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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恩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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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悲鸿从南京回来,得知这一状况,对妻子的做法非常生气,但没什么办法,也不好意思再回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的中途离去,曾经引起田汉诸多责怨,田汉在总结南国社工作时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他说:“相约奋斗到底的徐悲鸿先生在我们为着他的‘光荣’奋斗的时候,已安排脱离我们的战线了。这因悲鸿先生似乎本没有一种为新兴阶级的艺术而奋斗的心思,他不过同情我个人所谓‘精神’又多少为敏而好学的青年所动,所以他参加的动机是感情多于理智的。一旦他的感情变化,他自然得脱离我们的战线了。他之脱离于南国艺术运动自然有多大损失,而受损失最大的还是他自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田汉应该并不知道从南国社画室搬离是蒋碧薇一个人的决定。不过,误会并未持续多久,这两个思想、志趣相投的朋友不久又重归于好了。
  但是蒋碧薇与徐悲鸿之间的裂痕,开始愈来愈明显。
  徐悲鸿的画室搬离南国艺术学院之后,遂蒋碧薇的愿,将家搬至南京中大的宿舍内,3年后,在各方好友的资助下,徐悲鸿与蒋碧薇在南京傅厚岗盖了一幢雅致的小洋楼。蒋碧薇原本是大家闺秀出身,对生活质量自然也有很高的要求。自从逃婚跟着徐悲鸿东渡日本、西去巴黎,一直过着颠沛流离、贫寒交迫的生活。如今,徐悲鸿在国内声名鹊起,而她也将理所应当地开始分享丈夫的成功所带来的荣耀。
  蒋碧薇将傅厚岗的小公馆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布置,在前后院都种植了自己喜爱的花草植物。徐悲鸿也终于在自己的家有了一个画室,这间画室完全按照徐悲鸿的作画需要定做,深三丈,阔二丈五,高一丈六,整个画室宽大阔朗,前有绿草茵茵,后有华盖亭亭。历时八载学成归来,又舟车劳顿在南京、上海高校之间奔走,如今终于有了自己的画室,徐悲鸿应当安心作画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师初长成(2)
但他和蒋碧薇的矛盾也愈来愈突出。表面上看,徐悲鸿与蒋碧薇情感裂痕的出现,直接原因是徐悲鸿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名叫孙多慈的聪慧美丽的学生,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徐悲鸿与蒋碧薇之间迥然不同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造成的。在安徽学生孙多慈出现之前,两人之间就已经有了不可愈合的鸿沟,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日后的分手。
  在南国艺术学院的近3年间,徐悲鸿绘制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此画取材于《史记?田儋列传》。相传田横是秦末齐国旧王族,继田儋之后为齐王。刘邦消灭群雄后,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逃亡到一个海岛上。刘邦听说田横深得人心,恐日后有患,所以派使者赦田横的罪,召他回来。田横为了保住岛上众人的性命,只带了两个人来见刘邦,但在离京三十里的地方自刎身亡。岛上的人听说田横死了,也都赴海自尽。原文这样记载:“……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遂自刭……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文末司马迁感慨地写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徐悲鸿做此画时,正值中国政局动荡,日寇开始在我国横行,徐悲鸿意在通过田横故事,歌颂宁死不屈的精神。 画面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场面,着重刻画了不屈的激情。田横面容肃穆地拱手向岛上的壮士们告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着凝重、坚毅、自信的光芒。壮士中有人沉默,有人忧伤,也有人表示愤怒和反对他离去。人物形象鲜明饱满,整幅画面呈现出了强烈的悲壮气氛。两千年前司马迁“莫能图”的遗憾终于有人完成了。
  1932年9月,徐悲鸿与颜文梁在南京举行联合画展,参展作品中有《田横五百士》,这幅油画作品一经展出,就吸引了诸多美术界、文化界人士的侧目。徐悲鸿将西欧古典传统的构图法与中国历史人物相融合,在构图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使得整个画面充实、均衡、雄浑有力。更为重要的是,画面中寓意着民族灾难深重之时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在当时的中国,深具现实意义。
  徐悲鸿在欧洲留学八年,对写实主义的极度推崇以及他个性上的偏执,让他对欧洲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不屑一顾,法国学院教育的系统训练使他熟练地掌握了写实的技巧和方法,在绘画技巧上,提倡用西方技艺改良中国绘画。在艺术创作上,徐悲鸿尝试着结合19世纪欧洲浪漫现实主义、学院现实主义和中国古典绘画技巧而成的写实道路,创作题材多取自历史和文学故事,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古典主义题材来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脱离了前人画中惟其求美的局限,让绘画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徐悲鸿欧游归国后,又先后在南国社、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在艺术探索与教学领域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刘海粟则早在1912年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在我国艺术教学上大力提倡使用人体模特儿进行写生实习,并为此与封建卫道士展开近十年的漫长战斗,在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中功不可没。早期,刘海粟就接受西方现代新兴画派,特别是后期印象主义的塞尚、凡高,并将印象主义风格融入自己的创作中,欧洲游学期间,对西方绘画体系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刘海粟对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上的贡献在早期就有所显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发表了许多论着和译着,1921年,他从日本回来,撰写了《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一书,向国人介绍日本绘画近况,第一次从欧洲回国,他与傅雷一起撰写了《高更》、《凡高》、《马蒂斯》、《毕加索》等书,系统地介绍了国外著名画家的绘画风格与技巧。
  20世纪30年代,徐悲鸿与刘海粟二人的艺术风格渐趋成熟,社会影响也与日俱增。这两位同时代的画家,所处的社会环境、背景大致相同,求学经历大致相似,都曾东渡日本、远涉欧洲,求取西方艺术的火种,回国后又都投身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在美术界乃至文化界,都拥有较高的名气与影响力。徐悲鸿与刘海粟,一个坚持写实主义道路,一个钟情于后印象主义,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追求,决定了他们艺术道路上的分道扬镳。而随后在《申报》爆发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笔战,更是拉开了徐悲鸿与刘海粟纠葛一生恩怨的序曲。
  翻阅徐悲鸿与刘海粟的年表,有时会感觉到人生转盘的奇妙:同为一个时代的两个人,经历也大致相似,都在年未弱冠时奔赴上海,又都曾经短暂出游过日本,也都曾游学欧洲,但两个人性格、行事作风的迥然不同,也造就了两人截然不同的艺术轨迹。江水滔滔,岁月渺渺,徐悲鸿与刘海粟两个人的名字,经过岁月的洗礼打磨,都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足迹,且至今无人可以超越。而两人在30年代爆发的那场笔战,则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论战。甚嚣尘上的论战在美术界引起了短暂的震动,而对于徐悲鸿与刘海粟,其影响却长达一生,并波及到他们的后人,也随之延伸出了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纠葛一生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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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与刘海粟《申报》论战(1)
1932年10月15日,“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在上海北京路、贵州路口湖社开幕。此次展览共展出他在欧游期间所作的油画109幅,卢浮宫临画8幅,回国后新作油画26幅,欧游前所作油画46幅,历年所作中国画36幅,一共222幅。这次画展盛况空前,展览会来者甚众,上海各大报纸均做了报道,《新晚报》为此专门做了特刊,刊登了刘海粟照片以及代表作若干幅,同时刊登的还有上海市长吴铁城作的《序》、陈公博的《展览会序》、蔡元培的《海粟先生欧游新作》等诸多名流的文章。
  《艺术旬刊》、《上海画报》、《新时代》月刊等都相继刊登了评论刘海粟画展的文章。对于刘海粟而言,这或许是继欧洲名声大震后的又一个重要丰收。一切看起来都很圆满,如果不是徐悲鸿随后发表在《申报》上的那篇启事。
  论战的起因是曾今可发表在《新时代》月刊上的那篇文章。在《新时代》第三卷第三期发表的《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中,曾今可说:“国内名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的学生。”这句话惹怒了徐悲鸿。
  徐悲鸿应该还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满怀希望奔至上海图画美术院,却发现里面空洞无物后大失所望的情景,于是,他在看到曾今可的文章后毫不客气地立即撰文,于1932年11月3日(阴历十月初六日)在《申报》刊登《徐悲鸿启事》:
  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后迁横浜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等,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惟赖北京路旧书中插图为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诚悫之愚,惑于广告,茫然不知其详;既而,鄙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乃学于震旦,始习素描。后游日本及留学欧洲。今有曾某者,为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鄙人在欧八年,虽无荣誉,却未尝试持一与美术学校校长照片视为无上荣宠。此类照片吾有甚多,只作纪念,不作他用。博物院画,人皆有之,吾亦有之;既不奉赠,亦不央求。伟大牛皮,通人齿冷,以此为艺,其艺可知。昔玄奘入印,询求正教。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学术前途,有何希望;师道应尊,但不存于野鸡学校。因其目的在营业欺诈,为学术界蟊贼败类,无耻之尤也。曾某意在侮辱,故不容缄默。惟海上鬼蜮,难以究诘,恕不再登。伏祈公鉴。
  刘海粟看到启事后大怒,立即反击,仅仅相隔一天,即11月5日,在《申报》上刊登《刘海粟启事》曰:
  第三卷三期《新时代》杂志曾今可先生刊有批评拙作画展一文。曾先生亦非素识,文中所言,纯出衷心,固不失文艺批评家之风度,不谓引起徐某嫉视,不惜谩骂,指图画美术院为野鸡学校。实则图画美术院即美专前身,彼时鄙人年未弱冠,苦心经营。即以徐某所指石膏模型一具都无而言,须知在中国之创用“石膏模型”及“人体模特儿”者,即为图画美术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共知,此非“艺术绅士”如徐某所能抹杀。且美专二十一年来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鄙人身许艺学,本良知良能,独行其是,谗言毁谤,受之有素,无所顾惜。徐某尝为文斥近世艺坛宗师塞尚、马蒂斯为“流氓”,其思想如此,早为识者所鄙。今影射鄙人为“流氓”,殊不足奇。今后鄙人又多一“艺术流氓”之头衔矣。惟彼日以“艺术绅士”自期,故其艺沦为“官学派”而不能自拔。法国画院之尊严,稍具常识者皆知之,奉赠既所不受,央求亦不可得,嫉视何为?真理如经天日月,亘万古而长明。容有晦冥,亦一时之暂耳。鄙人无所畏焉。

徐悲鸿与刘海粟《申报》论战(2)
在《刘海粟启事》的旁边,还刊登了一段简短的曾今可的《启事》。看来,这位一心想以“词的解放”出名的文人并不想扯进画坛的争端中,刊登启事明显有全身撤退的意思。
  《曾今可启事》内容如下:
  昨阅《申报》徐悲鸿先生启事,以《新时代》月刊三卷三期拙稿《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一文为“意在侮辱”,查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并无侮辱徐先生之处。
  此启。
  或许是《申报》的编辑认为只放刘海粟和曾今可的启事不够热闹,便又把前天(11月3日)徐悲鸿刊登的启事拉到《刘海粟启事》的旁边,又刊登了一次。
  这下,画坛激起千层浪。彼时,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是国内著名画家,一个是欧洲游学八载学成归国,先后任教于南国社、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后被聘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个是敢于冲破封建传统,向军阀开战的艺术斗士,刚刚戴上了西方学者颁发的“艺术大师”的帽子,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一场恶战。
  果不其然,4天后,徐悲鸿继续在申报刊登文章,说话更不客气:“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致,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仍不及(除非撒谎)。”又不屑地向刘海粟说:“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徐悲鸿看似文弱书生,但是骂起嘴仗来,却毫不含糊,11月9日《申报》刊登的《徐悲鸿启事》全文如下:
  海粟启事谓不佞“法国院体……”,此又用其所长厚诬他人之故智也。人体研究务极精确,西洋古今老牌大师未有不然者也。不佞主张写实主义,不自今日,不止一年。试征吾向所标榜之中外人物与已所发表之数百幅稿与画,有自背其旨者否?惟知耻者,虽不剽窃他人一笔,不敢贸然自夸创造。今乃指为院体,其彰明之诬如此。范人模型之始见于中国,在北京在上海抑在广东,考证者当知其详。特此物之用,用在取作师资,其名之所由立也。今立范而无取是投机也。文艺之兴,须见真美,丑恶之增适形衰落。“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致,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仍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刘海粟看到后更为生气,待要拿起笔来反击,又停下了。刘海粟在报纸上打嘴仗的功夫大家在此之前已经领略过,在*模特儿风波事件中,在《申报》上将上海一帮卫道士以及军阀孙传芳骂得落花流水,这一次竟然能够忍住不再回骂,实在是难得。
  据刘海粟回忆说,在看到徐悲鸿的第二个启事后,想要提笔再战,写到一半的时候,收到了蔡元培和梁宗岱的信。蔡元培在信中劝刘海粟,说刘海粟的名气比徐悲鸿的大,如果再要笔战岂不是帮他人提高知名度?不要把精力白白浪费在争闲气上。但这封信自始至终都未见到,也让后人对蔡元培是否写过这封信有所质疑。梁宗岱在洋洋长信中系统评论了他的作品,认为刘海粟的艺术已经到了成熟时期,说他的画“已由摸索的前进而为坚定的,由依凭的如其不是模仿的进而为创造的”。据说刘海粟看了这两封信,把写了一半的反击檄文揉碎了,扔进废纸篓中。 txt小说上传分享

徐悲鸿与刘海粟《申报》论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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