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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一九四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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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他还见到一个把臀部轧得血肉模糊还没死去的人。白修德说，流血并不使他难过，难过的是弄不明白这些景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迁徙，他们各级政府哪里去了？———这证明白修德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扒不上火车或对火车失望的，便是依靠自己的双腿，无目的无意识地向西移动。白修德说，整整一天，沿着铁路线，“我见到的便是这些由单一的、一家一户所组成的成群结队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列”。这种成群结队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只是因为饥荒和求生的欲望，才使他们自动地组成了灾民的行列。可以想像，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他们也不知道，前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惟一留在心中的信心，便是他们自己心中对前方未来的希望。也许能好一些，也许熬过这一站就好了。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这又是白修德所不能理解的。灾民的队伍在寒冷的气候中行走。不论到哪里，只要他们由于饥寒或筋疲力尽而倒下，他们就再也起不来了。独轮车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当爹的推着，当娘的拉着，孩子们跟着。缠足的老年妇女蹒跚而行。有的当儿的背着他们的母亲。在路轨两旁艰难行走在行列中，没有人停顿下来。如果有孩子伏在他的父亲或母亲的尸体上痛哭，他们会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走过。没有人敢收留这啼哭的孩子。
三、卖人情况。逃荒途中，逃荒者所带的不多的粮食很快就会被吃光。接着就吃树皮、杂草和干柴。白边走边看到，许多人在用刀子、镰刀和菜刀剥树皮。
这些树据说都是由爱好树木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剥皮后就会枯死。当树皮、杂草、干柴也没得吃时，人们开始卖儿卖女，由那些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去卖那些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这时同情心、家属关系、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人们惟一的想法是要吃饭，饥饿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九岁男孩卖四百元，四岁男孩卖两百元，姑娘卖到妓院，小伙子往往被抓丁。抓丁是小伙子所欢迎的，因为那里有饭吃。如我的花爪舅舅。
四、狗吃人情况。由于沿途死人过多，天气又冷，人饥饿无力气挖坑，大批尸体暴尸野外，这给饥饿的狗提供了食品。可以说，在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区，狗比人舒服，这里是狗的世界。白修德亲眼看到，出洛阳往东，不到一个小时，有一具躺在雪地的女尸，女尸似乎还很年轻，野狗和飞鹰，正准备瓜分她的尸体。沿途有许许多多像灾民一样多的野狗，都逐渐恢复了狼的本性，它们吃得膘肥肉厚。野地里到处是尸体，为它们的生存与繁殖提供了食物场。有的尸体已被埋葬了，野狗还能从沙土堆里把尸体扒出来。狗可能还对尸体挑挑拣拣。挑那些年轻的、口嫩的、女性温柔的。有的尸体已被吃掉一半，有的脑袋上的头肉也被啃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个骷髅。白将这种情况，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对日后的没被狗吃仍活着的灾民，倒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五、人吃人情况。人也恢复了狼的本性。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像狗一样会去吃人。白说，在此之前，他从未看到过任何人为了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这次河南之行，使他大开眼界，从此相信人吃人在世界上确有其事。如果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的倒可以理解，反正狗吃是吃，人吃也是吃；但情况往往是活人吃活人，亲人吃亲人，人自我凶残到什么程度？白见到，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干干净净。还有易子而食的，易妻而食的。———写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不去组成三K党，不去成立恐怖组织，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从这点出发，我对地主分子范克俭舅舅气愤叙述的一帮没有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占据他家小楼，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的情形，感到由衷地欢欣和敬佩。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这些土匪，被人用浸油的高粱秆给烧死了。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河南开始救灾。因为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说要救灾，当然就救灾了。不过，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首起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仍然是外国人。虽然我们讨厌外国人，不想总感谢他们，但一到关键时候，他们还真来帮我们，让我们怎么办呢？这时救灾的概念，已不是整体的、宏观的、从精神到物质的，仅仅是能填一下快饿死过去人的肚子，把人从生命死亡线上往回拉一把。外国主教们———本来是来对我们进行精神侵略———在委员长动作之前，已经开始自我行动了。这个行动不牵涉任何政治动机，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而纯粹是从宗教教义出发。他们是受基督委派前来中国传教的牧师，干的是慈善事业。这里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相残食，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在尽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人在战场上是对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乡亲面前，他们的心却相通了。从这一点上说，我的乡亲们也不能说饿死得全无价值。教会一般是设粥场；而有教会的地方，一般在城市如郑州、洛阳等。我的几个亲戚，如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都喝过美国、欧洲人在大锅里熬制的粥。我的花爪舅舅，就是在洛阳到粥场领粥的路上，被胡宗南将军抓了壮丁的。慈善机构从哪里来的粮食熬粥呢？因为美国政府对蒋也不信任了，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实行发放的；而这些逃窜的中国灾民，虽然大字不识，但也从本能出发，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感到惟一的救星就是外国人、白人。白修德记载：
教士们只是在必要时才离开他们的院子。因为惟有在大街上走着的一个白人才能给难民们带来希望。他会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虚弱的妇女和儿童围住。他们跪在地上，匍匐着，磕着头，同时凄声呼喊：“可怜可怜吧！”但他们恳求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点食物。
读到这里，我一点不为我的乡亲脸红。如果换了我，处在当时那样的处境，我也宁愿给洋人磕头。教会院子周围，到处是逃难的人群。传教士一出院子，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乡亲们都聚集到外国人周围了。我想这时如外国人振臂一呼，乡亲们肯定会跟他们揭竿而起，奋勇前进，视死如归，再不会发生八国联军时抵抗外国人的情形了。儿童和妇女们，每日坐在教会门口；每天早晨，传教士们必须把遗弃在教会门前的婴儿送进临时设立的孤儿院去抚养———连后代也托付给洋人了。惟有这些少数外国人，才使我的乡亲意识到生命是可贵的。我从发黄的五十年前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在谈到设立粥场的动机时说：
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教会还开办了教会医院。教会医院里挤满了可怕的肠胃病患者。疾病的起因是：他们都食用了污秽不堪的东西。许多难民在饥饿难当时，都拼命把泥士塞进嘴里，以此来装填他们的肚子。医院要救活这些人，必须首先想办法把泥土从这些人的肚子里掏出来。
教会还设立了孤儿院，用来收留父母饿死后留下的孩子。但这收留必须是秘密的。因为如大张旗鼓说要收留孩子，那天下的孤儿太多了；有些父母不死的，也把自己的孩子丢弃或倒卖了。外国人太少，中国孤儿太多；换言之，中国孩子想认外国人做爹的太多，外国人做爹也做不过来。一个资料这样记载：
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一对疯狂的夫妇，为了不让孩子们跟他们一起出去，在他们外出寻找食物时，把他们的六个孩子全都捆绑在树上；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讨饭，艰难的长途跋涉使她们非常疲倦，母亲坐在地上照料婴儿，叫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再走一个村子去寻找食物，等到两个孩子回来，母亲已经死了，婴儿却还在吸吮着死人的乳头；有一对父母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宁愿这样做也不愿再听到孩子乞求食物的哭叫声。传教士们尽力沿途收捡弃儿，但他们必须偷偷地做，因为这消息一经传扬出去，立刻就会有无数孩子被丢弃在他们的门口，使他们无法招架。
儿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晴雨表。就像如果儿童的书包过重、人为规定的作业带到家里还做不完压得儿童喘不过气，证明这个国家步履蹒跚一样，如果一个政府在儿童一批批饿死它也听任不管而推给外国人的话，这个政府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就值得怀疑了。连外国人都认为，如果身体健康，中国的儿童是非常漂亮的，他们的头发有着非常好看的自然光泽，他们那杏仁一样的眼珠闪动着机灵的光芒。但是，现在这些干瘦、萎缩得就像稻草人似的孩子，在长眼睛的地方却只有两个充满了脓液的裂口，饥饿使得他们腹部肿胀，寒冷干燥的气候使得他们的皮肤干裂，他们的声音枯竭，只能发出乞讨食物的微弱哀鸣———这只代表儿童本身吗？不，也代表着国民政府。如果坐在黄山别墅的蒋委员长，是坐在这样一群儿童的国民头上，他的自信心难道不受影响吗？他到罗斯福和邱吉尔面前，罗、邱能够看得起他吗？
毕竟，蒋还是人———说到谁还是个人这句话，每当我听到这句话，譬如，一个妻子说丈夫或丈夫说妻子：“你也算个人！”我心里就感到莫大的悲哀。这是多么轻蔑的话语！这是世界的末日！但蒋还是个人，当外国记者把一张狗吃人的照片摆在他面前时（多么小的动因），他毕竟也要在外国人之后关心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了。他在一批人头落地后，也要救灾了。即：中国也要救灾了。但中国的救灾与外国人的救灾也有不同。外国人救灾是出于作为人的同情心、基督教义，不是罗斯福、邱吉尔、墨索里尼发怒后发的命令；中国没有同情心，没有宗教教义（蒋为什么信基督教呢？纯粹为了结婚和性交或政治联姻吗？），有的只是蒋的一个命令———这是中西方的又一区别。
那么中国政府又是怎么救灾的呢？我再引用几段资料。也许读者对我不厌其烦地引征资料已经厌烦了，但没有办法，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就必须这么做，烦也没办法，烦也不是我的责任，这不是写小说，这是朋友交给我的任务与我日常任务的最大区别。我也不想引用资料，资料束缚得我毫无自由，如缚着绳索。但我的朋友给我送了一大捆资料。我当时有些发怵：
“得看这么多资料吗？”
朋友：
“为了防止你信马由缰和瞎编！”
所以，我只好引用这些资料。至于这些资料因为朋友的原因过多地出现在我的文字里，请大家因为我暗含委屈而能够原谅我。
中国政府在一九四三年救灾的资料：
△委员长下达了救灾的命令。
△但是，愚蠢和效率低下是救济工作的特点。由于各地地方官员的行为恶劣，可怕的悲剧甚至进一步恶化。
△本来，陕西省与河南省相毗邻，陕西的粮食储存较为丰富，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立刻把粮食从陕西运到河南以避免灾祸。然而，这样一来便有利于河南而损害了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必不可少的微妙的权势平衡，而政府是不会答应的。（中国历来政治高于人，政治是谁创造的呢？创造政治为了什么呢？）此外，还可以从湖北运送粮食到河南，但是湖北的战区司令长官不允许这样做。
△救济款送到河南的速度很慢。（纸币有什么用，当那里再无食物可以购买的话，款能吃吗？）经过几个月，中央政府拨给的两亿元救济款中只有八千万元运到了这里。
甚至这些已经运到的钱也没有发挥出救灾作用。政府官员们把这笔钱存入省银行，让它生利息；同时又为怎样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争吵不休。在一些地区，救济款分配给了闹饥荒的村庄。地方官员收到救济款后，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的税款，农民实际能得到的没有多少。就连国家银行也从中渔利。中央政府拨出的救济款都是面额为一百元的钞票。这样的票面已经够小的了，因为每磅小麦售价达十元至十八元。但是，当时的粮食囤积者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食。要购买粮食的农民不得不把这钞票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的钞票，这就必须去中央银行。国家银行在兑换时大打折扣，大钞票兑换小钞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粮食，然而直到三月份为止，政府只供应了大约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三千万河南人民，平均每人大约只有一磅粮食。
△（救灾之时），农民们仍处在死亡之中，他们死在大路上、死在山区里、死在火车站旁、死在自己的泥棚内、死在荒芜的田野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这么黑心烂肺，看着人民死亡还在盘剥人民。也有良心发现，想为人民办些好事或者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我历来认为，作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只要能为我们办些或大或小的好事，官员的动机我们是不追究的，仅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也好，或是为了创造政绩升官也好，或是为了向某个情人证明什么也好，我们都不管，只要为我们做好事。仁慈心肠的汤恩伯将军就在这时站了出来，步洋人的后尘，学洋人的样子，开办了一个孤儿院，用来收留洋人收剩余的孤儿。这是好事。汤将军是好人。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孤儿院呢？白修德写道：
在我的记忆中，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办的孤儿院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连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也受不了这种恶臭，只好抱歉地掏出手绢捂住鼻子，请原谅。孤儿院所收容的都是被丢弃的婴儿，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摇篮的干脆就放在稻草上。我记不得他们吃些什么了。但是他们身上散发着呕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气。孩子死了，就抬出去埋掉。
就是这样，我们仍说汤将军好。因为汤将军已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将军中最好的了。就是这样的孤儿院，也比没有孤儿院要好哇。
还有的好人在进行募捐和义演。所谓募捐和义演，就是在民间募捐，由演员义演，募得义演的钱，交给政府，由政府再去发放给灾民。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民国日报》，在十一月份的报纸上，充斥了救灾义演、救灾音乐会、书画义卖、某某捐款的报道。我所在家乡县的县政府韩书记，就曾主持过一场义演。我相信，参加募捐和义演的人，心都是诚的，血都是热的，血浓于水，流下不少同情我们的眼泪。但问题是，募捐和义演所得，并不能直接交到我们手中，而是要有组织地交给政府，由政府再有组织地分发给灾民。这样，中间就经过许多道政府机构———由省到县，由县到乡，由乡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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