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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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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天才刚刚透出些亮,从没见人这个时候出来放牧的,难道羊群也喜欢像诗人一样茫茫黑夜漫游?

由此可以推断,那不是一群羊,而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

我说过,孙兰峰这人性子有些急,喜动不喜静,但他又有心细如发的一面,为将如此,不亦奇哉。

孙兰峰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进入阵地,准备作战。

又一个急促的电话传来,极其准确地验证了他的猜测,部队已与“狼”交上了火,那确实是敌兵所扮。

孙兰峰一面命令部队将“伪羊群”拖住,一面在想,怎么耍弄一下眼前这个分外雷人的“雷副司令”。

能想出这种招数的人,肯定对羊群出现的时间地点深信不疑,那我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赶快抽调部队,集体扮“喜羊羊”。

草原部队扮别的不行,扮这个是再方便不过,翻着穿皮衣就行了。

“喜羊羊”绕到雷中田的背后,一阵猛打猛冲,脑残的雷中田也挨了子弹,当场变成了“死太狼”。

又败了。

一二不过三,连折三回,不仅田中傻眼,德王也急坏了。

傅作义这么厉害,假使他继续乘胜追击,自己的老本岂不是要折得一个不剩了吗?

这时候他做了一件挺不仗义的事,准备把残存的骑兵师调走,只留少数兵力在大庙子防守。

王英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德王知道大庙子已成傅作义下一个攻击目标,想让自己给他做挡箭牌,以免最后的那点本钱一道被损失掉。

这王英也不是一个善人,当下就不干了。

好哇,三仗下来,我不是也赔了许多本钱进去,大难临头,怎么就你知道保存实力?

他通过日本顾问出面,把骑兵师强留了下来,同时又跟日本人咬耳朵:骑兵师虽然留下,却早无斗志,如果让他们这帮鸟人在前面站岗放哨,你我晚上能睡得着觉吗?

日本顾问连连点头: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

好办,把他们撤下来,由我们“大汉义军”站岗。

王英和他的日本顾问们都没想到,此举却歪打正着,对了傅作义的心思。

此前,傅作义专门设立了一个秘密机构,负责对大庙子的伪军进行策反。这次替换上来的金宪章伪军正好就是策反成功的那一批。

当初,金某既然肯顶着汉奸的恶名参加伪军,自然都是奔着升官发财来的,可是眼瞅着傅作义太猛,在他面前除了碰得鼻青脸肿,一点出头的机会都没有。

人生在世,要么出名,要么发财,结果辛苦了半天,这两样都没落着,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岂不冤死个人。

此地不宜留,更投佳处去。

现在王英给机会换岗,天赐良机,不正好吗。

傅作义给予重赏,不过他说接洽投降这事还得按江湖规矩办。

什么叫江湖规矩?

《水浒传》里说得很明白,要入伙,得交“投名状”。不弄几颗日本人的人头过来,我怎么知道你们是真情还是假意。

于是,金宪章便冲入营帐,把20多个日本顾问全给砍了,接着又与绥军里应外合,干掉了德王的骑兵师。

德王成了光杆王,“大汉义军”也走到了末路。

田中气急败坏:20多个日本顾问,竟然不是被傅作义抓住,而是由一手“栽培”的伪军给砍掉的,太让人上火了。

二话不说,缴械。枪给你们也只会当擀面杖使。

在汉奸这个行当几进几出的“民国吕布”石友三曾有一句名言:不知道的都以为汉奸好当,你进去就知道了,不容易!

王英是个老混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再一看日本人的脸都黑了,知道这里没法再待,只好孤身一人逃走了事。

对于大庙子一役,傻呆呆的羽山仍跟从前一样,从头到尾就没他掺和的分儿,别说向关东军提供情报了,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能干什么,只好整天借酒浇愁。

这位已经完全晕了。

倒是关东军还没忘记归绥有这么一个人。他们发电报给羽山,要求把那些死鬼顾问的尸体给要回去。

羽山便来找傅作义,可是傅作义说他无能无力。

对,我知道,好像是有这码子事。可那是王英的部下金宪章干的,金宪章是我训练出来的吗,不是吧,还不是你们关东军训练的人才。这件事,你应该去问问田中。

羽山急了,说那是以前,现在金宪章不是你的手下吗。

傅作义仍然直摇头。

不不不,金宪章可是在杀了人放了火以后,才来投奔我的,我怎么可能管得了他以前的事呢?

羽山怏怏走人,关东军却还一直发电报过来催,弄得他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只得再去找傅作义。

我得交差啊,实在不行,你弄些牛马尸骨给我都行。

看他可怜,傅作义这才点头“恩准”:这可是你说的,那我就随便弄点骨头给你!

羽山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骨头后,就平均装在小匣子里,运回国内算数。

面对着傅作义这个强悍的对手,曾经狂傲一时的羽山哪里还敢再耍日本特务的威风,从此成天躲在家里,连大门都不敢走出去了。

绥远抗战令国人相当振奋。

长城抗战失败之后,面对日本的疯狂进逼,人们不得不一再退让和忍耐,可是还要忍多久,已经没有人能忍得下去了。

突然有一天,一个草原英雄,一个寂寞高手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他俯仰天地,挽弓射雕,以善守之将打出了善攻之将的威名。

终于出手了!

全国上下久被日本人压迫之气得到极大宣泄,那情形如同是今天的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霍元甲、陈真、叶问们跳上比武擂台,痛扁那些张狂的东瀛武士及其他们的走狗。

各界对绥远抗战的支持程度是空前的,民众捐款数额之多,甚至能帮绥军重新组建一个汽车兵团。

此情此景,令傅作义本人也感叹不已。在事后发表的声明中,再三称他看到了全国的人心,而只要这种人心不死,国家必能复兴,民族也必能自救!

绥远抗战对日本的“内蒙工作”却是沉重一击。百灵庙和大庙子既失,等于拔掉了关东军安插在绥北的一颗钉子,其向西延伸的侵略线被拦腰斩断。

当初黄郛主政华北时,就十分看好傅作义,认为北方诸省中,绥远是最能在艰苦中积极求生路的一个省。

今观绥远抗战经过,信然!

第18章 死亡旅行

本来蒋介石还想支持傅作义继续进攻商都,以端掉伪蒙军老巢,但因阎锡山态度消极,加上突然听说西安不稳,他决定先放一放,到西安去安抚东北军。

他没有料到的是,此次西安之行会是一次差点永远买不到归程票的死亡旅行!

这场大戏的主角先后有好几个人,其中之一就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人生是多么诡异,两个“九一八”,把张学良的命运分割成了两处。

1930年的“九一八”,东北军以调停为名入关参战,张学良因功被授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且坐拥华北、东北两大地盘,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时风光无人能及。

1931年的“九一八”,却蒙羞失地,不仅丢失东北,还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声誉降到冰点。

如果前一个“九一八”算成功日,后一个“九一八”却是标准的耻辱日,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还是国家的耻辱。

从那以后,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就像是失去跌停板控制的股票,翻着跟头往下摔了。

1931年9月18日,不作抵抗,放弃东三省,退入锦州。

1932年1月3日,再次不战而弃锦州,至此,不到半年,关外三省一区皆丧于敌手。

1933年3月4日,热河沦陷,前后不到十天。

再然后,关东军逼近长城,继东北之后,华北也摇摇欲坠。

在内战之中,他曾是多么精明且敢作敢为,以至于连冯玉祥、阎锡山这样的千年老狐狸都摔倒在了这个毛头小伙面前。

可是在外战中,他又表现得那么怯懦和无能,以至于105个守备队员可以攻破北大营,120多个骑兵也同样能够占领热河省。

其实每一次做决策前都经过犹豫和彷徨,然而毫无例外,最后下的每一着棋又都是实实在在的臭棋。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或者说,内战聪明,外战糊涂,几乎成为“九一八”之后挂在少帅身上的固定标签。

他仍然在继续沉沦。

长城抗战前后,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张学良,已是骨瘦如柴,精神颓丧,别说指挥作战,就是谈一回话,都坚持不了,隔一会儿就得到里面去打针——当然不是感冒输液,而是去打吗啡针。

没有人认为以他这样的精神和身体状态,能够保卫长城,所以海内外舆论鼎沸,纷纷要求其下野走人。

被迫辞职出国的张学良,面临着的是军事惨败,政治失意,身体颓废,原来还想保住一些老本,最后一摸口袋却发现已输得分文不剩。

东北之后,尚有华北,华北之后,终于没有退路了。

在海外漂泊的那几年,张学良也想到了振作,想到了要改变形象,想到了要拯救自己,于是他戒除毒瘾,打算东山再起。

1934年,张学良启程回国。

回国后的张学良戒了毒,身体也得到恢复,比以前胖了,身子骨也硬朗了。

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大变,外战重又转向内斗,虽然大部分时间还是暗斗——各个地方诸侯与蒋介石“合纵”、反“合纵”的斗争愈演愈烈。

一直没有表明态度的张学良重新受到重视,从出国时那个“不抵抗将军”摇身一变,成了大家争抢的香饽饽。

张学良刚到上海,马上就有说客登门。

说客是两广派来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反蒋。

张学良并不笨,他马上就从中掂出来了自己的分量,因此回答的话也就极具技术含量:我会跟你们两广一起反蒋的,不过现在仍只有与蒋介石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为将来的主动争取机会。

此时张学良的所谓“反蒋”,倒真是对两广的敷衍之词。

两广能够“合纵”,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稳固地盘,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北军此时的处境却是虽在北方,但原有地盘已大多丧失,无所依托,一下子从主军沦为了客军。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显然,张学良此时的生存之道,不是参加“合纵”,而是进行“连横”,即依托蒋介石这个“强秦”,重新举着抗日大旗杀回东北或华北。如此,客军才有转正成为主军的希望和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着蒋介石做“忠臣”,就成了张学良的必然选择。

蒋张会晤,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再回国内,我不想带兵了,给你当侍从室主任吧。

蒋介石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谁不知道谁啊,这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也是假的,但听着就是让人打心眼儿里感到舒服。

蒋张的关系也非常特殊。

说起来,这也算是一对兄弟,但与黄郛的那种兄弟又不同,至少在早期,蒋黄都有过共同理想,称得上是志同道合。

蒋张则不然,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兄弟,不如说是生意场上的盟友更合适。

不过他们这种盟友的牢固程度,又要远超他人。那么多盟兄弟,冯玉祥反蒋,李宗仁反蒋,可以说,在蒋介石称王之后,就没有不反他的。

与冯、李相比,张学良过去不仅有改旗易帜和入关拥蒋的功劳,而且还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开表露过反意的地方诸侯,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拥蒋的模范。

蒋张之间,蒋为兄,张为弟,弟弟哪怕是犯过错误,做哥哥的也一定要原谅,更何况他曾经帮过你那么多次。

对盟弟能够戒毒并重新奋发,盟兄很满意。

于是鼓励一下:出国前,你没有干好,国民对你不满意,你这次回来后要好好干。

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听你的话,你认为什么活最难,就交给我干吧。

这么有觉悟,是蒋介石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什么活最难,当然是“剿共”。

张学良一口应承下来,并亲自调兵南下,进入大别山“剿共”。

曾有人劝他三思而后行,张学良答复:你主张抗日,可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实正是三思而后行的结果。

对红军的实力,张学良原本只有耳闻,并未目睹。东北军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打日本不行,打红军没有问题。

的确,这时候的红军在实力上确已今非昔比,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经过大别山的轮番苦斗,红25军被迫长征。

东北军和中央军一起追到了陕北,从这个时候起,东北军的噩运就开始了。

红军毕竟不是一般的部队,到陕北后,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几路红军会合,尽管面临的困难仍有增无减,但他们已无退路,其战略战术和战斗力是东北军无法比拟的。

最惨的一次,东北军整整一个师遭到伏击,从师长、参谋长一直到班排士兵,没几个人跑掉,光被俘就有三千多人。到后来,东北军几乎就成了人家的运输队,红军从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仅轻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

一时之间,东北军内怨声四起,觉得与红军这样抵死拼杀,一点都不值:本来想依靠蒋介石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没想到却被反过来利用了一把。说不定全面抗战还没开始,东北军就已经在内战中打得一个不剩了。

及时改弦更张,对东北军来说几乎是本能反应——在关内打红军,不如出关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于是,早在红军东渡黄河,与晋军和中央军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北军就已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停战并互助的协定。

而在当时,主动要求和红军联合,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其实远非东北军一家,几乎是所有地方军头的不二之选。

以陕西为地盘的杨虎城不用说了,与张学良那是难兄难弟,到两广事变爆发时,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都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抗日协定,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张、杨与红军合作,只不过是在“合纵”的名单上多添了两个人而已。

蒋介石公开场合和红军兵戎相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背地里却也早早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进行谈判,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战前后那套“削藩策”。

当然,对于诸侯们而言,这都是权宜之计。等到蒋介石摆平两广事变,众人又是一哄而散,没人再敢到黄土高原上去和红军合唱信天游了。

你们都可以散,张、杨不能,一个成天想夺回家园,另一个志在经略西北,如果不跟红军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对这些情况,蒋介石不是不知道。

两广事变发生前后,明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暗有蓝衣社,都不断有情报上达南京,说东北军不是光跟红军联系的问题,而是内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时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甚至冲进东北军军营,从中抓了几个“共党嫌疑犯”。张学良闻讯后大怒,立即派兵对陕西省党部进行反搜查,又将人领了回去。由此,两边结下深怨。

张学良为此向蒋介石“请罪”,请后者给以“处分”。

在国民党内,所谓“请罪”、“自求处分”云云,多是做给外人看的场面工夫,实际根本不可能。蒋介石当时挥挥手就过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实更不快的是少帅。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连冯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说笼络冯、阎、李这些中原大战时的老对手,只是蒋介石为了谋局而不得不为之的话,张学良看在眼里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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