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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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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演奏任何乐器,然而我的写作是真正的乐器演奏。写《青春万岁》,我的感觉是弹响了一架钢琴,带动了一个小乐队,忽疾忽徐,高低杂响,流水叮咚,万籁齐鸣,雷击闪电,清风细雨,高昂狂欢,不离不即。而写《组》是一架小提琴,升天入地,揉撚急拨,呼应回环,如泣如诉,如歌如诗。
  我不懂表演艺术,然而我的写作就像是在舞台上演出一部话剧,写到哪个人物的心情与话语,我就不由得默默地乃至出声地学着那个人物的腔调,念念有词,自我导演,自我欣赏,自我评判,入梦难眠。
  我是在写小说,但是我的感觉更像是写一部诗,吟咏背诵,泪流满面。我的感觉又像在唱一首歌儿,高亢入云,低沉动地,多少心曲,余音绕梁。我的感觉又像是在表演体操,跳跃翻腾,伸展弯曲,追求姿态也追求健美,追求尽兴也追求精当。
  确实,对于一个初学作者,第一个长篇小说是比创世还艰难的工程,光在哪里,影在哪里,人在哪里,物在哪里,时间何点,空间何处,季节怎样运行,悲欢怎样交替,生杀予夺,祸福通蹇,起承转合,哭笑开阖,机遇灾变,全权在我。我的权太大了,空中楼阁,全凭君便,反过来说,天衣细缝,大河小沙,应防功亏一匮,如若变成豆腐渣工程,责任在你,罪过在你,不能原谅:太累了,累死人啊。
  现在,这个我创造的世界终于有模有样儿啦。
  我还有一个体会,不知道算不算迹近离奇,相信古今中外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样想这样说。50年代初期我写作《青春万岁》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写一个长篇,需要的是一种类似当“领导人”的品质:胸襟、境界、才能和手段。领导艺术,小说艺术,作为艺术它们有相通处。你需要统筹兼顾,心揽全局。你不能顾此失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你需要知人善任,恰逢其会,你不能张冠李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你需要胸有成竹,举止有定,你不能任意胡擂。同时你必须应对突然和偶然,随机应便,飞扬灵动,不拘一格,时有神来之笔。你必须有时实话实说,把文章做足做透,而另外的时候另外的人物另外的情节上面,你必须点到为止,含蓄从容,惜墨如金,留有余地。你有时穷追不舍纤毫毕现,有时则是雾里看花,月朦胧,鸟朦胧。你有战略的与战术的考虑,有长远的与切近的安排,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写有所不写。有时候需要开门见山。有时候需要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有时候需要风云突变,出其不易,攻其不备,有时候则是投石问路,隔山震虎,把铺垫做足。有时候需要硬碰硬,正面拼搏,不避突兀,有时候欲取先予,欲擒先纵,与读者卖关子。有时候要知难而上,石破天惊,有时候要绕过暗礁,举重若轻,釜底抽薪,化险为夷。要保持虚与实的搭配。要注意急与缓的节拍。要平衡巧与拙的形象。要保持深邃与平易的观感。有时候要独具匠心,精雕细琢,有时候要借力打力,意在不言: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进入化境,使艺术变得平常些再平常些,使手段服从于真情真意,大道无术,大智无谋。时而抓住机遇,夯实凿穿,颠扑不破,扩大战果,延伸领域,上穷碧落下黄泉。时而网开一面,穷寇莫追,余音嫋嫋,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时而旁敲侧击,引而不发。时而疾风暴雨,十面埋伏。你不能拖拖沓沓,眉毛胡子一把抓。你要不耻下问,万事贯通,黑白两道,红绿逢源。你还要保持一点身段,爱惜羽毛,只见捻花而笑。你需要时时注意行云流水,道发自然,合情合理,不能强人所难,以意为之,矫情生硬。你对自己的部属、人物要有善意,要有理解,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能漫画化脸谱化。有时候称得上明察秋毫,见微知著,目能透视如X光B超CT。有时候又要大而化之,一笑了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严适度,捣糨糊和稀泥。你得劳逸结合,疏密得当,不能一味加班加点疲劳作战。你要能细心又能放手,能出手又能拉回来,你要尊重你的人物,你不能越俎代庖……等等。我简直怀疑,一个从来没有作过领导做过组织工作的人怎么样组织一部长篇小说。
  

十八、青春万岁(2)
当然,以上说###引起多数同行的反感。相当的文学作者更愿意撇清关系与表现批判意识和桀傲不逊。万物相通但又相异。话语权也是一种权,权的运用当然有共同规律。当然也有不同,我自然明白,“太”做过领导了,写起小说来也许会碰到另外的更难以逾越的大门槛。
  1956年初夏,收音机里播放的每周一歌是歌剧《茶花女》里的《饮酒歌》,走到哪里都听得到“……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青春好像小鸟,飞去不再飞回……”我去邵燕祥家祝贺他与谢文秀女士的新婚。我拿去了序诗,他帮我改了一点,原文在“让我编织你们”之后是“这该多么幸福”,他给改成了“用青春的缨络和幸福的金线,编织你们。”他说,这样也显得(字数)整齐一些。他在给我的信里还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
  是的,这首诗是成功的,时至2004年5月4日,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是以“青春万岁”命名这场晚会的,而且,在会上朗诵了它的序诗,所有的日子,仍然活着。
  《青》书的写作中我一直是沉迷其中,我背得下每一段,我不但设计人物,情节,场景,道具,而且在不断地不出声的或者读出声来的背诵中,我掂量每个字的平仄,声母与韵母,圆唇与非圆唇音,我要求它们的舒畅,婉转,幽雅,洁净和光明。我写到一群“积极”的学生到苏宁家中,用革命的书籍与艺术品布置苏宁的房间,取代她原来的房间中的情趣的部分(如老明星的照片,徐訏的书等),写完了,我提高一步,说是“那个巨大的光明的世界,就在姑娘们的笑声中,胜利地冲击到这里”——我真是得意。
  书中还有一段旁白:“我每每寻觅,一种光明的奇妙的生活……”这是王蒙学了法捷耶夫,法在《青年近卫军》里的旁白“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最后是在纷飞的战火中,用靴子作容器,喝下了战友用生命作代价舀来的带着战士的苦味与友情的浓郁的水。荡气回肠,荡气回肠!
  耽于文学,这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命运。念念有词,若有所思,时时走神,不太像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下属,像写作之前那样了。从每天的偶然经历中得到灵感,一阵小风我觉得恰恰像是某个人物在某一段所感受到的。一个灯泡有点歪扭,怎么有这样的灯泡呢?正好写到另一个人的家中。上公共汽车后的一阵拥挤,启发我写到小说的结尾。年轻人的一阵哄笑,又使我感到某一章的构思需要重新调整。谁知道我的写作过程?有有预案的,有随机的,有突然改变的,有得意洋洋之后发现文本中怎么也容不下它的。有出去跑了一千米回来立即改变的。有看到一棵树突然改了主意的。生活的节奏,遭遇,触发,偶然事件与非偶然事件,天气与伙食,声音与气味,情绪与消化,血压与肌肉,山色与夜色,满月还是弦月,晴日还是阴晦,都与小说的写作纠合在一起,都带给作品以绝妙的影响,都改变着作品的面貌。写小说的人有福了!写小说的人的一切遭际都是宝贵的。连没有意义也是一种绝妙的小说题材,连失败也是小说的最好契机,连尴尬也能通过写作变成潇洒,连狼狈也能因笔而成为绝佳的幽默,连不知所云也能入小说而成为妙语如珠:人生是怎样地准备了这样的满汉全席、中西合壁的盛宴,丝丝入扣,滴滴销魂,用来款待小说作者!
  小说之所以是创造,不仅在于它给读者提供了新的人物故事场景,而且尤其在于它的创作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它时时给作者以新的惊喜,可能五分钟以前作者还没有想到过——也没有梦到过这一段,而五分钟后它从笔底流出来了,涌出来了,首先是给作者以新的冲击,令作者一蹦八尺,我怎么写得这么棒!我绝了!其次才能给读者以冲击。这固然有点可笑,有点容易造成作者的自我欣赏,自说自话,自以为天下第一。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一篇东西作者自身都不感动,它能感动读者吗?未必能有什么人像王蒙那样的歌唱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朝气,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人了。如果没有《青春万岁》,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吗?
  而这部书却命途多舛,半个多世纪前,即1953年开始写作,1956年定稿的本书,先是打入冷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79年后才出了书。时过境迁,这本书并没有受到专家们的重视。然而,时至今日,它仍然不断地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40多万册,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结束为止,文学史上有许多极其重要和精彩的书,然而,哪里还有其他书,能这样继续不停地发行着尤其是被年轻人阅读着的文本呢?为数很少。
  一部不无幼稚的“老年间”的书,却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对于一个写作人,应该满足了。
   。。

十九、我喜欢这样(1)
小说《组》发表没有两天,《人民文学》杂志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到西四北小绒线胡同27号我的家,给我送来了476元人民币的稿费。476元,相当于我的87元6角4 分的月薪的5倍以上。这也够惊天动地的。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丛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后面这几个人也是我的朋友、熟人和半熟人,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织部》,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相当不好意思地说。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我们订了合同,我得到了预付金500元。
  也算一夜成名,虽然这种说法令人恶心。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他们已从作协等处得知我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作协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预告了文学新人的成绩,他说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与王蒙的《青春万岁》反映了文学新人的成果。于是文汇报的人带着预付的500元现金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我给他们讲了该小说的故事性不强,也许不适报纸连载。但他们坚持要载。
  到了次年1月,我没有在报上看到连载,我问是怎么回事,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是计划选个五六万字登一下。我不快,便退回了500元,宣布此事作罢。
  与此同时,批判《组》的调子渐高。出现了一些传闻。《中国青年报》的张总编辑与佘副总编辑,两位关心我提携我与我私交甚好的领导,找我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他们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要有自我批评。他们还引用一位刚刚调入我区工作的老区来的女领导同志的话说:“王蒙,有点不听话呀。”
  同时,组织讨论的《文艺学习》的主编与副主编韦君宜与黄秋耘也找我谈,说是他们原没有想到此事闹得这么大,不好收场。黄是连连叹息,背诵小说里的词语,并表示可能遇到麻烦,他本人则对小说一百个欣赏。他的表现是既感动又无奈。韦则表达了对我的器重与爱护之情,同时试图帮助我认识到小说中的一些缺陷,以便正确对待批评。韦的爱人是杨述,时任市委文教书记,我知道韦的意见里包含着市领导的意思,我必须好好听取。
  君宜还转达了杨述对于我在《北京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散文诗《新年》的批评,说是那篇东西看不出时代特点。是的,我写了时光,却没有刻意去写肃反、合作化、总路线等时代的特色。但是我以为,那种对于时光的珍惜与敏感,也绝对不是旧中国的文人写得出来的。
  到了这时候,我自幼受到的党的教育训练就起作用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表示一定认真听取意见,提高认识,三省吾身,闻过则喜。同时我也辩解:《组》不是反对党的东西。当然,不论动机如何,如果有很严重的后果,我当正视与汲取教训。
  1957年2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于《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我一惊,我并非没有想到与该报的相处上的小小不顺遂,但是我很清醒,从政治上往对立方面打,需要认真对待,这是大事,而其他只是小事一椿。
  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早在中学生的暑期学习团管伙食的时候,我就听过周扬的报告,有关领导还特别说到过,新解放区的学生只知道丁玲艾青,他们哪里知道周扬的地位和影响!
  

十九、我喜欢这样(2)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约我前往###他住的孑民堂一谈。顾名思义,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大会客厅。此后,我在文化部上岗时在此办过公,至今仍有时在此会见外宾。我与孑民堂确实有缘。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周扬也和我讨论,他说他和一些老作家老领导也讨论过,是不是人年岁一大就注定了要思想僵化呢?能不能说只有青年才反对官僚主义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令我汗颜,我怎么可能主张只要青年不要领导不要老革命呢。我只是略微解释了一下,我并没有试图把林震当英雄典范来写,在小说中,我要表达的是对林式人物的命运颇感困惑而不是树立榜样。
  我的说话大致谦虚适度。我看得出周扬的满意,通过开青年作者会,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地口出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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