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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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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事业的富国利民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集中地体现了千百年来我国人民的愿望，也给今天正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忘我劳动的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1956年，苏联专家进一步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360米，比《规划报告》中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远远超过350米规划中的60万移民。
●1957：三门峡工程开始施工。
1957年，为三门峡大坝举行的专家会议中，除了黄万里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及温善章提出“低坝、小库”建议外，专家意见出现一边倒的倾向。1957年，国家建委会同意了360米方案，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1960年，三门峡水电站成立。
7 月28日以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张含英为主任委员，河南省副省长齐文俭为副主任委员组成的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洪验收委员会，于7月26～28日，听取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进行情况和拦洪准备工作汇报，并在现场实地检查了三门峡拦洪工程，审阅了拦洪工程的各项资料。经认真研究讨论后，拦洪验收委员会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质量是好的，具备了拦洪条件，全体委员一致同意验收。
7 月28日下午，庆祝三门峡水利枢纽胜利拦洪大会在三门峡大坝右岸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洪验收委员会全体成员，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地、市的负责人，苏联专家和各地来宾，三门峡工程建设者和三门峡市各界代表共30000余人。各级领导和苏联专家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一致指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实现拦洪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是根治黄河的一个伟大胜利。
8 月7至9日三门峡市人民委员会和三门峡工程局先后举行宴会，欢送奉召回国的苏联驻三门峡工地设计代表组全体专家。三门峡工程局领导代表周恩来总理授予苏联专家中苏友谊纪念章；代表水电部副部长授予格里果里耶夫专家感谢状；三门峡工程局并给当时在三门峡工地工作的4名苏联专家发了感谢信。8月10日下午苏联专家离开了三门峡，三门峡市和三门峡工程局的负责人及近百名职工到车站欢送。
●1961：三门峡堵孔后的问题 。
1961 年，黄万里教授力争要求保留的导流底孔，被全部用混凝土一一堵死。而就在这一堵孔工程紧张施工之际，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受威胁。
●1962年：三门峡水库改变运用方式。
3月19日国务院决定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后改称“滞洪排沙”）运用，汛期12孔闸门全部敞开泄流。
三门峡水库自1960年9月开始蓄水以来，水库淤积比原设计快得多。截至1961年底。库区淤积泥沙13。62亿吨，连同1959、1960两年淤积的 3。68亿吨以及库区塌岸1。8亿吨，共达19亿吨，下泄泥沙仅为1。1亿吨，致使潼关河床严重淤积，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加之淤积末端迅速上延，严重威胁到西安及关中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安全，国务院据此决定改变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
●1963：第一次承认三门峡的失误。
1963年7月16日至31日由水电部副部长张含英主持，有120人参加的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第二次技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着重研究了三门峡水利枢纽上下游泥沙冲淤变化，增建泄流排沙设施的可行性，非汛期发电以及增建工程的有关工程技术问题。会议还以三门峡工程的控制运用为中心，联系到黄河的治理方向，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干支流水库以及黄河、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问题。
在三门峡是否增建泄流排沙设施上，讨论会仍有较大的分歧。
9 月16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会办字第784号文件指出，三门峡工程蓄水运用以来，渭河、北洛河下游河道出现严重淤积，形成“拦门沙”，且淤积有继续向上延伸之势。截至8月底，渭河淤积已发展到泾河口附近（距西安市草滩约11公里），北洛河淤积已发展到大荔县河城村附近（距北洛河口128公里）。渭河河床抬高 0。4至1。4米，北洛河河床抬高3至4米，两河河槽断面缩小约一半，过水能力大大降低
潼关河床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西安面临危险。对此难题，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改建势在必行，目标基本上回到温善章过去所提到的低坝方案。周恩来说：“要登报声明，他（温善章）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1964：是炸掉，还是完全不改？
如果没有后来的两次改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将以一个彻底的水害工程被废弃而告终。
陕西省代表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尽快拿出方案———拯救陕西。
在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周恩来于1964年12月再以总理的身份召开会议，强调“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
这次会议同1957年那次大相径庭，各方意见分歧甚远，一边倒的现象没有出现。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主张将三门峡大坝一炸了事。而担任过三门峡水电枢纽第一任总工程师的汪胡桢却在另一个极端坚守——淤积是必然的，下游的利益是全局利益，三门峡枢纽不必改建。
●1964年，三门峡水电站原设计安装的第一台机组发电。
3月5日三门峡水电站原设计安装的第一台1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发电。不久因水流含沙量太高，机组损坏，于5月1日停止运用。该机组随即移往丹江口水电站。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视察三门峡水利枢纽。
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视察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对工程建设作了重要指示。
●三门峡水库进行人造洪峰试验。
6月30日，鉴于三门峡水库全部改建工程一旦付诸实施，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将趋于严重，该项试验的目的在于通过人造洪峰，寻求冲刷下游河道的途径。
人造洪峰的试验从1963年11月1日至1964年6月30日，历时8个月，分两次进行。
试验结果，花园口以上河段仍淤积3300万吨，花园口以下冲刷了3600万吨，冲淤相抵后，下游河道仅冲刷了300万吨，且使下游局部河段发生塌滩现象，以致老险工脱河，新险工增多，而花园口以上河段由于严重淤积，则使主槽淤平，水流散乱。
●三门峡库区淤积严重。
10 月31日，三门峡水库自1958年11月17日截流以来，至本年10月31日，进库总水量2740。4亿立方米，进库总沙量104。1亿吨，出库总水量 2767。1亿立方米，出库总沙量57。1亿吨，水库总淤积量为47亿吨。水库淤积沙量为进库沙量的45％，其中淤积在潼关以上12。3亿吨。
●周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治黄会议。
12 月5至18日，国务院为三门峡工程改建问题在北京召开了治理黄河会议，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并于12月18日作了重要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对三门峡工程改建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并提出：“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周总理这个指示以后一直是治理黄河的重要指导思想。
参加这次会议的共100余人，有中央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区的负责人，有张含英、汪胡桢、黄万里、张光斗等水利界知名专家，有长期研究黄河、从事治黄工作的科技人员。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代表黄委会在会上作了《关于近期治黄意见》的汇报。
会上，以三门峡改建为中心，形成各种治黄思想的大交流与大论争，使这次会议成为当代治黄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决定，为有利于泄流排沙，批准三门峡工程“两洞四管”改建方案，即在左岸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改建坝身四条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钢管，在坝前水位315米时，下泄流量为6000立方米每秒。
●1964 年，周恩来总理在两次讲话中谈到三门峡工程。一次是在6月10日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说：“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另一次是在12月18日治黄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面想想。”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他直言 “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并立即决定了第一期改建方案：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这个“两洞四管”方案被认为是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但他也指出，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作为一个救急方案，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水库的排沙能力显然还不够。黄万里认为，改建工程未能纠正建坝时的错误设计思想，力主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建坝以后，由于泥沙淤积在水库内，人们只得将坝下部的泄水洞逐年一一打开，似乎排出许多沙来，实际上排出的只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而每年随水流冲下的泥沙仍淤积在潼关以上的黄河与渭河里。
●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
●1968：第一次改建工程。
1968年，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原本用来发电的引水钢管，以促库内淤沙泄出的改建工程完成，但效果一如周恩来所言，只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1969：第二次改建工程。
第二次改建接踵而来。至此争论已经毫无意义，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从1号孔到8号孔，每一个耗资一千万元。
与改建方案具有同等意义的是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这四个与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发生直接利益关系的省份在1969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三门峡水库汛期控制水位为305米，必要时降到300米，非汛期为310米。
●2003：渭河水灾引起新争议。
2003 年年8月以来，由于持续降雨，渭河渭南流域遭遇罕见历史特大洪灾，华阴、华县等沿渭5县（市、区）56万人受灾，20万农民只身逃出；12。9万人无家可归，直接损失23亿元，洪灾影响着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这只是一场小洪水，却让陕西省华县、华阴市遭受了自1556年以来最大的灾害。
渭河下游的洪灾发生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10月19日，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 率部分专家学者对三门峡库区进行现场考察后，在郑州召开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会上，索副部长指出，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
舆论普遍认为：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高级负责人；能够用理性的态度正视历史、尊重科学规律；能够勇于承认半世纪前国家建造的工程在设计上存在的问题；这是政府行政理念的一个进步。
当年，曾经出任三门峡工程技术负责人、当年已9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先生直言不讳建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已退休的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呼吁三门峡水库放弃发电、停止蓄水。
2004年1月15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先生在国务院主持召开的“爱一滴水就是爱全世界大型公益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三门峡工程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是我国水利工程中一个失败的记录。
附2：655次举报前后
作者：谢朝平（2006年5月）
举报者李万明
在名利悠关的时候，以个人的力量去抗衡一级甚至是几级“组织”，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五一”长假结束那天，记者收到了陕西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长达84页计7万余字的“举报信”。信的开头，他说，这是我第655次投书举报。针对与自己个人利益毫无关系的移民资金、土地等问题，我已连续不断地举报了14年。14年举报遇到的阻力和艰难困苦使我代价沉重，身心疲惫，54岁就华发早生……
举报的代价的确是沉重的——为打印和寄发材料等，他已花费约4。8万元，还欠下2万多元的外债，最艰难时；他不得不在邮局赊帐甚至以卖血维持举报的开支。他的行为同时也使他丧失了升职的机会，4年前，他是全市唯一有34年工龄而仍是一般科员的“平头”。目前，38年工龄的他，每月工资仅仅870元。
这一切，他完全无怨无悔，对 “事业” 的认定和投入使他将个人的恩怨得失置之度外，毫不吝惜地在举报上倾注自己的精力与财力。但在他灵魂深处，却有一块令他良心不得安宁的领地——那是他对坟墓里母亲永远的疚愧——老人临终前，他仍在忙着举报的事。李万明说，母亲去世后，我在睡梦中常听到她老人家怨骂我是不孝之子。
日子在李万明的记忆中留下的也不完全都是沉重和抑郁，他的举报曾不断被有关领导和媒体关注，并一次次在关中大地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上世纪80年代至今，每过一两年，他的事或因他“生出的事”都会见诸报端，国务院、中纪委、监察部、水利部以及陕西省的领导，都曾对他的举报信作过批示，有关他的“问题”还曾被提到陕西省委的常委会上研究讨论。
渭南市委、市府，尤其是原市移民办的一些领导对李万明这盏“不省油的灯”更是颇多微词，同时也头疼不已。当了17年渭南市移民办主任，如今已退休在家养病的郑博接受采访时首先对记者介绍的是：李万明这人自私，爱告状。说这几个字时的语气使人明显地感觉到了眼前这位老者昔日的怨气仍未消退。在一份长达12页的材料中，官员们以组织的名义对李万明的举报作了这样的结论：他片面理解《宪法》和《党章》所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只讲自由，不讲纪律，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市政府甚至以文件的形式宣泄着官员们压抑已久的恼怒和愤恨：“李万明在举报中的一些提法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以移民款不能乱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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