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2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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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的创始人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扬了这一精神，几十年下来，朝廷内外，浙党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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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都是言官，不是给事中，就是御史，看上去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动不动就上书弹劾兴风作浪。
　　　　三党分工配合，通力协作，极不好惹，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明里暗里斗过几次，也没能搞定。
　　　　关键时刻，汪文言出场。
　　　　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汪文言判定，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就算和对方死拼，也只能死，没得拼。
　　　　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林党的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个个都牛得不行，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谁都瞧不上谁，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
　　　　汪文言认为，这是不对的，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转变观念。
　　　　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一直相当低调，相当能忍，所以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秉持着这一理念，他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
　　　　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人——梅之焕。
　　　　梅之焕，字彬父，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吏科给事中。
　　　　此人出身名门，文武双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朝廷阅兵，他骑匹马，没打招呼，稀里糊涂就跑了进去，又稀里糊涂地要走。
　　　　阅兵的人不干，告诉他你要不露一手，今天就别想走。
　　　　梅之焕二话不说，拿起弓就射，九发九中，射完啥也不说，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就走人了（长揖上马而去）。
　　　　除上述优点外，这人还特有正义感，东厂坑人，他就骂东厂，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是个相当强硬的人。
　　　　但汪文言之所以找到这位仁兄，不是因为他会射箭，很正直，而是因为他的籍贯。
　　　　梅之焕，是湖广人，具体地说，是湖北麻城人。
　　　　明代官场里，最重要的两大关系，就是师生、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都到京城来混饭吃，老乡关系一攀，就是兄弟了。所以自打进入朝廷，梅之焕认识的，大都是楚党成员。
　　　　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
　　　　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好，这正是那个计划所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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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文言认为，遇到敌人，直接硬干是不对的，在操起板砖之前，应该先让他自己绊一跤。
　　　　三党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就好下手了。
　　　　在仔细衡量利弊后，他选择了楚党。
　　　　因为在不久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却依然被人怀念，于是朝中有人提议，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掘出来，修理一顿。
　　　　这个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吃饱了没事干，且心理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可不巧的是，提议的人，是浙党的成员。
　　　　这下就热闹了，许多东林党人闻讯后，纷纷赶来骂仗，痛斥三党，支持张居正。
　　　　说句实话，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东林党也没少掺合，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三党提出的，就是错的，对人不对事，不必当真。
　　　　梅之焕也进来插了句话，且相当不客气：
　　　　“如果江陵（指张居正）还在，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
　　　　话音刚落，就有人接连上书，表示同意，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支持他的人，并不是东林党，而是官应震。
　　　　官应震，是楚党的首领，他之所以支持梅之焕，除了两人是老乡，关系不错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
　　　　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所谓三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动动手脚，就能将其彻底摧毁。
　　　　所以，他找到了梅之焕，拉拢了官应震，开始搞小动作。
　　　　至于他搞了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可惜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
　　　　此后的事情，我此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标任左都御史等等。
　　　　之所以让你再看一遍，是要告诉你，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
　　　　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
　　　　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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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
　　　　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就没法比。
　　　　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呆了二十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
　　　　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二年，邹元标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
　　　　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
　　　　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
　　　　天启三年（1623），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年，也就是折腾年。六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京察，每年搞得不亦乐乎，今年也不例外。
　　　　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
　　　　赵南星是个很负责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亓诗教、官应震、吴亮嗣、赵兴邦。
　　　　如果你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亓诗教，齐党首领，赵兴邦，浙党骨干、官应震、吴亮嗣，楚党首领。
　　　　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
　　　　很明显，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干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
　　　　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太不厚道。
　　　　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官应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
　　　　这就意味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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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凶。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四凶论》，以示纪念。
　　　　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
　　　　据史料记载，这个人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
　　　　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
　　　　魏忠贤，北直隶（今河北）肃宁县人，曾用名先是魏进忠，后是李进忠。
　　　　对于魏公公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
　　　　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农民或杂耍，都是穷人。
　　　　家里穷，自然就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
　　　　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为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
　　　　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魏忠贤的心情，因为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很惨。
　　　　混混的幸福
　　　　多年前，我曾研习过社会学，并从中发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垃圾（俗称混混），是从来不会自卑的。
　　　　虽然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能成为一个混混，是极其光荣且值得骄傲的。
　　　　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
　　　　做了一件坏事，却绝不会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辉与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
　　　　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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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史料记载，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他没钱上学，没法读书，没有工作，却从不唉声叹气，相当乐观。
　　　　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并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市井一无赖尔）。
　　　　他虽然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目不识丁，言辞犀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性多狡诈），更为难得的是，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还敢跑去赌博（家无分文而一掷百万），赌输后没钱给，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依然无怨无悔，下次再来。
　　　　混到这个份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娶了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
　　　　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财，也被他用光用尽。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幡然悔悟，经过仔细反省，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还有个女儿。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为了还清赌债。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因为按当时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是她。
　　　　原本只有家，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幡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
　　　　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太监。
　　　　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
　　　　混混都混不下去，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
　　　　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要当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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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办法的办法。
　　　　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想成为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事实上，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
　　　　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这是很有可能的），宫里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不男不女了。
　　　　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
　　　　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太监比例相当低。
　　　　有多低呢？我统计了一下，大致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不缺人，就不招。
　　　　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在一百个符合条件（割了）的人中，只有十到十五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
　　　　事实上，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割过了），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候选）在京城等着。
　　　　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是相当鄙视的。
　　　　所以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混得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明朝政府曾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
　　　　我一直相信，世事皆有可能。
　　　　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够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权力。
　　　　公正地讲，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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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平凡的人是很多的，且大都不安分，要想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走着上去是不行的，一般都得踩着上去——踩着那些被你淘汰的人。
　　　　明朝的进士，三年考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平均一百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能进入朝廷，看见皇帝大人尊容的，只有三四十人。而决定所有人命运的，只是那张白纸，和几道考试的题目。
　　　　同一张纸，同一道题目，同一个地方。
　　　　不同的人，不同的脑袋，不同的手。
　　　　能否出人头地，只能靠你自己，靠你那非凡的智力、领悟力，以及你那必定能够超越常人，必定与众不同的信念。
　　　　所以我一直认为，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