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牙海盗-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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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堂集》30卷，堪称明朝一代儒将　。
　　俞大猷的遗迹文物和民间传说，留在泉州和闽南等地的很多。如今泉州华侨职　业中专学校是都督第遗址，门前巷仍叫都督第巷。晋江磁灶的俞公山有他的陵墓。　他少是锻炬胆量的“练胆石”，仍在泉州清源山虎乳泉畔下，旁有其自书“君恩山　重”四个大字。厦门、金门、武平、海南岛等地，都有俞大猷的读书轩和纪念祠堂　。
　　　　抗倭设定　胡宗宪（？—1565）
　　　　　更新时间：2009…4…3　14：51：51　本章字数：532
　　
　　胡宗宪（？—1565年），字汝贞，徽州绩溪（今属安徽绩溪）人，明朝名将。
　　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初任知县，三十三年出任浙江巡按御史。当时倭寇大肆攻掠沿海州县，严嵩党羽、工部侍郎赵文华奉派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依仗严嵩权势，恣意横行，打击不肯阿附自己的总督浙江、福建、南畿军务的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将张经等的王江泾大捷之功归于宗宪，又陷害李天宠，擢胡宗宪为右佥都御史，代天宠御倭之任。后文华又排斥新任总督杨宜，以胡宗宪为兵部右侍郎代杨宜任总督。
　　三十九年，又以平海盗王直功，加太子太保。以得明世宗宠信，晋兵部尚书。
　　胡宗宪在主持东南御倭战争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他推荐戚继光任参将，并允其招募新军，使戚家军成为浙江御倭的主力。又以剿抚兼行及反间计，先后诱捕通倭海盗首领王直、徐海、陈东等。但他屡次虚报战功，为减轻浙江压力，甚至有意放走倭寇，纵其寇掠福建，并嫁祸于俞大猷等，使他们蒙冤下狱。
　　史载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因文华结严嵩父子”，“威权震东南”。后又累献祥瑞，讨好明世宗。严嵩败后，言官劾其为严党，革职逮问，明世宗特令释放闲住。后发现其与严嵩子严世蕃勾结的信件，而下狱，病死狱中。著有《筹海图编》。
　　　　抗倭设定　谭纶（1520—1577）
　　　　　更新时间：2009…4…3　14：51：52　本章字数：1168
　　谭纶
　　（1520～1577）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字子理。江西宜黄人。性格沉毅。　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三十年，任兵部主事。后署郎中事。三十四年，自荐招募壮士500人；击退由浙江窜犯皖南转掠南京的倭寇。自此以知兵闻名于朝；任台州知府。募浙东壮士千人；操练成精锐（号乡兵）。三十六年，率乡兵在栅浦迎战倭寇；三战三捷。次年，在敌众己寡时，令士卒偃旗息鼓；突然袭击；大败围攻台州（今临海）的倭寇万人，升浙江按察使司副使，负责巡海，治兵宁波。招募士卒，逐级节制训练，严明赏罚，激励士气。三十八年春，乘倭寇登陆马岗（今象山南）立足未稳，率千余士卒迅速出击，斩倭数百，分道追歼，荡平宁波倭患。五月，援桃渚（今临海东），一昼夜驰行岭道300里，迫倭遁逃；追至新河镇（今椒江东南）；歼灭逃倭；平息浙江中部倭患。三十九年，以功升浙江布政司右参政，巡海治兵如故。次年底，领浙江兵赴江西，捕杀由广东流至江西的农民起义首领林朝曦。四十二年，升右佥都御史，提督福建军务兼巡抚，督福建总兵俞大猷、浙江副总兵戚继光和广东总兵刘显合兵捣毁平海卫（今福建莆田东南）倭巢，斩倭寇2200余人，收抚被掠民众3000余人，升右副都御史。整顿海防；恢复水寨；督造战船，扼守海口，并在沿海各县建立战守合一的地方武装。同年冬，遣戚继光率军战于仙游，击败倭寇万余，取得抗倭以来最大胜利。　四十四年，任陕西巡抚，次年赴任途中改为四川巡抚，平大足蔡伯贯起事。旋平云南凤继祖起事，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隆庆元年（1567），北边告急；奉诏还兵部。次年；升兵部左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上奏分立建昌、三屯、石匣三营，督练部伍，修造战具，筑御敌台，边备森严，使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不敢轻犯。四年，升协理京营戎政。五年，升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万历五年卒于官，谥襄敏。　谭纶领军30年，用兵与戚继光齐名，史称“谭、戚”。有《谭襄敏公　奏议》。。
　　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江西省宜黄县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三十四年任台州知府。时沿海倭寇入侵频繁而武备废弛，守军缺乏训练。上任不久，倭寇自平阳县登岸，北窜至仙居县抢劫，乃率兵连夜驰援，准备决一死战。倭寇见势，不敢久留，遂北窜天台县，经宁海县逃跑出海。为歼灭倭寇，纶募乡兵千人，亲为训练，立束伍法，“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即成精锐”，被称为“谭家兵”。三十七年，倭寇入侵栅浦，又以数万人进逼府城，纶率兵备战，以计退敌。倭寇又自松门登岸，侵临海、仙居等县，均被擒斩。升任海道副使。次年与戚继光配合，消灭再次入侵台州倭寇。加右参政。不久以丁忧去任。官终兵部尚书。百姓“镌其像于石，祀于台州城东隅”。此碑今在临海市东湖小瀛洲。
　　　　抗倭设定　孙承宗（1563—1638）
　　　　　更新时间：2009…4…3　14：51：53　本章字数：4122
　　
　　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明朝名将。
　　孙承宗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在边境教书时，“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以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
　　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
　　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澋幕埃�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假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系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此事所谓“己巳虏变”。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后谥号文正。著作有《高阳集》。
　　孙承宗遗留的军事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这是他在督师蓟辽，经营辽西防务时，筹划反攻辽东与其属下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共一百零八个问答，由《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