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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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雨儿
我每天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电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儿。”如果是越洋长途，讲完我就等，等那六个字穿越渺渺大气层进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她说，“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
　　“对，那就是我。”
　　“喔，雨儿你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刚离开你。”
　　“真的？我不记得啊。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再过一个礼拜。”
　　“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女儿。”
　　“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啊。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到潮州看她时，习惯独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带孩子一样把被子裹好她的身体，放周璇的《天涯歌女》，把灯关掉，只留下洗手间的小灯，然后在她身边躺下。等她睡着，我再起来工作。
　　天微微亮，她轻轻走到我身边，没声没息地坐下来。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缩，也就是说，人逐渐逐渐退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
　　我一边写，一边说：“干嘛那么早起？给你弄杯热牛奶好吗？”
　　她不说话，无声地觑了我好一阵子，然后轻轻说：“你好像我的雨儿。”
　　我抬起头，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头发，说：“妈，千真万确，我就是你的女儿。”
　　她极惊奇地看着我，大大地惊讶，大大地开心：“就是说嘛，我看了你半天，觉得好像，没想到真的是你。说起来古怪，昨天晚上有个人躺在我床上，态度很友善，她也说她是我的雨儿，实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个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进玻璃杯中，然后把杯子放进微波炉。远处隐隐传来公鸡的啼声。
　　“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一脸困惑。
　　“我从台北来看你。”
　　“你怎么会从台北来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过热牛奶，继续探询，“如果你是我的雨儿，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你是不是我养大的？是什么人把你养大的呢？”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
　　“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
　　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山路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了视线，我稍稍挪动椅子，插在这两个人头的中间，才能把她看个清楚。今晚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显得飘逸有致。
　　媒体涌向舞台前，镁光灯烁烁闪个不停。她笑说，媒体不是为了她的“歌”而来的，是为了另一件“事”。然后音乐静下，她开口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低低地唱着，余音缭绕然后戛然而止时，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她说，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
　　在海浪一样的掌声中，我没有鼓掌，我仍旧深深地注视她。她说的“事”，是五十九岁的导演杨德昌的死。她说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谁可能知道？一个曾经爱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
　　挡了我视线的两个人头，一个是胡志强的。一年前中风，他走路时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憨厚。他的身边紧挨着自己大难不死的妻，少了一条手臂。胡志强拾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另一个头，是马英九的。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　　　让它好好的去
　　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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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
每次到屏东去看妈妈，还没到时先给她电话：“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愉快的声音传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欢的人。”
　　“猜对了，”我说，“我是你的女儿，我是小晶。”
　　“小晶啊，”她说，带着很浓的浙江乡音，“你在哪里？”
　　带她去“邓师傅”做脚底按摩，带她去美容院洗头，带她到菜市场买菜，带她到田野上去看鹭鸶，带她到药房去买老人营养品，带她去买棉质内衣，宽大但是肩带又不会滑下来的那一种，带她去买鞋子买乳液买最大号的指甲刀。我牵着她的手在马路上并肩共行的景象，在这黄狗当街懒睡的安静小镇上就成为人们记得的本村风景。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又经过他的店铺，一边切槟榔一边用眼睛目送我们走过，有时候说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伊查某仔转来喽！”
　　见时容易别时难，离开她，是个复杂的工程。离开前二十四小时，就得先启动心理辅导。我轻快地说：“妈，明天就要走啦。”
　　她也许正用空蒙蒙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这时马上把脸转过来，慌张地看着我，“要走了？怎么要走呢？”
　　我保持声音的愉悦，“要上班，不然老板不要我啦。”
　　她垂下眼睛，是那种被打败的神情，两手交握，放在膝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跟“上班”，是不能对抗的，她也知道。她低声自言自语：“喔，要上班。”
　　“来，”我拉起她的手，“坐下，我帮你擦指甲油。”
　　买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指甲油，专门用来跟她消磨卧房里的时光。她坐在床沿，顺从地伸出手来，我开始给她的指甲上色，一片一片慢慢上，每一片指甲上两层。她手背上的皮，抓起来一大把，是一层极薄的人皮，满是皱纹，像蛇蜕掉弃置的干皮。我把新西兰带回来的绵羊油倒在手心上，轻轻揉搓这双曾经劳碌不堪、青筋暴露而今灯尽油枯的手。
　　涂完手指甲，开始涂脚指甲。脚指甲有点灰指甲症状，硬厚得像岩石。把她的脚放进热水盆里──她缩起脚，说：“烫。”我说：“一点也不，慢慢来。”浸泡五分钟后，脚指甲稍微松软了，再涂色。选了艳丽的桃红，小心翼翼地点在她石灰般的脚指甲上。效果，看起来确实有点恐怖，像给僵尸的脸颊上了腮红。
　　我认真而细致地“摆布”她，她静静地任我“摆布”。我们没法交谈，但是，我已经认识到，谁说交谈是唯一的相处方式呢？还有什么，比这胭脂阵的“摆布”更适合母女来玩？只要我在，她脸上就有一种安心的平静。更何况，胭脂阵是有配乐的。我放上周璇的老歌，我们从《夜上海》一直听到《凤凰于飞》、《星心相印》和《永远的微笑》。
　　涂完她所有的手指甲和脚指甲，轮到我自己。黄昏了，淡淡的阳光把窗帘的轮廓投射在地板上。“你看，”我拿出十种颜色，每一只指甲涂一个不同的颜色，从绯红到紫黑。她不说话，就坐在那床沿，看着我涂自己的指甲，从一个指头到另一个指头。
　　每次从屏东回到台北，朋友总是惊讶：“嗄？你涂指甲油？”
　　指甲油玩完了，空气里全是指甲油的气味。我说：“明天，明天我要走了。要上班。”
　　她有点茫然，“要走了？怎么要走了？那──我怎么办？我也要走啊。”
　　把她拉到梳妆镜前，拿出口红，“你跟哥哥住啊，你走了他要伤心的。来，我帮你化妆。”她一瞬间就忘了我要走的事，对着镜子做出矜持的姿态：“我啊，老太婆了，化什么妆哩。”
　　可是她开始看着镜中的自己，拿起梳子，梳自己的头发。
　　她曾经是个多么耽溺于美的女人啊。六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去纹了眉和眼线，七十岁的时候，还问我她该不该去隆鼻。多少次，她和我一起站在梳妆镜前，她说：“女儿，你要化妆。女人，就是要漂亮。”
　　现在，她的手臂布满了黑斑，黑斑在干枯的衰老的皮肤上，像褪下的蛇皮。
　　我帮她擦了口红，说：“来，抿一抿。”她抿了抿唇。
　　我帮她上了腮红。
　　在她纹过的眉上，又画上一道弯弯淡眉。
　　“你看，”我搂着她，面对着大镜，“冬英多漂亮啊。”
　　她惊讶，“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你的女儿嘛。”我环抱着她瘦弱的肩膀，对着镜子里的人，说，“妈，你看你多漂亮。我明天要走喔，要上班，不能不去的，但马上会回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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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
回屏东看母亲之前，家萱过边境来访。细致的她照例带了礼物。一个盒子上写着“*燕窝”，我打开看一下，黑溜溜的一片，看不懂。只认得盛在瓷碗里头加了冰糖的白糊糊又香又甜的燕窝；这黑溜溜的原始燕窝──是液体加了羽毛、树枝吗？还真不认识。不过，家萱当然是送给母亲吃的，我不需操心。
　　她又拿出一个圆筒，像是藏画的。一卷纸拿出来，然后一张一张摊开，她说：“我印得多了，想想也许你妈可以用。”
　　海报大小的白纸，印着体积很大、油墨很浓的毛笔字，每一张都是两三行，内容大同小异：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深爱您。
　　您的房子、看护、医药费，我们全都付了。
　　我们承诺，一定竭尽所能照料您。
　　请您放心。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都是您含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