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第一强兵-第3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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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羽从前看过各种各样的理由，现在到了自己当家，他突然体谅起朱元璋来。这位雄才伟略的开国皇帝，说不定也遭遇过类似的场景，因为想不到办法，干脆大手一挥，把商税给取消了。琢磨着老子赚不着，也不能让别人赚了。
　　　　打仗可以干脆点，但治国么……正如老子所说，就和烹饪小炒一样，要精工细作，小心再小心才会好吃，正如院长同学一刀切的结果，养出了一群节操全无的硕鼠士大夫那样，急于求成只会把菜炒糊。
　　　　“办法么，也不是没有……”王羽沉思良久，终于从后世找到了借鉴：“可以在各地的衙门成立商业司，专门核查当地的商户。商人须得在当地入籍，按照规范记账，嗯，这个可能有点难，可以先规定为，至少要让人看得明白……”
　　　　“商业司的官吏按照商户的营业规模，盈利水平征收税款，开出完税证明，凭借完税证明，商户就可以在青州辖区内行走无碍，流通环节就不征收任何税款了，如何？”
　　　　（未完待续）


四八三章　设立商业司
　　　　“主公，您要恢复告缗令？”糜竺惊疑不定的看着王羽，话语中带着颤音。
　　　　华夏文明一贯趋于内敛，而非扩张，不是没有缘由的。
　　　　自从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后，一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就诞生了。于是，如何让这个帝国长治久安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从明太祖朱元璋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治理天下，往往比打天下更难。秦国的兴衰，似乎同样也验证着这个规律。
　　　　单以对商人的处置来说，无论是变法求强的商鞅，还是雄材伟略的秦皇汉武，都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商鞅的办法是重农抑商，拼命削弱商人的地位，污辱其人格，突出者如不许商人作官，不许商人乘车马、衣丝绸、置土地，以打击商业。
　　　　嬴政基本上算是商鞅的忠实信徒，统一天下后，他将商鞅的抑商政策推广至全国。汉武帝则比两位前辈更狠，他直接推出了告缗令。
　　　　告缗是算缗的延伸，以后世的观点看来，算是一种财产税。简单来讲，就是官府对商人的财产进行清点、核算，然后编造名册，作为征税的依据。
　　　　这里说的财产，包括家里的钱财、货物，车船交通工具等等。反正只要是商人，家里又没有官吏、三老、戎边军士在，就要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缴纳重税。
　　　　因为税率很高，所以商人们千方百计的藏匿财产以避税，汉武帝的对应之道是鼓励告发。他命令杨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就是被告发者将会遭受没收财产的出发，告发者则能得到账款的半数。
　　　　这个政令是抑商政策发展到极致产生的怪胎，基本上和抢钱是一个路数的。作为商业世家，糜家对告缗令这种怪胎自然是深恶痛绝的，没想到一向主张农工商并重的王羽突然提出了这个，饶是糜竺城府不错，还是一阵心惊肉跳。
　　　　“告缗令？那是什么？”王羽是个历史小白，对这么深奥的东西当然一无所知。
　　　　看到他的不似作伪，糜竺这才放下了心思，简要将这项政令解释了一遍。
　　　　“原来如此。”王羽不得不感叹，古人其实一点都不笨，后世总觉得古人重农抑商，纯粹是观念问题，实则不然。汉武帝手段是很厉害的，只是国家太大，他实在找不出既能让国家从商业中受利，又能细水长流的征税办法来。
　　　　“这种办法当然不能用。”王羽摇摇头，宽了糜竺的心。
　　　　告缗令比杀鸡取卵的还要糟糕，这项法令的最终结局，就是把民间的商业一棍子打死，使得商人与地主、官僚合流，催生出了大量官商，最后变得形同虚设。国家和百姓都无法从商业活动中受利，政府财政日渐窘迫，民间的贫富差距也拉得越来越大。
　　　　抛去大航海时代那些或浪漫，或惊险刺激的色彩，其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竞赛似的，展开的一场全面商业扩张。王羽的青州新政正是以此为蓝本制订的，想以此来主导华夏未来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格局，又岂会如此急功近利？
　　　　商业是让财富流通起来的唯一途径，而财富这种东西就像是水，流动起来才会越变越多，一潭死水只会逐步消亡。
　　　　“只要制订合理的税率，算缗这种方式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吧？”华夏历代雄主都没法解决的问题，王羽当然也没办法轻易解决，他只能尽量提出合理的方式。
　　　　“可是，商人趋利，若没有人告发，也不严加监督，就算登记造册，登记到的数值恐怕也不可靠。税率本来就低，再被人偷税漏税一番，各地衙门劳师动众收取的税款，说不定会得不偿失。”
　　　　国渊是个很标准的华夏读书人，他对商业的理解，不比商鞅高多少。他总觉得鼓励商业是不务正业，虽然战时可以享受到一些便利，可等到战争结束，商业终究还是得退到次要位置，将国策导回重农的正轨。
　　　　在他看来，王羽之前的政令，应该就是为此而做准备的。
　　　　王羽将商人和官僚区分开来，严令官员以及官员的家族不许经商，在战争中又欠了糜家大笔的债务，无疑就是打算日后用官位，偿还糜家的欠债。
　　　　因此，国渊对商业变法一直没怎么在意，可今天看来，主公似乎很认真的在讨论建立商法的可行性，他就不得不打起精神，好好的给主公泼几盆冷水了。
　　　　“子尼所言甚是。”王修附和道：“商人盈利，不在于在家守业，须得在外奔走经营。若其有心避税，大可常年在外不归，如此一来，他家乡所在之地，又如何统计其经营所得？令其完税？”
　　　　青州的幕僚之中，内政方面，除了田丰，就以国渊、王修的资格最老了，这俩人一开口，说的又是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观点，气氛顿时为之一变。除了田丰之外，其他人都在点头，跃跃欲试要发言的人也不在少数。
　　　　糜竺见势头不对，连忙出言反驳：“连高祖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商人餐风露宿，担惊受怕的在外奔波劳碌，还不是为了煊赫家门？岂有为了避税，就不回家的道理？”
　　　　“再说，除了我青州之外，其他地域无不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之策，主公对商人之恩，如同再造，就算商人再怎么重利轻义，也不可能全无触动吧？商人也是人，或许有些势力，但绝不尽是狼心狗肺之人！”
　　　　王羽入主青州的时间本来就不长，在内政上下功夫的时间更短，目前幕府之中，除了糜家兄弟之外，就只有关宁是商人出身的了，其他的都是传统的士人。
　　　　后者初来乍到，作为建筑师和包工头，这些天几乎连睡觉都在工地上，无暇也没资格来参与议政。而糜竺知道弟弟坏事的本领远强过正面作用，也没带他来现眼，以至于这一刻显得相当的势单力薄。
　　　　“子仲先生以人性本善立论，本身就存在问题；以施恩望报来期盼他人，更有缘木求鱼之嫌，非立法之基也。”
　　　　作为降臣，审配一直很自觉，在议政时很少发言，只是带着耳朵来听，不过，他毕竟不是个全无想法之人。先前的几次，基本都是王羽在说，光是消化听到的那些新奇的理念，就够审配忙活的了，今天王羽显然更倾向于让所有人各抒己见，审配自然不吝于发言。
　　　　他的发言角度，与国渊等人不同。因为他是法家信徒，崇尚的是人性本恶，主要反驳的也是糜竺说的人情世故方面的论据。
　　　　“如果不回家就可以省下更多的钱，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离家在外。如果缴税是为了酬恩，那么，商人们想必会给恩情标上个价码，等到还完了，他们再逃税，心里就没什么可过意不去的了。”
　　　　糜竺语滞。国渊等人是从重农抑商的角度提出意见的，他自然要据理力争，哪怕摆功劳和资历也在所不惜；可审配是从立法实施的角度上来说的，其中牵涉甚多，他一时间哪里想得清楚？
　　　　“那……那你说此事该如何处置？”
　　　　审配一板一眼的说道：“别无他法，只能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将主公提议设立的商业司从地方官府中独立出来，与地方政府配合，却不完全受其约束，专门对各地的商人进行管理，收缴税款，惩罚奸商。”
　　　　“可是这样一来，人力成本就太大了。”国渊、王修都是眉头紧皱：“人员往来，消耗已是不小，依照正南所说，往来各地的还有大量的资料，并且在商业司中，还要有大量擅长算筹的文吏，就为了区区商税，如此大动干戈，是不是有些因小失大呢？”
　　　　他们质疑的对象是审配，但眼睛看的却是王羽。
　　　　“另外，”一直不动声色的田丰也开口了：“如果真要建立商业司，刑律方面也要跟进，若不然，就算商业司运作正常，也无法阻止少数奸商向官员行以贿赂，令后者损公肥私。”
　　　　人多计广，在场这些人都是才智高绝之士，虽然各自所持的观点和理念不同，但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下来，倒是把商业税的相关种种，都说到了。
　　　　让王羽自己回忆，一时三刻还真就搞不定，现在被众人这么一讨论，他的思路也是渐渐清晰了起来。
　　　　等众人说的差不多，提不出新的意见了，王羽竖起一根手指，意味深长的说道：“要获利，就必须得投入，所以，商业司的建立势在必行。子尼几位的担忧固然有其道理，可你们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你们判断商业税规模的标准，是从前，实行抑商政策的从前，而不是商业全面发展的今后！”
　　　　国渊的眼神透露出了一丝茫然之色。商业大发展是什么样的，他完全想象不出，因为历史上没有可借鉴的例子。
　　　　以糜家为例，没错，东海糜家是天下闻名的巨富，在河北大战的后勤供应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有谁知道，糜家这些家业，是几代人的努力才造就出来的呢？
　　　　答案是五代！
　　　　一般来说，二十，或三十年就可以视为一个时代了，糜家的发达，可以追溯到东汉光武中兴时期。从一介普通豪强，取得了地方官吏的职位，而后苦心经营，历经了一百多年，这才有了糜家如今的规模。
　　　　这是华夏的豪强通常的发迹模式。
　　　　看似庞大的财富，如果分散到一百多年当中去，其实也算不了什么。糜家对青州的支援，作为厚积薄发的一种政治投资很给力，但若是换成王羽主张的交易税，将军府能从糜家得到的财富并没有多可观。
　　　　糜家尚且如此，中原虽大，又有几个糜家呢？
　　　　所以，国渊并不是很看好王羽劳师动众的计划，他认为，除非像汉武帝那样狠捞一笔，否则这个所谓的商业司，只会造就一群赘员。
　　　　现在，突然被王羽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自然无法回答。
　　　　见国渊不能答，王羽转向糜竺：“子仲，你觉得呢？”
　　　　糜竺高声回答，表情语气中，洋溢着满满的信心：“如果没有从前的抑制，以我青州目前的态势，造就一个糜家，二十年足矣！若是海外的财富果然如主公所说，十年造就一个糜家又有何难？等到将来天下太平，大汉雄师旌旗所向之处，纵是一夕之间，出现糜家这样的巨富，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现场一阵骚动。
　　　　幕僚们都被糜竺的话吓到了。
　　　　他们很少对商业加以关注，故而也没有很明确的概念。可对糜竺的为人，包括初降的审配在内，所有人都有着很深刻的认知。
　　　　此人眼光精到，魄力十足，为人颇有雅量，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普通商人的市侩。他说话，是靠谱的。他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说出来的话，就算无法完全实现，也不会差得太多。
　　　　若真有这么巨大的财富流通起来，那主公定的税率，不但不低，反而非常可观啊。
　　　　（未完待续）


四八四章　东征之议
　　　　王羽的威望，加上糜竺的人品保证，商业司的建立总算是提上了日程。
　　　　实际上，以青州目前的状况，王羽若是想通过决议，只要下道命令就足够了，不需要反复磋商讨论。
　　　　截止目前，青州的各项政令基本上都是为了战争而服务的。屯田是为了积蓄粮草，对工业方面的改进是为了更好的武装部队，发展商业则是为了筹集更多的财富，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争雄天下的过程中占据先机。
　　　　不过，这其中也有区别。
　　　　教育和屯田是最简单的，这里说的简单，并不是说这两项工作本身很简单。实际上，屯田对组织力和对农业的了解要求很高，若是那些连黍麦都分不清的人，就算再有学识，也很难在屯田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教育更是复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涉及到人的事务，没一个简单的，培育人才可比种田复杂多了。
　　　　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事在华夏历史上，有很多先例，同时也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还有国渊、王修这种对屯田很有研究的干才，蔡邕、管宁等教过学生无数的大儒相助，王羽只要确立方略，放手让属下去做就可以了。
　　　　就连工业方面的问题，田丰的抱怨也主要集中在王羽提出的那些技术向的理念方面，组织生产什么的则没多大问题。
　　　　将工匠集中起来，组织生产，在秦朝时就有先例。田丰对秦朝未必有多少研究，但照猫画虎的本事总是有的。
　　　　在这方面，王羽的变革不算大，前景也可以预期，就是把工匠当成读书人对待呗。这种转变，属于观念问题，只要思路清楚了，做起来就很简单了。
　　　　只有商业不行。
　　　　华夏历史上，商业从来都没占过重要地位。虽然有吕不韦、范蠡这种在历史上留名的人物，但他们真正登上历史舞台，都是在弃商从政之后，历史上的糜竺也正是如此。
　　　　正因如此，有关于商业司的话题才进行了这么久，转变观念的同时进行政策细则的修订，确实不是一般的复杂。
　　　　商业司的掌舵人，糜竺自是责无旁贷。除了他和王羽，幕府内部没几个人对商业发展的前景有足够的信心，忧心忡忡者倒是大有其人。
　　　　热情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想想看，让一个自己都没信心的人来执掌，商业司的前景将会变得多么黯淡？
　　　　糜竺为此也是提前做出了决定，将家族生意全部交给将军府，一心一意的搞好商业司。
　　　　商业司长是个新职位，王羽对其的定位与农业相当。主管全国农业的大司农是朝廷的九卿之一，由此可以对这个新职位做出相应的评估。
　　　　王羽的回报还没完，宣布了对糜竺的任命之后，他又任命糜芳为新设的城阳郡太守之职。再加上作为将军府从事的糜贞，东海糜家算是彻底完成了由商人到新贵的转变。
　　　　当然，对此，众人或者会羡慕，但没人会提出异议。
　　　　在很多人眼中，糜家本来就应该享受外戚的待遇，再考虑到糜家在大战中做出的贡献，目前的地位，委实算不上多高。
　　　　借着这个机会，王羽又宣布了对其他幕僚的任命，田丰为长史兼冀州刺史，实际相当于青州军事集团的丞相。国渊为司农卿，审配为廷尉，王修为府卿，分别与九卿的大司农、廷尉、少府相应。
　　　　司农掌管农事，毋庸多说；廷尉负责刑律，因为田丰提出的反腐问题，王羽顺水推舟，命这二位商量着搞个商业法出来，顺便再搞出个廉政公署之类的机构，专门监督商业司。
　　　　九卿的少府管的本是皇室的钱财和皇帝的衣食住行事务，加上山海地泽之税。王羽没有称帝，王修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