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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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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本人经历千难万险,令人难以想象地突破重围,又在另一个地方重举义旗。

本庄繁都要崩溃了,眼前这个对手究竟是人还是神?

不过一胡子出身,打正规战,他创造了江桥之战的经典;打游击战,他攀上了这一领域的巅峰,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不挪窝时你翻遍黑龙江都找不到他,一旦出来又可以打得你浑身难受。

你说本庄繁对马占山不重视吧,本庄繁自己都要急得哭起来了:冤枉啊!

关东军一共四个师团,两个在这里和马家军打,几乎用上了关东军的一半力量,还不行,又厚着脸皮,从国内走后门,调来近卫师团骑兵旅,就这样,仍然徒劳无功。

本庄到这里,也真是急了眼,关东军里面只要被他看见是根葱的,都要拔过来,插到黑龙江去对付马家军。驻辽、吉的两个师团本来追当地义勇军就追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还要从中调最能跑的骑兵联队出来。

对那两个可怜的师团来说,这哪里是在调他们兵,分明是在抽他们的血。干脆,大家都别玩了,我们也躺着睡觉,门外面的义勇军吵翻了也随他去,反正出来了也追他们不上。

能押的赌注这回全押上了,总算,下面报捷,说马占山被打死了。本庄繁还为此难得地露了一回笑脸,以为这下子可以轻松一点了。没有想到,所谓“马占山被击毙”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大笑话。真相被揭露后,一堆人都表情尴尬,除了松木、本庄繁,竟然还包括天皇裕仁。

下课!

弄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本庄繁再不下课,就没天理了。

为此倒霉的除了本庄繁,还有关东军司令部的那些大小参谋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东军大改组”。

本庄繁以下,从板垣到石原,不是调任,就是调出,没有一个能够幸免。

历史总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关东军前后两套制造事件的班底,村冈和河本,因为张作霖而下课,本庄繁和石原,则是因为马占山而出局。

直到1932年年底,马占山才被迫进入苏联境内,从新疆转道回国。

他的离去,实际上代表着东北抗战一个阶段的结束。回国之前,这位东北战神由中国政府安排,去波兰、德国等地转了一圈,沿途皆人山人海,仰慕者众。

只要是英雄,在哪里都会得到尊崇。

第36章 大泽起龙蛇

马占山在东北抗战一年多,关内民众纷纷组成义勇军北上“援马”,其中有一位广东人,名叫蔡廷锴,时任第19路军军长。

在第19路军,蔡廷锴并非老大,老大是总指挥蒋光鼐。

这是两个从外貌到性格,乃至于家庭出身都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蒋个子瘦小,蔡个子高挑;蒋平静沉着,蔡性如烈火;蒋出身官宦,蔡起自农家。

可是就像夫妻一样,外人乍一看,似乎怎么都不匹配,但人家的婚姻基础十分牢固。

蒋蔡合作多年,两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极有默契的互补。蒋光鼐学识丰富,主管大局,蔡廷锴身经百战,主管指挥。多少年来,他们的对手都曾想尽办法要将这对黄金组合拆开,然而从来没有能够成功。

蔡廷锴从小兵开始干起,一直到当上将军,完全是靠自己一手一脚从枪林弹雨中血拼出来的。

当年誓师北伐,蔡廷锴冲锋在前,左手受了重伤。还没等伤好利落,他就带伤猛攻武昌城,三次登城,终克全功。

在人们的记忆中,北伐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在悄然改变。特别是自孙中山辞世后,广东军人似乎已集体迷失了方向。

蔡廷锴的老上司陈铭枢与张发奎并称“铁军二虎”,都因第4军而成名,宁汉分立后,他们一个投了蒋介石,一个依了汪精卫,几成私家武装。

蔡廷锴和蒋光鼐亦只能跟在后面,像撞大运一样地选择“明主”。从此,打仗已不再是为了终极理想,而只不过是一部分人争夺权力和地盘的工具。

对曾经的“革命军人”蔡廷锴来说,这无疑意味着一种极大的痛苦。可是除了继续迷惘和艰难行走,他又能怎么办呢。

当“九一八”的消息传来,蔡廷锴受到很大震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为民族图生存,为军人争人格。

陈铭枢进入孙科内阁后,19路军因此受到政府看重,由地方军升级成“御林军”,被调入京沪驻防。

当时的京沪,指的可不是北京和上海,而是南京和上海,皆为江南繁华之地。可是蔡廷锴并不因此迷醉,他当时最热衷的,就是组织西南义勇军,随时准备奔赴东北去援助马占山。

有人劝阻,他根本不听,执意要参加东北抗战,哪怕是不要性命都可以。他一再跟自己身边的参谋们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

身为一个纯正军人,蔡廷锴终于找到了属于这份职业的骄傲和梦想。

不用北上,寻衅的自己找上门来了。

不过这回不是陆军而是海军,更准确地说,是驻于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没法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满洲”给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业绩?

得放到神社上去供着的业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急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绝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这回帮他们滋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日本人做事向来都十分小气,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板垣也只肯掏区区两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账,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

两人在一块儿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儿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谁是不俗的人 ?'…'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1932年1月18日,由日本特工一手策划的“马玉山路事件”(又称“三友实业社事件”)爆发。

事件的谋划虽然复杂,其过程说起来却很简单,就是田中把他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中国工人,打死打伤了两个日莲宗和尚。

由于日本人居心叵测,事情最后越闹越大,理所当然由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接盘”,开始酝酿动武。

眼见上海气氛紧张,谣言四起,蔡廷锴不得不放慢北上脚步,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原有的决心。

他让人代拟了自动解职通电,如果十天之内上海没有特别事故发生,他将以西南义勇军总指挥的身份,搭乘津浦车北上,到时军长这个乌纱帽也就不要了。

别人争军权,夺地盘,这些在蔡廷锴眼里却都无足轻重,皆可随手抛下。

很快,蔡廷锴通过报纸看到一则消息,上面列举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几条要求,每一个条款都非常苛刻,而最让他无法接受的,竟然是限19路军于“1月27日前,从闸北的驻防地向后撤退30公里”。

19路军是中国的军队,什么时候轮到日本人来下“限令”了?气愤之余,蔡廷锴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问他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吴铁城答复说,有是有,不过你放心,政府不会让步的。

可是吴市长的话并不能完全作数,日本人逼得急,政府也吃不消了。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亲自来找蔡廷锴,要19路军撤退30公里。

19路军驻沪期间,军容风纪样样为人称道,且在自己国土之内,为什么要给日本人让步?

蔡廷锴悲愤之余,脱口而出:如果政府一定要19路军撤,当然不能不遵从命令,但军队听命的是政府,不是敌方。

调我们离开吧,离开京沪,退是绝对不可能的!

御林军当然不能走,所以何部长也只能好言相劝,然后起身告退。

这番谈话对蔡廷锴的刺激非常大,整整一个晚上他都睡不好觉。

在蔡廷锴看来,政府实在太过软弱,当对方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不仅不能帮着撑腰,反过来还要劝你束手,这是什么世道。

尚未踏上北去的行程,如刀的现实却已将一颗心切得粉碎。

第二天,蔡廷锴把驻闸北的第78师师长区寿年叫来,告诉他,虽然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正式命令,但做好准备吧,肯定是要撤了。

区寿年皱着眉头,苦着脸,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话:算了,不做军人了,回去做农民种地好了,省得在这里丢脸。

这句话其实也正是蔡廷锴自己想说的。

是啊,数落了半天东北军,轮到自己的19路军竟然也是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蔡廷锴只能找话安慰部下: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

军长师长一道去见总指挥,蒋光鼐听了,叹息无语,末了留下一句话: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蔡廷锴让区寿年“能屈能伸”,他自己却已打定主意。

一旦撤退令下,即动身前去东北,在那里找回我的尊严和荣誉。

1月26日,军政部的撤退命令下达,果然是后撤30公里。

蔡廷锴感到既无奈又悲凉。他传令区寿年:明天撤退完毕,但在宪兵接防前,必须留一小部分在原地担任警戒,以免给日本人钻了空子。

蔡廷锴留的这个尾巴,为后面事件的发展埋下了玄机。

宪兵队来了,可是那“一小部分”却迟迟不肯挪地方,两边就僵在了那里。

尽管如此,大家也都知道,第19路军这么做,跟撤退令一样,不过是表明一个姿态,最终他们还是要被迫把地方给让出来的。

蔡廷锴已经打点好行李,但这时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让他完全打消了离沪的念头。

1月28日晚上9点,靠近虹口区的居民纷纷拖家带口逃了出来。

虹口区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驻地,无缘无故老百姓不会作出如此反常举动。

一问才知道,是他们听到了陆战队的集合号。

老百姓就住在附近,对陆战队的起居习惯自然十分熟悉,对方一旦有什么反常举动,马上就预知到大事可能不妙了。

不是已经答应后撤30公里了吗?

岂止是后撤,日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南京政府一个不漏全答应了。

当天下午,吴铁城将书面答复正式送达对方。

你们的要求都已满足,这回该没话说了吧。

日本领事自然是没话说了,海军却不一样,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甚至急得差点跳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全部答应我们的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连陆战队的动员工作都做了,海军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早已下达,就是要整你。

偏偏中国政府却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来了个照单全收,等于白忙活了。

但这时盐泽发现,他可以挑到毛病。

叫第19路军在“1月27日前”走路,今天已经是“1月28日”了,还有人没走,呵呵,太妙了。

这时候的盐泽再也不管不顾,连领事也不通知,就马上落笔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要求:闸北的19路军必须立刻撤退,工事平毁,把防务移交给日军。

时间是规定死的,就今天。

信写好了,他不发。

第37章 大泽起龙蛇(2)

当然不能发,一发他生怕这个要求也会在当天就得到满足。要知道,中国政府在处理此类对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还是比较高的。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11点25分,集合号都吹过了,离规定的通牒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发信了。

信函分别送达上海市市长和公安局局长。

就这么点时间,你以为信使是坐磁悬浮来去的啊。

盐泽都没那个耐心再等半小时,信送出去五分钟后,他就下达了向闸北进攻的命令。

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做客。

在接到闸北前线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好了,不须到东北,亦能抗敌。

虽然蔡廷锴始终有不顾一切去东北“援马”的愿望,但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已经预感到日军海军陆战队也有发起挑衅性进攻的可能。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市区,第二条是上海郊区,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蔡廷锴选的是第一条。

为什么?

第19路军有守土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可以扬长避短: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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