫不客气，要他让出我想占用的房间不可。他差人把所有家具搬走，但不礼貌地说给我听，他把我看成强盗。我于是搬进所须桌椅。我们的关系仅限于此”。
　　洛图尔举止放肆，不拘礼节，泰西埃甚为惊讶。他写道：
　　“就这样，一个普通法国人，无任何官方、外交或军事的头衔，擅自一人来到中国一座城市，属非占领的城市，而是中间城市；对这个城市，本应以特别的尊重对待，因正值各方全权代表在此会谈，签署和平……。故而不能摆大老爷架子，可以说他太放肆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天听到大炮一响，通州百姓对洛图尔何其仇视，用不着大惊小怪！
　　当地人把洛图尔抓起来，拳打脚踢，用死来恐吓；然后将他手脚反绑，扔进囚车。对于他，这只是可怕苦难的开始。
　　泰西埃不带恻隐之心，认为他这是罪有应得！
　　

第十三章　八里桥战役（1）
9月19日
　　白天用于侦察行动。这十分必要。英法联军既无现成地图，也无可靠的情报。部下被扣后，将领们期待着中国政府出面。即威妥玛举着白旗前去通州。他郑重告诫中方当局，和谈已经中止；人质不还，北京城将挨打，甚至被攻占！而通州知府仅回答，巴夏礼早已离开城里，至于被扣者，暂作和约签署担保，事后定放回。
　　额尔金和葛罗离开河西务；回到联军营地。外交官们尽量不惹人注意。埃里松嘲弄地指出：“直至此时，外交官们的作用并不显著，使团人员有些垂头丧气。额尔金勋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