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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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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与谢脁,为什么殊途同归,走上同一条路呢?
第一,刘宋诸王子,萧齐诸王子,都是斯文风流的皇室贵宙,而大谢和小谢,都是真正的诗人,领袖文坛,誉满江左。一方面,这两位大腕,殷勤巴结权力阶层,,求得进身之阶;一方面,这班王孙们,儒雅自命,与知识分子结交,也可体现斯文风度,士人品味,这既是互相需要,也是互相利用,因此,一拍即合,相见恨晚。
第二,两谢都是真正的贵族,有很高的利用价值。而那班王子们,当下身世显赫,可上一代的卑微出身,也希望与这样顶尖的贵族后裔交游,改变门风。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观念甚重,高门寒族,泾渭分明,等级森严,不通音问。依魏晋九品中正制,不同等级的人,是不可以同坐在一张凳子上。这也是王子王孙们乐意与大谢小谢结交来往的原因。
以谢脁为例,其父在前朝,娶了宋文帝的长城公主,他自己娶了本朝开国元勋王敬则的千金,其子也差点成为下一朝梁武帝萧衍的女婿。北朝那边也不例外,那些放牛的,牧马的,一朝坐稳江山,都来不及地要跟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联姻,希望通过生殖器官的努力,获得贵族身份的认证。
庐陵王刘义真与“江左第一”的山水诗人,“情好款密”(《资治通鉴》),与贵族子弟 “周旋异常,昵狎过甚”(《南史》),也有借谢灵运为之自炫的因素,和弥补家世出身低下的心理弱势。而谢灵运,更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把宝就押在这位年青王子身上,成为这位候补帝王在享乐,消费,优游,贵尊生活的精神教父。因此如鱼得水般快乐的他,许下了愿,一旦登基,答应诗人必是他的宰相。
但是,那些政权中的实力派,强硬派,早就密奏执政当局,于是,一道敕令,谢灵运灰头土脸地离开都城,到永嘉上任,当一方刺史去了,这是永初三年(422)夏天的事。六十年后,永明十一年(483)秋天,谢脁因与随王萧子隆关系莫逆,为长史王秀之所嫉,找碴将他由荆州遣返京都,竟是一点也不走样地重蹈其叔覆辙。马克思说过,历史总是不厌其烦的重复,如果,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喜剧,但实际上,连上帝也嫉妒特别有才华的人,更何况这世界上有着数不胜数的小人之辈,结局便注定是不幸的。
谢脁比谢灵运更受王室抬爱,先是豫章王萧嶷的参军,后在随王萧子隆的东中郎府为吏,还与竟陵王萧子良谈诗论文,过从甚密,是号称“竟陵八友” 的文学沙龙中的特约佳宾。沈约评价他:“二百年内无此诗也”,可以想见他被这些王子们的倚重程度;甚至,萧子隆带着他一齐赴任,该是何等宠信。“子隆在荆州,好辞赋,脁尤被赏,不舍日夜”(《南史》),邀他为自己的秘书长,参与政府事务。那位长史王秀之,一个绝对的嫉贤妒能之人,怎能容得下谢玄晖呢?
小人的舌头,永远是有才华的人,头顶上悬着的那把克利达摩斯之剑。进谗言,说坏话,造舆论,放空气,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的害人手段。谢脁还算聪明,比谢灵运要强出许多,了解自己再待下去,必讨更大的没趣。他很识相,离开荆州。写了一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的告别诗,以表心情。最后四句,“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其中鹰隼、严霜、罻罗者,就是对小人谗害贤良的形象化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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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谢和小谢(5)
这说明小谢比大谢,清醒,有头脑,从这首归途中写的感遇诗看,虽然他也世俗,也功名心重,但明白处境的险恶。谢灵运则不然,没有杀头之前,他尽管不得意,不开心,但想不到别人在算计他。所以,他从不收敛,继续保持着他的狂。甚至刘义真在宫庭政变中死于非命,也未使他警醒。谢灵运满肚子不快,到永嘉去当太守,上任后吊而浪当,游山玩水,对谁也不买账。最后,被免职,被发配,在广州,被小人诬告兵变,诏下,弃市。
谢脁与之相反,能够逃脱罻罗者所结的小人之网,额手称庆。齐明帝建武二年(495),被派到宣城任太守,他高高兴兴地赴任去了。对一个山水诗人来讲,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么?这年他32岁,来到美不胜收的风光佳境,又是意气风发的锦绣年华。那得到解脱的形体,那摆脱羁绊的心灵,有如鸟飞森林,鱼游大海的自由舒展。
但是,小人如蛆,这是旧时中国文人永远的噩梦,无论你走到哪里,危机总是像阴影笼罩着你。而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求售心态,鱼跃龙门的腾达理想,不甘寂寞的躁动情绪,不肯安生的难耐冷落,诗人有一点不安于位了。
谢脁从宣城太守转往徐州任行事,离政治漩涡较远,安全系数也就较高,内心应当是窃喜的。但是,他也不能不看出来,离权力中心较远,功利系数自然也就较低,因此,他多少感到失落。中国旧时文人,最后从命运途程中的悬崖摔下去,都是从这最初的一点点不平衡开始的。
永泰元年(498),南齐政坛发生了一些变化,尾大不掉的王敬则,开国元勋,谢脁的泰山大人,使得最高统治者不放心了。尤其,“明帝疾,屡经危殆,以张瓌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兵佐,密防王敬则,内外传言当有异处分。敬则闻之,窃曰:‘东今有谁?只是欲平我耳!’诸子怖惧,第五子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帲б郧楦嫘熘菪惺滦幻x为计,若同者,当往报敬则。”(《南齐书》)
谢脁在密室中会见了小舅子派来的特使,心惊肉跳,差点休克过去。诗人的脑子转得快,马上盘算,第一,他个人写诗可以,并不具备造反的胆量,不可为。第二,老头子造反,纯系意气用事,不可信。第三,保持沉默,没有态度,既得罪老头子和小舅子,也瞒不住当局,是不可以的。
将岳父推上断头台,谢脁有其一贯胆小怯懦,畏罪惧祸的成份,但也不可否认,诗人存有相当程度的投机侥幸,冀获重赏的心理。他从荆州脱身出来,那时他手里没有什么本钱,现在,押着五花大绑的徐帲В赘澳暇┐笠迕鹎祝蹙丛虺雎簦强墒且淮蟊收巫时尽�
文人,染指权力的欲望,不亚于别行别业。我就亲眼目睹,一些同行们为免去的衔头而失魂落魄,有如宝玉丢玉;为获得的职务而欣喜若狂,有如范进中举。求权之热烈,甚于作文之认真者,大有人在。虽然一个个嘴上挂着清高,脸上挂着不屑,但是进了名利场,君不见一个个,排排坐,吃果果,那开胃通气,消食化痰的快活,权力的诱惑,大概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
尽管谢脁的诗写得非常之棒,但他的出首行径却是卑鄙透顶,不但为当时人所不齿,后来人也觉得这位诗人,为文和为人,背道而驰到如此程度,不可理解。据《南史》载:“初,脁告王敬则反,敬则女为脁妻,常怀刀欲报脁,脁不敢相见。及当拜吏郎,谦挹尤甚。尚书郎范缜嘲之曰:‘卿人才无惭小选,但恨不可刑于寡妻。’脁有愧色。”
《资治通鉴》载:“上赏谢脁之功,迁尚书吏部郎,脁上表三让,上不许。”揭发岳丈,卖父求荣,捞一个官做,人皆以为耻,他良心也不得安生。所以,他也承认:“我虽不杀王公,王公因我而死”(《南史》),
毛泽东曾经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成语,来形容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谢脁肯定算过细账,将这位狗屠出身的岳丈出卖,没准荣华富贵也就随之而来。所以,他老婆要杀他,不仅仅为报父仇,而是觉得这种人不值得活在世界上吧?连诗人自己也不得不说:“天道其不可昧乎?” 也知道快走到他人生的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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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谢和小谢(6)
但是,没等王敬则女儿动手,谢脁的又一次卷进宫廷政变之中,故伎重演,又因为“告密”,到底把自己的脑袋,乖乖地送到刽子手的刀下。所以说,上帝不但能在有才华的人周围,还能在这个人的灵魂深处,安排下你的敌人,掘好坟墓,等着你往里跳。
《资治通鉴》对此事的始末由来,交待得比较明晰:“东昏帝失德浸彰,江祏议废帝,立江夏王萧宝玄,刘暄尝为宝玄行事,忌宝玄,不同祏议,更欲立建安王萧宝寅,祏密谋于始安王萧遥光,遥光自以年长,欲自取,以微旨动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难保,劝祏立遥光。”
“祏、祀密谓吏部郎谢脁曰:‘江夏年少,脱不堪负荷,岂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政是求安国家耳。’遥光又遣所亲丹阳丞南阳刘沨密致意于脁,欲引以为党,脁不答。顷之,遥光以脁兼知卫尉事,脁惧,即以祏谋告太子右卫军左兴盛,兴盛不敢发。脁又说刘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则刘沨、刘晏居卿今地,但以卿为反覆人耳。’暄阳惊,驰告遥光及祏,脁常轻祏,祏固请除之。遥光乃收脁付廷尉,脁遂死狱中。”
胡三省评注《资治通鉴》,至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谢脁以告王敬则超擢而死遥光之手,行险以侥幸,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一个为自己着想得太多的人,一个以为别人都是傻子而只有他聪明绝顶的人,那上帝可就省事了,用不着别人打倒,自己就能把自己搞死的。
当文人遭遇皇帝,一般来说,幸者绝少,不幸者绝多。但如大谢和小谢这样,不是遭遇,而是招惹,那就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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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与忘形(1)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公元四世纪末,拓跋氏少数民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踞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汉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远离文明的人,也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
北魏政权,只是到了统治巩固的孝文帝时期,才实施中原化,和汉族化的政策,向往文明。他命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不允许穿自己民族的服装,“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旨?”而且“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放,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陕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亲,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以上均见《资治通鉴》)直到这个时候,拓跋氏政权才完全摆脱了早先的落后愚昧状态。
实际上,野蛮的民族习性,甚至到了很晚的后来,也不能根除。从《北史·韩风传》里,可以看到一位权要对汉人的仇视心理:“恒带刀行马,未曾安行,瞪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杀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由此想见早期侵入中原,是如何的暴虐残杀,野蛮成性的了。
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就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无文化的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回顾文革十年,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其中一大半是痞子运动的先锋,以及无知的红卫兵;那些提倡读书无用论者,赞成知识越多越反动论者,以折磨知识分子为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这与土地革命时期,“痞子”们要到小姐少奶奶牙床滚一滚的行为,异曲同工。撇开特定的政治条件,与拓跋氏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分不开的。
像在此以前的羯族石勒,氐族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的多些。于是,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于是,必然形成抱残守缺,恐惧文明的敌对心理。
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一些作家的头脑里,由于对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简直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的怨尤情绪。有的作家发出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象几尺布票,几斤粮票,几两油票,倒是天堂一般的生活。好象春节到了,才供应一只鸡,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通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虏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是一种鸵鸟式把头埋在沙漠里,缺乏最起码的面对现实的勇气。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因为变革而打乱了陈规陋习的旧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恩渥的殊荣,长期养尊处优的结果,再找不到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剌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产生像对待洪水猛兽似的畏忌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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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与忘形(2)
因此,野蛮落后而又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空白的由来。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劣强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嫉恨不已。好一点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一点的,就是敌对仇视,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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