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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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　
　　“我为什么要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这个妥协使国家幸免了最糟的结果：即人人惧怕的死刑和大规模地流放西伯利亚。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来日方长，它将永远结结巴巴，苟延残喘，如亚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欢完了，接下来是日复一日的耻辱。　
　　特丽莎向托马斯解释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因，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技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面对种种危险，这算是她一生中的最佳时刻。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她才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梦中的电视连续剧才得以中断。俄国人用坦克给她带来了心理平衡。可现在，狂欢过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希望逃离黑夜。她已经明白，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强健和充实。她期望浪迹天涯，到别的地方寻找这一些条件。　
　　“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丽莎说，“她在那儿，困难会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托马斯同意了特丽莎移居的要求，就象被告接受了判决。一天，他和特丽莎，还有卡列宁，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里。
13

　　他为空空的公寓买了一张床（他还没有钱添置其它），并以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狂热，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几个电话到日内瓦。俄国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举办了萨宾娜的作品展览。她在日内瓦的赞助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买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亏了俄国人，我才成了阔太太。”她说着，在电话里笑起来。她请托马斯去看她的新画室，并向他保证，这间画室与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间差别不大。　
　　他不是仅仅因为高兴过分而不能去见她，而是在特丽莎面前找不到离家外出的借口。于是，萨宾娜到苏黎世来了，使在旅馆里，托马斯下班后去见她。他先从旅客登记处给她打电话，然后上楼。她开门时，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圆顶札帽，身上除了短三角裤和乳罩以外什么也没穿，露出了美丽的长腿。脑站在那儿凝视着他，不动，也无任何言语。托马斯也一样。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震动了，从她头上取下礼帽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他们一声不响地开始做爱。　
　　从旅馆里回家来（现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发与地毯），他高兴地想到，他肩负这种生活就象蜗牛肩负着自己的房子。特丽莎与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然而都不可少。　
　　但事实是，如果他每到一处都带着这样的生命支撑体系，象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这意昧着特丽莎还得继续她的噩梦。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发现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已去了布拉格，说她离去是因为缺乏侨居国外的力量。她知道她应该尽力支持他，但她不知道怎么做。她原来一直傻里傻气地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她，以为经历入侵事件以后她不至于弱小如故，会长大，长得聪明而强壮，但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意继续成为负担。趁眼下还来得及，她得作出这个必要的决定。她还向托马斯道歉，说她带走了卡列宁。　
　　他服了一些安眠药，可直到翌日凌晨，仍没合一下眼。幸好是星期六，他可以呆在家里。他一次又一次考虑眼下的形势：他的祖国已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往来。电话和电报是找她不回来的。当局也绝不会让她今后出国旅行。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
14

　　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能之后，他象挨了当头一棒，但又有一种奇异的镇静。没有人逼他作出结论。他也无须看着院子那边的墙发呆，无须苦苦思虑于她的去留。特丽莎自己已决定了一切。　
　　他到餐馆里吃了午饭，沉郁沮丧。可他吃着吃着，绝望的情绪渐渐消解，没有那么厉害了，很快，留下的只是一种忧郁。回想起与她一起生活的岁月，他觉得他们的故事不会有更好的结局。如果是别人来构设这个故事，他也不能不这样来结束。　
　　一天，特丽莎未经邀请来到了他身边，一天，她又同样地离他而去。她带着沉重的箱子前来，又带着沉重的箱子离别。　
　　他付了账，离开餐馆开始逛街。他心中的忧郁变得越来越美丽。他和特丽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现在他认识到了，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有魅力。　
　　他对特丽莎的爱是美丽的，但也是令人厌倦的；他总是向她瞒着什么，哄劝，掩饰，讲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静，向她表白感情，说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梦之下煌煌如罪囚。他自责，他辩解，他道歉……好，这一切令人厌倦的东西现在终于都消失了，只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发现他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呼吸着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每一个角落里都隐伏着新的风险，未来将又是一个谜。他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与她系在一起过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如果能够，她也许还会把铁球穿在他的脚踝上。突然间，他的脚步轻去许多，他飞起来了，来到了巴门尼德神奇的领地：他正亭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　
　　（他想给日内瓦的萨宾娜打电话吗？或者想与他在苏黎世几个月内遇到的其他女人打电话联系吗？不，一点儿也不。也许他感到，任何女人都会使他痛苦不堪地回忆起特丽莎。）
15

　　奇异而忧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续到星期日夜里。星期一，一切都变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丽莎；想象她坐在那里向他写告别信；感到她的手在颤抖；看见她一只手提着重箱子，另一只手引着卡列宁的皮带。他想象她打开他们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门时怎样痛苦地忍受那扑面面来的满房弃物的气息。　
　　两天美好而忧郁的日子里，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灵感应的祸根子）度假闲置，如同一个煤矿上紧张劳累一周之后，星期天呼呼大睡，为星期一的上班积蓄气力。　
　　他给病人诊治，却总在病人身上看见特丽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对自己说，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实她的出走和我们不再相见，这都很好，尽管我想摆脱的不是特丽莎面是那种病——同情。这种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想象会强化痛苦，他们百次重复回荡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　
　　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道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在特丽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托马斯告诉院长（俄国入侵后曾打电话给他的那位），他得马上回去。他有点不好意思，知道他的走对院长来说太唐突，也没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诉他特丽莎的事以及她留给他的信，可最终没说出口。在这位瑞士大夫的眼里，特丽莎的走只能是发疯或者邪恶。而托马斯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机会视她为病人。　
　　事实上，院长生气了。　
　　托马斯耸耸肩说：“ESmSSSein，Esmussein．”　
　　这是引用了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后一乐章的主题：　
　　为了使这些句子清楚无误，贝多芬用一个词组介绍了这一乐章，那就是“DerscIIwergefassteEntschluss”，一般译为“难下的决心”。　
　　对贝多芬这一主题的引用，的确是托马斯转向特丽莎的第一步，因为是她曾经让他去买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鸣曲的磁带。　
　　出他所料，引用贝多芬的这一主题对那位瑞士大夫相当合适。对方是个音乐迷，他平静地笑着用贝多芬的曲调问道：“Mussessen？”　
　　托马斯再一次说：cJaesmusssein！
16

　　与巴门尼德不一样，贝多芬显然视沉重为一种积极的东西。既然德语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难”，又是“沉重”，贝多芬“难下的决心”也可以解释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决心”。这种有分量的决心与他的“命运”交响乐曲主题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　
　　这是贝多芬的音乐所孕育出来的一种信念。尽管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探索这种信念应更多地归功于贝多芬作品的注释者们，而不是贝多芬本人。我们也或多或少地赞同：我们相信正是人能象阿特拉斯顶天一样地承受着命运，才会有人的伟大。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顶起形而上重负的人。　
　　托马斯临近瑞士边境。我想象这是一个神情忧郁、头发蓬乱的贝多芬，在亲自指挥乡间消防人员管乐队，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别进行曲。　
　　他越过捷克边境，迎接他的是一队队俄国坦克。他不得不停车半小时等他们先过。一个可怕的士兵，穿着装甲兵黑色制服，站在道口指挥着车辆，似乎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路都属他管，属于他一个人。　
　　“非如此不可！”托马斯心里重复着，但接着又开始怀疑起来，真的必须这样吗？　
　　是的，他实在受不了自个儿呆在苏黎世却想象着特丽莎一个人在布拉格。　
　　可他究竟要被这同情症折磨多久呢？整个一生吗？或者一年？一个月？仅仅一个星期？　
　　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能估计到？　
　　任何一个学生都能在物理实验室里验证各种科学假设，可一个男子汉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够用实验来测定他是否应当服从“感情（同——感）”。　
　　他就带着这些想法打开了他的家门。卡列宁一下跳到他身上，舔他的脸以示欢迎。而他想投进特丽莎怀中的欲望（他在苏黎世上车时还想着的），顿时烟消云散。他觉得自己与她象是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面对面站着，两个人都冷得直哆嗦。
17

　　从占领一开始，俄国的军用飞机便成天在布拉格上空盘旋，托马斯极不习惯这种噪音，无法入睡。　
　　他在微微入睡的特丽莎身边翻来复去，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一次闲聊中她告诉他的一件事来。他们谈起她的朋友Z，当时她宣布：“如果我没遇到你的话，我一定会爱上他。”　
　　即使在那时，她的话都使他落人一种莫名的忧伤。而现在，他认识到特丽莎爱上他面不是他的朋友Z，只不过是机缘罢了。除了她与托马斯圆满的爱以外，很可能，还有着若干她与其他男人的不圆满的爱。　
　　我们都绝难接受这种观点：我们生活中的爱情是一种轻飘失重的东西，假定我们的爱情只能如此，那么没有它的话我们的生活也将不复如此。我们感到贝多芬，那阴郁和令人敬畏的音乐家在向我们伟大的爱情演奏着：“非如此不可！”　
　　托马斯常常想起特丽莎对朋友Z的评价，然后得出结论：自己的爱情故事并不说明“非如此不可”，而是“别样也行”。　
　　七年前，特丽莎家乡的医院碰巧发现一例复杂综合性神经病。他们请了托马斯所在的布拉格医院的主治大夫去会诊，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经痛，行动不便，于是派托马斯去代替他。这个镇子有几个旅馆，托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丽莎工作的旅馆里，又碰巧在走之前有足够的时间闲呆在旅馆餐厅里。其时特丽莎碰巧当班，又碰巧为托马斯服务。正是这六个碰巧的机会把托马斯推向了特丽莎，似乎并不是他自己决定与她结合。　
　　他回布拉格是因为她。如此事关命运的重大决定仅仅系于如此偶然的爱情，而这一爱情如果不是七年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的话，也就不存在。那个女人，那个绝对偶然性的化身又躺在他身边了，深深地呼吸着。　
　　夜已深了，如他每次感到精神沉郁时那样，他的胃就跟着开始捣乱。　
　　有那么一两次，她的呼吸变成了沉沉的鼾声。托马斯除了胃的压迫感与归来后的失望感以外，觉不出一点儿同情。　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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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灵与肉


1

　　一个作者企图让读者相信他的主人公们都曾经实有其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不是生于母亲的子宫，而是生于一种基本情境或一两个带激发性的词语。托马斯就是“Einmalistkeinmal”这一说法的产物，特丽莎则产于胃里咕咕的低语声。　
　　她第一次去托马斯的寓所，体内就开始咕咕咕了。这不奇怪：早饭后她除了开车前在站台上啃了一块三明治，至今什么也没吃。她全神贯注于前面的斗胆旅行而忘了吃饭。人们忽视自己的身体，是极容易受其报复的。于是她站在托马斯面前时，便惊恐地听到自己肚子里的叫声。她几乎要哭了。幸好只有十秒钟，托马斯便一把抱住了她，使她忘记了腹部的声音。
2

　　于是，产生特丽莎的情境残酷地揭露出人类的一个基本经验，即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和的两重性。　
　　很久以前，一个人会惊异地听到自己胸内有节奏跳动，但从不去猜测那是什么。他还不能对人这样奇怪、陌生的东西给以辨识确定。那时的人体是一间囚室，囚室里的东西能看，能听，能恐惧，能思索，还能惊异。而人体消失之后所留存的东西，便算是灵魂。　
　　当然，今天的人体不再陌生了：我们知道在胸膛里跳动的是心脏；鼻子是伸出体外的排气管，为肺输送氧气；脸呢，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块标记着所有生理过程的仪表板，标记着吃，看，听，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