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三部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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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点刚过不久，布隆维斯特从厨房窗口看见西西莉亚家的楼上亮起一盏灯。晚上七点半电视新闻刚开播时，他去敲了她家的门。她穿着浴袍来应门，还用黄色浴巾裹着湿湿的头发。布隆维斯特立刻道歉说不该打扰她并作势离去，却见她挥挥手请他进客厅。她按下咖啡壶开关，然后上楼去了。几分钟后，等她再次下楼时，已经换上牛仔裤和法兰绒格纹衫。

“我都开始怀疑你永远不打算来了呢！”

“我应该先打个电话，但因为看到你的灯亮着一时心血来潮就来了。”

“我曾经看到你的灯亮一整夜，你也经常半夜出去散步。你是夜猫子？”

布隆维斯特耸耸肩。“来了这里就变这样了。”他看着几本堆在餐桌边缘的教科书，问道：“你还在教书　？＇＇”

“没有，我是校长，没有时间。但我以前教过历史、宗教和社会学。我还剩几年的时间。”

“还剩？”

她微笑道：“我今年五十六岁，不久就要退休。”

“你一点也不像五十几岁的人，倒像是四十几岁。”

“嘴巴真甜。你多大呢？”

“四十出头。”布隆维斯特带着浅笑说。

“不久前才不过二十岁，时间过得真快。人生嘛，就是这样。”

西西莉亚倒咖啡后，问他饿不饿。他说吃过饭了，倒也不全是假话。他没有下厨，只吃三明治，不过他不饿。

“那你过来干吗？问我问题的时候到了吗？”

“老实说……我不是过来问问题的。我大概只是想来打个招呼。”

她笑了笑。“你被判入狱，搬到海泽比，一头栽进亨利最大嗜好的资料中，晚上不睡觉，在酷寒的夜里外出散步许久……我还漏了什么吗？”

“我的人生正走向毁灭。”

“周末来找你的那个女人是谁？”

“爱莉卡……《千禧年》的总编辑。”

“你的女朋友？”

“不算是。她结婚了。我应该算是朋友兼备用情夫。”

西西莉亚放声大笑。

“什么事这么好笑？”

“你的用词。备用情夫。我喜欢这个说法。”

布隆维斯特对西西莉亚有了好感。

“我自己也可以找个备用情夫。”她说。

她踢掉拖鞋，一脚跷到他的膝盖上。布隆维斯特不由自主便将手放在她脚上，开始抚摸她的脚踩。他犹豫了一下——他可以感觉到自己正一步步踏进不可预知的境地，但他仍试探地用大拇指开始按摩她的脚底。

“我也结婚了。”她说。

“我知道，范耶尔家族里没有人离婚。”

“我已经快二十年没见过我丈夫。”

“怎么了？”

“这不关你的事。我也应该有……三年没有发生性关系了。”

“真令我惊讶。”

“为什么？这是供需的问题。我对男朋友或已婚男人或同居人没兴趣，我还是一个人最好。那我去跟谁做爱？学校里的老师吗？我认为不行。学生吗？正好为那些上了年纪的长舌妇提供有趣的话题。而且大家都眼睁睁盯着姓范耶尔的人。而在这海泽比岛上除了亲戚就是结了婚的人。”

她弯身向前，亲亲他的颈子。

“我有没有吓着你？”

“没有，不过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我在替你叔叔工作。”

“我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但说实话，亨利很可能不会反对。”

她跨坐在他腿上，亲吻他的嘴。她的头发还没干，闻得到洗发精的香味。他笨拙地解开她法兰绒衬衫的扣子，往下拉到肩膀处。她没有戴胸罩。当他吻她的胸部时，她用力贴了上去。

毕尔曼绕过办公桌，拿银行的账户明细给她看——那里头的每一分钱她都一清二楚，只不过现在无法任意使用。他站在她身后，冷不防地便开始摩挲她的颈背，其中一只手还从她的左肩划过她胸前。他把手放在她右边胸部上，然后静止不动。见她无意反抗，便顺势捏了几下。莎兰德没有动，她可以感觉到他的气息喷在她脖子上，一面则打量着他桌上的拆信刀；她空出的手可以拿得到。

不过她什么也没做。这些年来，她从潘格兰那儿只学到一件事，那就是冲动行事会惹麻烦，而麻烦可能导致令人不快的后果。她做事一定三思而后行。

一开始的性侵害——在法律上定义为对于无独立自主能力者进行性骚扰与剥削，理论上可以让毕尔曼关上两年——只持续了几秒钟。但这足以跨越界线，无法回头。对莎兰德而言，这是敌方在展示武力——代表着撇开他们之间小心定义的法律关系不谈，她仍得任凭他处置，毫无反击之力。几秒钟后，他们四目交接，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她看见他脸上的欲望。莎兰德自己却面无表情。

毕尔曼回到桌子另一边，坐到他那张舒适的皮椅上。

“我不能随你的意思给你钱。”他说：“你为什么需要这么贵的计算机？要打电玩，还有很多便宜的款式可以选。”

“我想像以前一样自己管钱。”

毕尔曼对她投以怜悯的眼光。

“这得先看看情形。首先你得学着圆融一点，和别人好好相处。”

毕尔曼若能知道她毫无表情的双眼背后的思维，恐怕就不太笑得出来了。

“我想我们俩会成为好朋友。”他说：“我们要能彼此信任。”

见她没有回应，他又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莉丝。”

她点点头。

“过来。”他说着伸出一只手。

莎兰德瞪了拆信刀几秒钟后，才起身朝他走去。他拉起她的手压住他的胯下，她可以透过深色斜纹呢长裤感觉到他的性器。

“如果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

他用另一只手钩住她的脖子，拉她跪下，让她的脸正对着他的裤裆。

“这事你以前做过吧？”他边说边拉下拉链。他身上的味道好像刚刚用肥皂和水清洗过。

莎兰德将头别开，试图起身，但他很用力地压制她。论力气，她比不过他；她四十公斤而他九十五。他用两手抓住她的头，将她的脸转过来，两人视线交汇。

“如果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他又重复一遍。“如果你惹麻烦，我可以让你在精神病院关一辈子。你希望这样吗？”

她没有搭腔。

“你希望这样吗？”他再说了一遍。

她摇摇头。

他等着她低头，并视之为屈服，然后将她拉近。莎兰德张开嘴，将那东西含进口中。他仍紧抓着她的脖子，粗暴地扯着她靠上来。他又撞又压了整整十分钟，她一直觉得作呕，当最后射精时，他抓得她好紧，让她几乎窒息。

他让她进办公室的洗手间。莎兰德全身发抖，一面擦脸，一面试着洗掉毛线衫上的污渍。她嚼了一点牙膏，想消除口中的味道。回到办公室时，律师正无动于衷地坐在办公桌前研究文件。

“坐下，莉丝。”他头也不抬地说。她坐下来。最后他看着她露出笑容。

“你已经长大了，对吧，莉丝？”

她点点头。

“那么你也得会玩大人的游戏。”他用对小孩说话的口气说道。她没有回答。他微微皱一下眉头。

“我想你最好不要把我们的游戏告诉任何人。你想想看，谁会相信你？有一些文件数据注明你‘精神异常’。你要和我对质，你认为谁说的话会比较有分量？”

他见她仍不答话便叹了口气。她这样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他，实在令他恼火——不过他克制住了。

“你和我，我们会成为好朋友。”他说：“你今天来见我，做得很对。你随时都能来找我。”

“我需要一万元买电脑。”她说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持续之前中断的话题。

毕尔曼扬起眉毛。迟钝的贱人。她真是他妈的智障。他递出支票，是趁她在洗手间时开的。这比嫖妓划算，用她自己的钱来付。他露出傲慢的笑容，莎兰德拿过支票便即离去。

第十二章

二月十九日星期三

假如莎兰德是个普通公民，她很可能一离开毕尔曼的办公室便立刻上警局指控他强暴。她脖子上的淤青，还有身体和衣服上所残留的精液经过DNA鉴定，都能定他的罪。即使律师宣称是她想要的或她引诱的或强暴犯惯用的其他借口，他也会因为违反太多监护规定，而立刻被剥夺对她的监护权。检举的结果，莎兰德可能会被指派一名精通性侵罪的律师，接下来便可能谈论到真正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她为什么会被判定为法定失能。

自一九八九年起，“法定失能”一词便不再适用于成人。

社会福利保护机制可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受托，一是监护。

当有人因各种理由无法照理日常生活、付账单，或妥善照顾自己的健康时，受托人便会主动出面协助。指定的受托人通常是亲戚或好友。如果当事人没有亲近的人，便由社会福利机关指派。受托可以说是比较和缓的监护形式，受托的当事人——亦即被判定失能者——仍可管理自己的资产，也可与受托人协商作出决定。

监护则是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当事人无权管理自己的金钱，在许多事情上也无权作决定。书面文字明确写道：监护人得以接管当事人的所有法定权力。

在瑞典，大约有四千人受到监护，而最常见的理由是罹患精神病，或精神病加上严重酗酒或吸毒。还有一小群人是因为患了痴呆症。许多受监护的人都十分年轻——顶多三十五岁。莎兰德便是其中之一。

剥夺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亦即对银行户头的控制权——是民主政治对人权，尤其是年轻人的人权最大的侵害之一。因此监护权的问题有可能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因而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并由监护局控管。这个局隶属郡政府，并受国会监察专员监督。

大多时候，监护局都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但由于该局处理的议题敏感，因此上媒体的申诉或丑闻事件少之又少。

偶尔有一些报告指控受托人或监护入侵吞基金，或卖掉当事人的共管式公寓中饱私囊。这些案例之所以不多，可能有两个原因：或许该局将工作做得很令人满意，也或许当事人没有机会申诉，也没有可靠的渠道让媒体或当局听到他们的声音。

监护局理应每年进行核查，看看有无任何足以撤销监护权的理由。由于莎兰德始终不肯接受精神疾病检查——她甚至不肯礼貌地向老师道早安——有关当局自然从未找到改变决定的理由。于是她只能一直维持现状，年复一年地受监护权约束。

然而，法律明文规定监护权的行使“须视个案而定”。潘格兰将此解读为莎兰德可以照顾自己的金钱和生活。他小心翼翼地按照有关单位的要求，每个月交报告，每年还会总评一次。在其他方面，他对待莎兰德与一般正常人无异，也不会干涉她生活方式与交友的选择。他认为不管是他或社会都无权决定这个年轻女孩应不应该穿鼻环，或应不应该在脖子上刺青。他面对地方法院态度仍是如此固执，正是他们能处得来的原因之一。

只要潘格兰还担任她的监护人，莎兰德从来不太注意自己的法律地位。

莎兰德和一般正常人不同。她对法律的认识很粗浅——这门学科她始终没机会深入研究，对警察的信任更几乎等于零。对她而言，警察是多年来不断地逮捕她、羞辱她的敌对势力。她最后一次和警察打交道是在前一年五月，从约特路正要回米尔顿安保公司的路上。冷不防地，她眼前出现一个戴着防护面罩的防暴警察。她虽然没有任何挑衅行为，对方还是拿警棍打她的肩膀。她第一个自然反应就是用手上的可乐瓶，展开猛烈反击，警察则趁着还没被她打伤前转身跑了。后来她才知道“还我街道”团体正在那条路稍远处示威游行。

她想都没想过要进警局向那些戴面罩的禽兽报案，指控毕尔曼性侵扰。何况，她该怎么说呢？毕尔曼摸她的胸部？任何一个警员都会看看她，然后认定以她那么小的胸部，这种事实在不可能发生。就算真的发生了，她也应该因为有人看得起她而感到自豪。至于替他口交的部分——诚如他所提出的警告，他们俩得对质，而以她的经验看来，其他人的话总是比她的有分量。所以不能找警察。

她离开毕尔曼的办公室后，回家冲了个澡，吃了两个乳酪酸黄瓜三明治，然后坐到客厅那张破旧又凹凸不平的沙发上细细思索。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她当时没有反应就是她自己的错——说不定这也再次显示她太不正常，以至于连被强暴也无法引发适当的情绪反应。

她的交友圈不大，也没有任何住在郊区、受到保护的中产阶级友人。但在莎兰德满十八岁时，她所认识的女孩当中没有一个不曾被强迫进行某种性行为。这些性侵扰多半来自稍微年长的男友，他们会用某种程度的蛮力让自己得逞。据莎兰德所知，这些事故导致的结局只有哭泣与暴怒，从未牵扯上警方的笔录。

在她的世界里，这是世事的自然法则。身为女孩的她是合法的猎物，尤其她又穿着破旧的黑皮夹克，眉毛上穿洞，身上刺青，而且毫无社会地位。

发牢骚埋怨也没用。

但话说回来，毕尔曼律师也不能不受点教训。莎兰德从未忘记过任何不公之事，而以她的个性是绝不会原谅的。

但她的法律地位很麻烦。她打从有记忆以来，就被视为顽劣且具有无来由的暴力倾向。她档案簿中的第一篇报告来自小学学校护士的记录。莎兰德因为殴打同学，还推他去撞外套挂钩害他流血，而被送回家去。现在想起那个被害者她还觉得气恼——一个名叫戴维·古斯塔夫森的小胖子，老爱捉弄她，拿东西丢她，长大想必也是个霸王。那时候她不知道什么叫“骚扰”，但当她第二天回到学校，男孩便威胁要报复。于是她猛然向他挥出右拳，且因手中握着高尔夫球力道更猛——结果他流了更多血，而她的档案簿也多记上一笔。

学校里社交互动的规则总是令她感到迷惑。她只管自己的事，从不干涉周遭任何人做什么。可是偏偏就有人不肯放过她。

上中学之后，她有几次因为和同学打架被送回家。她班上比她壮得多的男孩很快就记取教训，知道和那个瘦巴巴的女孩打架恐怕占不到便宜：和班上其他女孩不同的是，她从不退缩，也会毫不犹豫地用拳头或任何手边可取得的武器保护自己。她随时随地都是一副宁可被打死也不受任何委屈的样子。

而且她有仇必报：

有一回，莎兰德和一个高大、强壮许多的男孩打了起来，体型上她完全吃亏。起初男孩只是好玩地将她推倒在地几次，后来见她企图反击便打她耳光，但一点效果也没有。尽管他壮得多，这个蠢女孩仍不断攻击他，过了一会儿连他的同学也开始意识到不能让他们俩再打下去了。很明显地，她根本无力对抗，因此下场惨不忍睹。最后男孩一拳打中她的脸，她嘴唇裂开、眼冒金星。他们就把她丢在体育馆后面的地上、她在家休息两天，第三天早上她拿了一支球棒，一见到殴打她的男孩便朝他的耳朵挥击。结果她被叫到校长室，校长决定以伤害罪向警方报案，后来还展开特殊的社会福利调查。

她的同学觉得她疯了，便将她当疯子对待，老师们对她也几乎不感到同情。她一直不多话，在老师眼中她成了一个从不举手发问、老师提问时也经常不回答的学生。谁也不知道她是不知道答案，或有其他原因，总之是反映在成绩上了。她无疑是有问题，但尽管老师们开会时经常讨论到她，却是谁也不想为这个顽劣的女孩负责。于是到头来老师们便对她视而不见，让她阴沉静默地坐在一旁。

她转到另一所中学时，连一个可以道别的朋友都没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