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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三部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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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把睡衣处理掉,最好把它藏在熏制室的袋子底下。那只被砍死的鸡让外婆感到很困惑,她说那不像是狐狸干的。

一个月以后贝莉去拾蛋的时候又发现了一只,这一回它的脑袋被拧掉了。

外婆在餐桌上说,这肯定是她某个她拒绝帮忙的人出于怨恨干的,她说她已经把这事告诉警察局了。

弗朗西斯静静地坐在他的位子上,想着有只眼睛在他手心里眨,他握紧又松开拳头。有时候他在床上通过自慰来确定他真的没有被剪了一刀。有时候,他自慰的时候,觉得那地方在眨眼睛。外婆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她总是为一点小事就争吵,而且干不了家务活了。尽管她需要女管家,她自己却待在厨房里亲自指挥一切,把贝莉搞得团团转,饭菜的质量也降低了。贝莉一辈子都在多拉德家干活,是家里惟一的一个常年的用人。

被厨房的热气蒸得脸通红的外婆,经常是一件活没有做完就开始忙另一件,经常菜做了一半就搁下,而最后忘了上桌。她用剩菜做砂锅菜,而让新鲜的蔬菜在食品室里枯黄。

同时她越来越不能容忍浪费。她缩减了洗衣房正常的肥皂和洗涤剂的用量,结果床单变成脏兮兮的灰色。

在11月一个月当中她换了五个黑人女工帮着料理家务,可是最后她们一个也不愿意干。

她们中的最后一个离开的那天晚上,外婆气极了,她在房子里大喊大叫。她走进厨房时发现贝莉和完面团以后在案板上剩了一小勺的面粉。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饭了,在像蒸笼一样热的厨房里,她走近贝莉,打了她一记耳光。

贝莉手中的勺子掉在了地上,她惊呆了,眼里满是泪水。外婆又伸出手来还准备要打,一个结实的粉红手掌把她推到了一边。“不许你再打人。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多拉德太太,但是你不要再这样做。”

外婆破口大骂,用另一只手弄翻了炉子上的一锅汤,让滚烫的汤嗞嗞地泼了整个灶台。她走回自己的房间把门摔上。弗朗西斯听见她在房间里骂人,还听见东西砸在墙上的声音。她整个晚上都没有再出来。

贝莉把灶台清理干净,帮老人们吃过晚餐。她把自己的几件东西收进一只篮子,然后穿上她的旧毛衣,戴上绒线帽。她到处找弗朗西斯,可是没有找到。

在马车上她看到了弗朗西斯坐在门廊的拐角。他看着她从车上费力地下来走到他身边。

“小猫咪,我要离开这里了,不会再来了。在供给社的塞罗尼娅会帮我给你外婆打电话说明的。在你妈妈来之前你需要人照看。到我家来吧。”

他的脸蛋被她碰着的时候他扭过身子跑掉了。

贝莉的丈夫吆喝着赶骡车走了。弗朗西斯看着骡车上的灯笼慢慢消失了。他也这么注视过,现在悲伤的心里空落落的,因为他觉得贝莉背叛了他。现在他一点也不在乎了,他反而很快活。骡车的光线微弱的灯笼在路边消失了,它比起满月来差远了。

他在想,杀死一匹骡子该是什么感觉。

05

贝莉打电话给玛丽安·多拉德以后,玛丽安没有马上去。

两个星期后在接到圣查尔斯地区警察的电话后她终于去了。她自己开着二战前那种老款式的派克德车在下午三点来到母亲家。她戴着手套和帽子。

一位副警长在巷子口遇到了她,并探身到她的车窗口:“瓦格特太太,您母亲在中午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说有用人偷东西。当我赶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请原谅我的无礼,我发现您的母亲在无中生有,而且我看这里好像缺乏料理。警长觉得他应该向您先打声招呼,您明白我的意思吗?瓦格特先生目前是公众人物,所以……”

玛丽安明白他说的意思,瓦格特先生现在是圣路易斯公共工程处的处长,在他的党派里他已不是最吃香的人了。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看到过这地方。”副警长说。

玛丽安发现母亲正在睡觉,还有两个老年人在桌子旁坐着等着开饭,一个妇人穿着衬裙站在后院里。

玛丽安给他丈夫打电话。“他们多长时间检查一次这种场所?……我还不知道目前有没有房客的家属去投诉过。我估计这些人也不会有什么家属……不,你别介入进来。我需要几个黑奴。给我找几个黑人……还有沃特斯大夫。我处理好的。”

四十五分钟后医生带着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到了,还有一辆专车带来玛丽安的女仆和五个其他的家务仆人。

弗朗西斯放学回来的时候,玛丽安、大夫和护理员正在外婆的房间里。弗朗西斯听到外婆的咒骂声。当他们把她用疗养院的大轮椅推出来的时候,她变得目光呆滞,胳膊上有一小块棉球。她没戴假牙,脸显得凹陷而与往日不同。玛丽安的胳膊上也贴了胶布:她被她咬了一口。

外婆和护理员坐在车后排,被医生带走了。弗朗西斯目送着她。他想挥挥手,可是手臂垂到了身边。

玛丽安的清洗队在房子里面又刷又洗,清理了很多东西,又把房子通了通风,帮所有老人洗了澡。玛丽安和他们一起干,而且指挥她们做了一顿简单的饭菜。

她只在问东西在哪里的时候才和弗朗西斯说话。

后来她把仆人们打发走,给县政府打了个电话。多拉德太太中风了,她向他们解释。

当福利处的工人们开着学校的班车来接这些老年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弗朗西斯觉得他们也会把他带走。可是他没有被列入讨论的对象。

房子里只剩下他和玛丽安两个人了。她坐在厨房里,双手捂着脸;他出去爬上了一棵酸苹果树。

终于,玛丽安叫他了。她已经把他的衣物收拾到了一个小皮箱里。

“你得跟我走,”她边说边向车的方向走,“上车,别把脚放在座位上。”

他们开着派克德离开了,那辆轮椅还在院子里放着。

这回没有丑闻曝光。县政府的官员说这对于多拉德太太虽然是个遗憾,但她直到最后都把疗养院料理得很好。瓦格特一家保全了体面。

外婆被关进一家私人开的精神疗养院。直到十四年后弗朗西斯·多拉德才接她一起回家。

06

“弗朗西斯,这是你的姐妹和兄弟。”他妈妈说。他们在瓦格特的书房里。

耐德·瓦格特十二岁,维多利亚十三岁,玛格丽特九岁。耐德和维多利亚互相看了一眼,玛格丽特则盯着地板。

弗朗西斯的房间在仆人们房间的顶上。自从1944年大选惨败以后,瓦格特家就不再雇仆人了。

弗朗西斯在波特·施罗德小学念书,徒步就可以到,而且离瓦格特家其他的小孩上的主教教会学校很远。

最初的几天里瓦格特家的孩子们尽可能地不理他,可是到了第一个星期的周末,耐德和维多利亚到仆人房间这一层来找他。弗朗西斯听到他们在门外嘀咕了几分钟,然后他的房门的把手动了动。看到房门锁着,他们并没有敲门。

耐德说:“开开门。”

弗朗西斯打开了门。他们没理他而是径直到他的衣橱里翻看。耐德打开小柜子的一个抽屉,两个手指夹出他发现的东西:生日时得到的绣着弗朗西斯名字缩写F。D。的手帕,一个吉他的弦枕,一只装着漂亮的甲壳虫标本的药瓶,一本表面有水痕的《棒球乔在世界联赛上》,还有一张签着“你的同学萨拉·黑尔”的纪念卡。

“这是什么?”耐德问。

“弦枕。”

“干什么用的?”

“吉他上的。”

“你有吉他吗?”

“没有。”

“那你要它干什么?”维多利亚问。

“我爸爸曾经用过它。”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你说什么?让他再说一遍,耐德。”

“他说那是他爸爸的东西。”耐德拿起弗朗西斯的一块手帕,在里面擤了鼻涕后又扔回抽屉。

“他们今天把小马带走了。”维多利亚说。她在弗朗西斯的小而窄的床上坐下,耐德坐在她身边,背靠着墙,脚踩着被子。

“没有小马了,”耐德说,“没有夏天的湖滨别墅了。你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吗?你说呀,你这个小混蛋?”

“爸爸现在老是得病,挣不到那么多钱了。”维多利亚说。“有时候他根本就不去上班了。”

“知道为什么他会不舒服吗?你这个小混蛋?”耐德问。“你回答我啊!”

“奶奶说他现在是酒鬼。你明白吗?”

“他不舒服就因为你这张丑巴巴的脸。”耐德说。

“别人不投他的选票也是因为你。”维多利亚说。

“出去。”弗朗西斯说。他转身去开门的时候,耐德朝他背后踹了一脚。弗朗西斯用双手捂住腰。耐德又踢他的腹部。

“噢,耐德,”维多利亚说,“噢,耐德。”

耐德扭住弗朗西斯的耳朵把他拎到梳妆台的镜子前面。

“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耐德拽着他的头发往镜子上撞。“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一下猛撞。“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又一下。镜子被撞碎了,沾满了血迹和黏液。耐德松了手,弗朗西斯坐到地板上。维多利亚看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咬着下嘴唇。他们把他扔在那里走了。他的脸被血和唾沫沾湿了。他的眼睛因为疼痛而流出眼泪,但他没有哭。

28

01

芝加哥的雨沉闷地下了整整一夜,落在弗雷迪·劳厄兹的露天墓地的雨篷上。

雷鸣让威尔·格雷厄姆由于劳累已经很疼的头颤震动着,他从书桌前起身走到床边的时候摇摇晃晃。床边,梦如蛇一般缠绕在他的枕头下面,等待着他。

圣查尔斯城北部的一栋老房子任凭冷雨敲窗、电闪雷鸣,在风雨中重复着它长长的叹息。

楼梯在黑暗中吱呀作响。多拉德先生下楼了。他的和服在他走路时窸窣作响,他的双眼因为充足的睡眠而圆睁。

他的头发潮乎乎的,整齐地梳理过。他已经清理过指甲。他走路的时候既缓慢又沉稳,注意力很集中,好像在小心地端着满满的一杯茶。

胶片在他的投影仪旁边。两个家庭的。其他的胶片成卷地堆在废纸篓里准备销毁。他从十几部家庭自制影片里选中了两个家庭的,在公司复制好然后带回家观看。

在他的舒适的靠背椅旁边放着奶酪和水果,他舒舒服服地坐进去,开始看影片。

第一部是国庆周末的一个野餐会。一个很温馨的家庭,三个孩子,父亲很强壮,用他粗大的手指伸进腌菜罐。后面是母亲。她拍得最好的镜头是在她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垒球的时候,尽管她在镜头上只有大概十五秒钟。她在第二垒上面冲着投手和投手板,两脚分开,做好从两个方向都能出球的准备,在她弯腰向前倾的时候她的前胸在套衫下颤动着。一个孩子挥舞了一下球棒,可恶地中断了她的镜头。现在又是她了,返回触垒。她把一只脚放在船用的坐垫上,坐垫在这里当了垒,两腿一弯一直;她大腿的肌肉在她弯曲的腿上紧绷着。

一遍又一遍多拉德看着这女人的身体。脚放在垒上,髋部倾斜着,大腿的肌肉在剪短了的牛仔裤里绷紧了。

他定住最后一个片段。母亲和她的孩子们。他们玩累了,身上很脏。孩子们偎依在妈妈的怀里,一只狗在他们的腿中间摇尾巴。

一阵震耳的雷鸣把外婆的高高的橱柜里的水晶雕刻品震得玎玲作响。多拉德伸手拿了个梨。

第二部影片分了几个部分。影片的名字叫“新家”,用几分钱的硬币在一个打破了的猪形扑满上方的衬衫盒上拼出来。开头是父亲在院子里立起一块“出售”的标牌。他拿着标牌,脸冲着镜头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鬼脸,他的裤兜掏空了被翻出来。

妈妈和三个孩子在台阶上的一个特写,拍得摇摇晃晃。这是栋很漂亮的房子。镜头切换到游泳池。一个孩子,头发油光光的,个子很小,啪嗒啪嗒地走到跳水板前,在瓷砖上留下湿湿的脚印。水里露出了几个小脑袋。一只小狗向一个女孩游过去,它的耳朵往后伸,脸高高地露出水面,眼白都看得很清楚。

妈妈在水中拉着登梯的扶手抬头看镜头。她黑色的鬈发有光泽;丰胸在泳衣的上方膨润闪亮。她两腿分开站立,腿的影子在水波的荡漾中浮动。

夜里。一个曝光很差的镜头从游泳池移到灯光明亮的房子,灯光在水中反射。

切换到房子里面,一家人在欢笑。到处是盒子,还有装箱用的材料。一只老式的大箱子,还没搬到阁楼上去。

小女儿在试外婆的衣服。她戴上一顶花园晚会的帽子。父亲坐在沙发里,他看起来好像喝醉了。然后显然是父亲拿着摄影机。高度并不是很合适。妈妈在镜子前面戴帽子。孩子们在她身旁欢笑,男孩子们在旁边一边笑一边拉拽着上面的古董装饰。女孩静静地看着妈妈,审视着若干年后自己的模样。

到片尾了。妈妈转过身,冲镜头摆了个姿势,还做了一个夸张的微笑,手放在脖子背后。她很讨人喜欢。她的脖子上戴着一块有浮雕的玉石。

多拉德定住屏幕,往回倒影片。一遍又一遍她从镜子前面转过身,微笑着。

心不在焉地,多拉德拿起垒球赛的胶片,把它扔到了废纸篓里。

他把胶片从投影仪里取出来,看了看盒子上的地址标签:鲍伯·谢尔曼,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城,603号邮箱,星光大道7号。

开车去会很方便。

多拉德把胶片放在手心里,用另一只手盖住,仿佛它是一只小生命能挣扎着从手中逃走似的。它好像是一只在手心里蹦的蛐蛐。

他记得在利兹家时开灯以后的慌乱和跳动。他必须把利兹先生处理好才能打开他的摄影灯。

这一次他可要做一个流畅的过程。要是能在暗中把摄影机开着,偷偷地爬到睡觉的两个人中间依偎一会儿该多惬意啊。然后他可以在黑暗中搏斗,再坐在他们俩的血迹中间快活自在。

他可以用红外线胶卷做到这一切,他知道该上哪里去找。

投影仪还开着。多拉德手里握着胶片,眼睛看着明亮的空屏幕,可他却能看到心中的影像,与窗外风的叹息连在了一起。

他并不是出于报复的心理。只有爱和荣誉就要来临的企盼与兴奋。他的狩猎目标的心跳变得微弱而急促,像一下跨进了静谧的脚步。

他躁狂地跃立着,跃立着,被爱充满了。谢尔曼一家向他敞开了大门。

他的过去丝毫不会来干扰他,现在只有即将到来的荣耀。他从来不去想他母亲的家。事实上,他对那段时光的记忆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是朦胧的。

二十几岁的时候多拉德对他母亲家的房子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了,只在他的记忆宫殿里留下了一层膜。

他记得他只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忘了是因为他九岁时吊死了维多利亚的猫才被送走的。

在他仅有的几个记忆片段里有一个是那房子本身,里面灯光明亮,那是他在冬天的一个黄昏从街上路过房子时看的一眼。那天他从波特·施罗德小学放学回到一英里以外他寄宿的人家。

他能记起瓦格特家书房的气味,像钢琴被打开时发出的气味,他妈妈在那里给他假期需要的东西。他不记得临走时楼上窗户里的一张张脸。外面的地被冻得硬邦邦的,那些实用的礼物在他发热的胳膊底下面目可憎;他的思想逃到了大脑深处的一个家里,与圣路易斯的家完全不同。

在十一岁那年他的臆想开始非常活跃而且变得强烈。在他的爱发展得太猛烈的时候他就释放它。他捕捉宠物,小心翼翼地,观察它们的反应。它们是那么驯服,每次动手都很容易。警方从来没有把他和车库地面上的小小的血滴联系在一起。

四十二岁的他已经不记得这些了。他也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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