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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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5年三夫武夫首相首次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及桥本龙太郎等日本首相，都曾参拜过靖国神社，每一次都在周边国家引起轩然大波。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更是以总理大臣身份正式参拜的。

新世纪伊始，轮到小泉纯一郎了。

2001年4月7日，小泉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表示：“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参拜。”

日语“神社”的谐音是“鸡架”，当年人们称参拜神社是“到‘鸡架’前撅腚”。侵略者到处的那些“鸡架”早已灰飞烟灭了，小泉去那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顶礼膜拜一番，却道是“发出和平的宣言”。当年带着“昭和”字样的炮弹、炸弹，在周边国家、地区狂轰滥炸时，那“昭和”不就是“追求和平”吗？

当年在东条英机住所逮捕他时，盟军总部特勤处的保罗·克劳斯中校，对守在门口的宪兵说：“去！告诉这狗杂种，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把这家伙带出来！”

小泉说他“我就不明白”，笔者也真的不明白，战犯、“狗杂种”与“安邦定国”的“英雄”，或以小泉为代表的拜鬼文化，与人类公理、正义的差距怎就这么大？

身着全套“皇军”制服，手执三八大盖的日本老兵，举着“日之丸”在靖国神社前列队。一群群同样装束的青年男女，在人群中耀武扬威。外面，宣传车充塞道路，乐队震耳欲聋地吹打着战时音乐，高音喇叭歇斯底里地狂叫：“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尖阁群岛（中国的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天皇陛下万岁！”

与每年一度的“终战日”这种闹剧相呼应的，是日本政要的不断“失言”。像什么“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并不是出于侵略目的”，“日韩合并”，“责任在韩”，“在殖民地时代，日本也为韩国做了一些好事”，等等等等。

与不断“失言”紧锣密鼓配合的，是没完没了的“教科书事件”。

各取所需地编写历史，或多或少，这在许多国家都是难免的。要想客观、公允地记述历史，委实是件难事。各国怎样祭拜自己的祖先，那也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的。问题是对于日本来说，这一切根本就不是它关起门来的自家事。

中国、朝鲜、韩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今天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人们，多少人的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死于鬼子之手？就像个强盗，破门而入，一通打砸抢烧杀，占了人家的地盘。这自然要被送上法庭，并处以极刑的。可他的一些后人却把他视为英雄，念念不忘，顶礼膜拜。还告诉家人、后人，说他是为了咱家的安全，去了趟邻居家，还使邻居都翻身得解放，过上了好日子。对他的审判是不公正的，罪名是捏造的，强加于人的。

包括当年的受害国，如今每天都有外国人进入日本，哪个是端着三八大盖、歪把子，驾着零式或什么式战斗机“进入”的？又有谁在日本的什么地方，弄出个“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对反抗或未反抗的日本人“照相”、“杀大沟”、“洗大沟”、“填大江”、挂人头了？再用几十分之一甚至不到百分之一的价格“收购”土地，把自己供奉的什么神，让日本人拿回去供奉，还让日本人把自己的姓名也改了？

20世纪70年代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先生，曾经说过：“假使要日本拿出500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50年才能交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忘记的。”

以宇都宫德马为代表的日本人，让人想到人类的良知。可对于那些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的日本人，你能对他们说什么？又怎么能不对他们睁大眼睛？

我们曾说他们是少数人，甚至只是“一小撮”。新世纪伊始，当教科书又一次沸沸扬扬地成为东亚的政治热点时，包括小泉纯一郎在内的四位日本首相候选人，“一致支持”文部省放行右翼教科书的决定，说明了什么？

全程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生前曾说：“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第39章　“官家”

正经人家

鸡叫头遍，我的太爷爷就醒了。穿戴整齐，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袋烟，然后把那只乒乓球大小的黄铜烟袋锅子，在脚侧的门墩上吧吧吧敲几下——这就是俺家的“起床号”。

天色还暗，太爷爷会披衣出去，先给两头牛添点草料，然后就在那辽东大山里亲手开创的那个庄稼院里巡视。这是他一天中难得的闲暇，一颗心也进入遐想，就像那热炕头上的梦一样令人陶醉。天色还早，会被那个梦牵着，坐在房檐下滴水的石阶上，摸黑搓一阵麻绳。天色差不多了，烟袋锅子在窗台上发出的声响，就把一屋子的鼾声打息了。

南北大炕，中间各有个挺大的长条柜隔断。南面炕头是太爷爷、太奶奶，领着一帮利手利脚的孙子、孙女，隔着长条柜是爷爷、奶奶的“房间”，北炕则由二爷爷和二奶奶、老爷爷和老奶奶各占一半。没有天棚的棚顶上，稍探出炕沿搭着四根杆子，通常是染成红色的宽大的家织粗布，像窗帘、幕布似的从杆子上垂落到炕沿下。东北人叫“幔子”，结婚了就要“挂幔子”。白天拉开，晚上拉上，把各个“房间”封闭起来。

听到“起床号”，幔子里动作起来。待到拉开幔子，下地出院，一行人身后就升起第一缕炊烟。

无论地头，还是蚕场，到了那儿，刚巧就是能看得见干活的时光。

有时队伍中会少个人，太爷爷就回头去找。那人困哪，迷迷糊糊绊个跟头，或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倒下了，呼呼大睡。太爷爷照屁股踢几脚，说没出息的货，睡到啥时是个头？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

20世纪50年代，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差不多家喻户晓时，被踢得最多的我的老爷爷，说你太爷爷除了没学鸡叫外，跟“周扒皮”也差不多少。

每月农历十五前后，特别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节，我的祖辈几乎就跟着太阳、月亮连轴转了。

我不知道在那东边道的碾子沟大山里，我的祖辈种了多少地，放了多少蚕，伐了多少树，又栽了多少树，却知道三个挺漂亮的奶奶是怎么嫁到我们家的。如今农村姑娘再丑再穷，也不愁找不到婆家，那时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那时东北女人特别少。太爷爷再三跟媒人解释，说别看俺家的粪堆和柴火垛大，“眼时”（眼下、现在）实实在在是没几个钱。媒人几乎异口同声：你们这家人这么能干，那粪堆、柴火垛明个就是金山、银山。

胡子也瞄住了我家那大粪堆、大柴火垛，认定这家人有钱。

具体时间说不准了，反正是在把那“矿山鬼”的日本汽车当做“妖物”打了一顿之后。

高粱晒红米了，那天下雨，一家人憋在家里，傍晚时胡子来了。

老爷爷说，看到十来个，有杆快枪，其余都是老洋炮。咱家也有老洋炮，下地干活的人，差不多一人一杆。放蚕，“雀”（那时东北人管“鸟”叫“qiǎo”）吃蚕，用来轰雀的。胡子穿着蓑衣，在咱家“障子”（篱笆）外的树棵子里探头探脑，喊着让今“下晚”（晚上）把1000元钱送到什么地方，不然就要“砸窑”了。你太爷和你爷爷跟他们讲了不少好话。俺寻思呀，那时咱家使大劲能有个百八十元吧，可这帮王八羔子能信吗？两下里就“支巴”（其意一为支撑，二为交手打起来）上了。

这是一场殊死抵抗。太爷爷和三个爷爷趴在炕上，四杆老洋炮架在窗台上，咣咣朝外喷着铁砂。太奶奶和三个奶奶，趴在炕沿下给空枪装砂装药。开头难免手脚哆嗦，可谁都明白这是保卫家园和性命，包括保卫像我这样还需要十来年才能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装填、射击，屋子里流水作业，外面的胡子就惨了。水天水地的，火药潮了，大都打不响。那杆挺吓人的步枪只响了两枪，可能没子弹了，或者舍不得打，结果火力还没我家的猛。

别打了，胡子跑了。从沟口赶来救援的乡亲们不知喊了多少遍，第一次据枪向人射击的庄稼人，才停止了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装填、射击的动作。

到碾子沟老张家“砸窑”，叫人家打跑了。这话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呀？都知道这回惹祸了，这帮胡子非得纠合更多的胡子来报复不可，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三个爷爷每天晚上轮流值班放哨，白天去沟口堡子打探消息，堡子里也常来人问询、联络，约定放枪为号，互相支援。这样过了半个来月，弥漫在沟里沟外那刺鼻的火药味儿，逐渐就觉得淡了，况且大忙季节也到了。

这天晚上，一帮人黑灯瞎火收工回来，刚进院子就被枪口对上了。值班做饭的二奶奶和一帮孩子，被绑在炕上，嘴里堵着棉花套子。

胡子绑走了老爷爷，扔下一句话：拿一万元去赎票，差一个子儿也不行。

老爷爷跟我说过，胡子是想把咱家当家的绑走，你太爷是当家的，俺们哥三个急了，都说自己是当家的。有儿子，就不能让老子遭这份罪。你爷爷是庄稼院的全把势，千儿八百的也难找出第二个，就是死倔死倔的，爱“拔犟眼子”（认死理，不会变通），那不是干吃亏吗？你二爷爷一辈子烂眼咕瞎的，照镜子看不清自己个眉眼，身板也不行，让胡子折腾几天，再着急上火，小命都没了。要说心眼儿活，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咱们老张家还得数俺。

老爷爷说，当晚向东走出20来里地，第二天又奔出20多里，到个叫黄家滴台的堡子。十几户人家，胡子大队在那儿，一百来号人，闹闹哄哄的，杀猪炖鸡，还搂人家娘儿们。

“秧子房”（关押人质的地方——编者注）设在山脚下一家独门独院的仓房里，算我的老爷爷共是十六个“秧子”（人质），年纪大的六十来岁，小的十多岁，四个人反绑成一串，坐在地上。吃饭时解开绑绳，几个胡子端枪看着，吃完了再绑上。两瓦盆高粱米饭，或是大子，上面放几个咸萝卜疙瘩。饭大都是馊的，苍蝇哄哄的，有时连咸萝卜疙瘩也没有。人家也说得明白：就这玩意儿，爱吃不歹。想吃香的、喝辣的，趁早拿钱赎票。

老爷爷说，最受不了的是“熬鹰”。

好多“秧子”的手都让绳子磨烂了，有几个还少只耳朵，老爷爷明白那是让胡子割掉，给肉票家里送去了。怎么也搞不懂的，鸡蛋或鸡蛋黄大小的，那“秧子”头上怎么都是些包呀？这样想着，困了，倚着墙根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脑袋疼得像炸开了似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睁开眼睛，那个看押他们的矮壮的胡子，拎着一杆两尺多长的烟袋，走到对面一个正打瞌睡的小孩跟前，小榔头似的烟袋锅子，照脑袋又是一下子。

老爷爷说，胡子不让“秧子”睡觉，看谁打盹了，就用烟袋锅子凿你，叫“熬鹰”。那人都熬得没骨头、没魂儿了，成一堆肉了。俺让他们生生熬了两天半，要再熬上两天，叫俺跑也跑不动了。

不让睡觉，就想家、想事。用老爷爷的话讲，是翻来覆去把下辈子的事都想了个遍。

打记事起，从我爹和爷爷辈人口中听到的那些话，后来常会让我想到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只是毫无“革命”可言，而是“正经”、“本分”、“老实”这样的主题词。“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咱老张家是正经人家”，那论据是从山东到东北，从没有人犯过什么事。如果爷爷辈中有人活到今天，还会说从你太爷爷到俺的重孙子，六代人中没有叫公安局、派出所找去的。他们评价一个人，也往往是“人家是正经人家”，“这人不是正经人”。正经的标准，不仅是勤劳，还得有规矩。笑不露齿，是专对女人的。坐在炕上要“盘腿四坐”，坐在哪儿也不能跷二郎腿，不能挓挲腿，男人如此，女人加个“更”字。吃饭不能说话，吃菜要夹自己这边的，不能可盘子扒拉，男人要狼吞虎咽，女人要细嚼慢咽。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言。来客人了，是长辈要向之鞠躬（叫“施个礼”），再根据大人的介绍称呼一声。这种教育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所有言行，是“正经人家”“正经人”的重要内容。我的三个奶奶、我妈和十几个婶婶、姑父，太爷爷和爷爷们的选择标准，某种意义上不是看其人，而是看其家，是不是“正经人家”。而“正经人家”就是懂规矩，没有非分之想，凭力气干活过日子的人家。实际上，在老爷爷被绑票时，那个有着方圆几十里少见的大粪堆、大柴火垛的家，已经眼看着就要发家了。

所以，我的祖辈都认定是胡子毁了我们的家，毁了我们家的发家梦。

在挨了第一烟袋锅子后，老爷爷就瞄准了门口靠墙倚着的一副犁杖。头天晚上想了不少法子，一串四个人也没坐到那儿，第二天晚上机会来了。约莫半夜时分，窗台上的野猪油灯不时发出嗞啦声，老爷爷把反绑着双手的比筷子粗点的几圈绳子，不动声色地在那铧子上磨断了，几截断绳和两个绳头紧紧攥在手里，就说：“俺要‘拉’（大便）。”

“秧子”要撒尿，胡子嫌麻烦，有时就让你往裤裆里撒，这大便就不能不理了。

一串四个人，连拖带拽地出了院子。那个矮壮的胡子拎支土造手枪，骂骂咧咧地上来要给老爷爷解裤带，老爷爷一撒手就跑了。胡子喊着“滑（跑）了”，“滑了”，那支破手枪没拎起来就响了，正打在自己的脚面上。

老爷爷说，枪一响，俺寻思完了，可还知道“完了”，不就是还没完吗？俺就“挣命地抓山挠岗”（挣命即拼命，抓山即爬山，挠岗即奔山梁）了。不能顺沟里堡子跑，胡子大队在那儿。对面山就是咱家的方向，钻山里枪打不着，也不好抓俺。临离家时，你老奶奶给换双新鞋，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一只，石子、树茬子扎得血渍糊拉的，也不觉疼。鸡没叫头遍就跑回去了。若是再有40里还能跑，可一看到家就熊了，跑不动了。

跑出十多里了，还听到后面有追喊声。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错觉。明晃晃的月亮地里，路边突然蹿出一只大黄狗。老爷爷说，俺吓得头发梢子都竖起来了，那若是把俺扑倒了，或是叫起来，不就完了吗？那狗没扑，也没叫，还冲俺摆摆尾巴。老天爷保佑呀！见到个山神庙，俺趴那儿就磕头呀。又见个土地庙，咣咣咣又是三个响头，再跑，恨不能把脚后跟都跑到前边去。

太爷爷两夜没合眼，也不巡视、搓麻绳了，就坐在窗外台阶上吧嗒吧嗒抽烟。可能是心灵感应，听到沟口传来的渐近的脚步声，起身道“老邦子”（老疙瘩、小儿子）回来了，大步迎了上去。

太爷爷当机立断，像个将军发布命令：房子、土地、蚕场和正待收获的庄稼、柞蚕都不要了，只带点能够随身带的东西，每人再揣上两个大饼子，马上走人。

走了几天，来到了我们这一代的出生地——安奉铁路的中点站、本溪县草河口镇。

本溪县城小市镇有个闵家街，我的岳父家就住在那里。他说是他太爷爷那辈的三个人，从山东济南府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挑担过来的，还背着两个骨灰匣子，把爹妈爷奶的骨灰也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