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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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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瓷潭吭赂鞔�10元工资，专门用于以后来这里划船。
阿英是藏书家，访书之瘾极大，居上海时，常到苏州买书。
阿英一般是清晨从北站乘飞快车，一个多小时后到达苏州，住定即雇车到城内察院场，这是个旧书铺云集的地方。阿英曾开列出他依次出入的店铺：文学山房、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一路访书至饮马桥。至此一上午就耗进去了。中午到西园粥店或玄妙观吃点东西。下午从观前街的书摊扫起，后折入牛角浜，再回到庙后，雇车入牛东大街，访来晋阁老店。后折入大华书店，在店主家歇息片刻，然后去闾邱坊巷看书。最后，巡回玄妙观前的新书摊。
这一大圈逛下来，已是夕阳西下时。阿英带着收获的旧书，回到旅店，略事休息后，到上海粥店吃晚饭。一般是要一盆活虾，一样菜，一碗饭。饭后在街上溜达一圈，即回旅店。接下来便是灯下翻书，遇到佳作往往一气读下去，至酣然入梦。
陈群曾是汪伪政权的内政部长、江苏省长。南京沦陷时，满街都是旧书，无人问津。陈群便于这时开始收书，收了不下百万册。他将当中十多万册最精善的本子藏于家中，不时把玩欣赏。抗战胜利时，他整理所有家藏，编了目，写了数百封遗书后，才仰药自尽。藏书家黄裳称陈群“在汉奸中，算是作风特殊的，也可以说是一个畸人”。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自小师从天津四大书家之一的严范孙，得其真传，真、草、隶、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后大享书名。袁克文写字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不用桌子，把纸悬空，由人拉住两端，他在上面挥毫，竟然笔笔有力，而纸无损，这是一般书家很难做到的。他写小字也是如此，常常是仰卧在烟榻上，一手拿纸，一手执笔，凭空书写，并无歪斜走样之处，的确令人惊叹。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出版物等，纷纷慕名请他题签。某次，有个叫陶寒翠的作者以其作品《民国艳史》请袁题写封面，袁一挥而就。小说出版后，作者送给他一本。袁一览之下，顿觉懊悔，原来书中不乏大骂其父袁世凯的内容。袁自此谨慎行事，不敢轻易应酬了。
李叔同年轻时，养了很多猫。他去日本留学后，曾专门往家发电报，问猫安否。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都喜听音乐，但偏好迥异。周有光喜欢西洋音乐，张允和则喜欢中国古代音乐。上世纪20年代后期，两人谈恋爱时，夏天周有光常请张允和到上海法租界的法国花园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据说是躺着听，一人一个躺椅，票价自然不菲，两枚银元一张。往往躺着躺着，张允和就睡着了。
丰子恺1933年时曾著文说：“我每天还为了糊口而读几页书，写几小时的稿，长年除荤戒酒，不看戏，又不赌博，所有的嗜好只是每天吸半听美丽牌香烟，吃些糖果，买些玩具同孩子们弄弄。”40年后，丰子恺死于肺癌。
数学家吕竹人香烟瘾极大，在清华任教时，与人闲谈半小时能抽一匣。他的宿舍整天烟雾弥漫，别人进不去，偶开窗户，烟味能传到十米以外。
某年正月，北大教授周作人、马衡、钱玄同等同逛厂甸，撞见黎子鹤和张凤举，黎拿出刚高价收来的“酱油青田”印章给马衡看。马当时已有些眼花，将石头拿远些一看，便不客气地说：“西贝，西贝！”（意为假的）
北大教授朱希祖喜好旧书，而且收旧书的本事极精，很多书商都弄不过他。他留着大胡子，琉璃厂旧书铺没有不知道“朱胡子”的。
徐曾以《论烟》为题著文，头一句话就是：“烟是可爱的！”文中大谈抽烟的方式、抽烟的好处及享受抽烟的美妙：“吸的烟类，有‘旱烟’、‘潮烟’、‘纸烟’、‘雪茄’、‘斗烟’、‘鸦片’等，这些，我都喜爱。我爱在冬天太阳里听江南父老们喷着旱烟讲长毛的故事；我爱在田亩旁，在农夫们潮烟旁听田事的研究；至于房间中纸烟、雪茄、斗烟的烟雾里，同师友们与爱人谈些无系统的感想，当然是我所喜爱的事；而在鸦片烟旁听些或谈些深奥的问题，也是我所喜爱的事情。”“吸烟不当专吸某一类的，应当在适宜时候来吸各类烟才好，照普通生活来分配，早晨当吸水配，出门当吸纸烟，中饭后当吸雪茄，晚饭后当吸旱烟，星期日当吸一次鸦片，到田野去玩时该吸潮烟。”
刘半农的业余爱好是照相。据说当年在非职业摄影家里，他的造诣名列第一，曾著有《半农谈影》一书。
上世纪30年代，刘文典曾任清华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散伙，教授们“各回各家”时，刘却留在了云南。据说这是因为他舍不得云土（烟土）和云腿（火腿），并由此而得了个“二云居士”的雅号。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兴趣广泛。收藏是他的头等爱好，此外据张中行介绍，他还不乏其他雅兴：“他喜好围棋，我的邻人崔云趾（围棋三段，晚年评四段）教他许多年，据说造诣不高，距离初段还有一大段路。他也喜好京剧，学老生，唱得不怎么样，音量太小，可是老师很了不起，是鼎鼎大名的余派创始人余叔岩。他还喜好古琴，弹得怎样，有没有名师，我都不清楚……他喜好书法，常写，字我见过，面貌清秀，只是筋骨少，过于纤弱。下款总是署丛碧，这是他的别号。他能填词，我像是在谁的书房里见过他的词集，确切情况想不起来了。他还能作诗，我的友人蔡君告诉我说，曾见一本《洪宪记事诗》，后部续诗是张伯驹作的。总之他是个出于锦绣堆中而并不完全声色狗马的人物。”
上海作家赵景深一度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有时一天连看几场。他还把这类电影说明书按作者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排列起来，夹在一本讲义夹里，大约攒有一百多张。他曾承认，当年看这类电影的初衷是为了偷懒，以为看了电影就不必读原著了，后来感慨说：“这怎么行呢？”
诗人朱湘嗜烟如命，在大冬天当袍子维持生计的困状下，他一天仍要抽一听（50支）白金龙烟。
戏剧史家周贻白喜欢收藏业内艺术品。他把一种脸谱烟标贴在相册里，一共100号，一张不少。他还在账簿和讣文上贴四川高腔的脚本、刘宝全和山药蛋的秘本大鼓以及《抗金兵》、《五彩舆》之类。
赵景深说：“我有一种癖性，常喜欢朋友所喜欢的，自然这也以自己范围以内为限。虽然仍旧是自己的癖性，没有朋友，或许会遭搁置；朋友也喜欢，我便感到兴趣盎然了。比方说，友人调孚喜欢弹词，我也跟着喜欢了一阵；现在他冷了，我也跟着他冷了。”
徐调孚好昆曲，但不是票友。仙霓社所演的几百出昆曲，他场场不落地看过。还替仙霓社编了一个《戏目索引》详细注出见何曲谱，在第几册，第几卷。
学者熊佛西喜欢兰花，栽培有道，能用一盆兰花分殖成几十盆。他的心得是不能多浇水，只喷云雾；在泥土里挖个小洞，灌入香油，以防虫患。熊痴迷于此，甚至动过这辈子当个园丁或花匠的念头。
学者章川岛的乐趣是收藏钞票。号码依次排列或倒序排列或有规则的排列。赵景深受其影响，一度也收藏钞票，都是一百张一扎的新票，但一遇钱紧，又把它们花出去，因而始终不成气候。赵集藏纸片的爱好很杂，例如他一生未曾抽过半根烟，直至晚年还留有不少烟标；类似书信、结婚请柬、名片、贺年片、戏单乃至讣告等，他都收藏。
曹聚仁生活中有一绝，他说：“即如我一生，没抽过烟，没喝过酒，也没打过牌。这是我的爱人所知道的；但，我能辨别烟叶质地的好坏，头叶二叶的高下，香烟配药的异同，我相信吸一辈子烟的朋友也未必有我一半的知识……我知道如何发酵，如何煮饭，如何配药，如何煮酒，酒的成色如何，连邓粪翁（邓散木）诗人与酒人，只能让我多嘴了。我从来不赌博，但我是研究或然律的人。”
俞平伯酷爱昆曲。俞在清华任教时，家里聘了个笛师。课余或节假日，他便拎着一个篮子，内有笛子曲谱热水瓶茶杯之类，与妻子并笛师到学校后面的圆明园废墟中连吹带唱，往往一唱就是一天。天气不好时则在家唱，有时候能唱到后半夜。张中行回忆说：“记得30年代前期的一个夏天，我同二三友人游碧云寺，在水泉院看见俞先生、许夫人，还有两位，围坐在茶桌四周唱昆曲。”俞平伯1933年的日记中有他唱昆曲、俞振飞吹笛伴奏的记录，可见其昆曲造诣之高。
周作人说：我不吸烟，用吸烟的时间看书，以破闷。林语堂则嘴不离烟斗，并在他主编的《论语》上大写赞美吸烟的文章，“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的著作权就属于林语堂。
叶灵凤收旧书，自然爱逛旧书店。他说：“在旧书店里，你不仅可以买到早些时在新书店里错过了机会，或者因了价钱太贵不曾买的新书，而且更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一册你搜寻了好久的好书，一部你闻名已久的名著，一部你从不曾想到世间会有这样一部书存在的僻书。”他曾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名添福记的旧书店，买到一册巴黎版的《优力栖斯》和一册只合藏在枕函中的毛边纸的《香园》，一共花了一块四。老板那天喝多了，以当时的价格，前者值十美元，后者在100法郎以上。
邵洵美是集邮爱好者，手里有几张名贵票。一张是龙票，极其珍贵；另一张是民国初期的试制邮票，以飞船为图案，乃孙中山亲自设计，因未投入使用，属于样张，几乎就是海内孤本。1943年，邵曾为文发表于《国粹邮刊》上，马上引起行家的特别关注。
徐凌霄是与邵飘萍齐名的记者。他好京剧，不单是欣赏，而且对京剧极有见地。例如他认为京剧是严格的歌舞剧，唱是歌，道白也是歌，而且是更难唱好的歌，内行有“千斤道白四两唱”的说法。京剧舞台上的一举一动全都是舞，全要和音乐合拍。又例如他认为京剧的表现形式是抽象的，一般不用布景。马鞭一扬，就算驰马了。京剧舞台的任何布景，都会限制甚至破坏剧情。
朱自清在俞平伯家学会了打桥牌，一时上瘾。每次打完牌，又痛悔荒度光阴。
鲁迅在北京住绍兴会馆时，一度以抄古碑打发日子。一次章衣萍去访鲁迅，见他正抄《六朝墓志》，便问他抄这些目的何在，鲁迅答：“这等于吃鸦片而已。”
瞿秋白多才多艺，爱好甚广，篆刻即其中之一。茅盾曾忆及一件趣事：“当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仪式之前一日，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品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知道秋白事忙，不能刻，他知道我也能刻图章，就转求于我。此时已为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夕，我便连夜刻了起来。第二天上午，我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差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我把那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因为郑、高二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每章各占一字，这是用意双关的。我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两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料，郑振铎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个图章，就收起来了，瞿秋白的篆刻比我高明十倍。”
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傅东华每年要犯一两次“轮盘赌”的瘾。届时他先是把家里的现金输干净，再把妻子的首饰、衣服和自己的衣服送到当铺，最后是以种种借口向同事朋友以及一切他认识的人借钱，从一元到百元不等。直输到不能再向同事朋友开口了，他在家睡上一两天，这赌瘾就算过去了。于是他开始发愤翻译书挣钱，得了钱先还债，再去当铺赎回首饰、衣物等。渐渐等到手头有点积蓄，就又到了犯赌瘾的时候。
学者罗尔纲随胡适到北平后，养成访书的爱好，自认为这“成为一个最感兴趣的生活”。初入北大时，月薪仅60元，不得不写稿挣外快贴补家用。后工资涨至130元，他仍过着90元一月的生活，囊有余钱，便去琉璃厂、隆福寺、头发胡同、东安市场等处逛书摊。
抗战前，胡适住北平米粮库时，每晚6点下班，11点回家。这段时间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光。罗尔纲说：“他不打麻将不跳舞，不看电影，不听京戏，他做什么娱乐呢？他喜欢倾谈，那他的娱乐就是倾谈吧。”
鲁迅每天抽两三盒烟。1925年的一次病后，医生给了鲁迅若干警告，鲁迅在写给友人许钦文的信中说：“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11年后，鲁迅因肺病去世。
钱穆说：“余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
当年程小青和周瘦鹃相约戒烟。犯烟瘾时就用陈皮梅和五香豆替代香烟。忽一日包天笑从香港给两人各寄来两罐三五牌香烟。两人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没抵住诱惑，破戒复吸。有人事后评说：“引人入胜，是卷烟本色，包公可谓替物行道者焉。”
学者潘光旦说：“除了收藏书籍，我就只爱好旅行了。在上海是青年会约我到各地去讲演的。在云南我每一次暑假总要到外面去跑跑。”潘一生爱书，1926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下船的时候，兜里只剩一块钱，还不够付回家的交通费，因为回国前，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了。
杨杏佛喜欢骑马，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在上海大西路养了两匹马。逢星期天，他都会驾车出游，然后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一两小时。
“五四”时期，唐山煤厂的工人在八九千上下，他们的日工资为2角，月薪6元。他们往往拼命干活，把两星期的工赶在一个星期做完，余下的一周便出去吃喝嫖赌。李大钊分析说：“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安慰他们的劳苦。”
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时，爱逛戏园子，有钱就去广和园、中和园、天乐园、广德楼等地听戏。他曾休学半年，其间几乎天天泡在戏园子里。
梁实秋说：“麻将一道要推太太小姐们最为擅长。”他曾听说某太太有接连三天三夜不离开牌桌的纪录，后来身心近于崩溃，吃什么吐什么。他还认识一个太太，每天午后二时一切准备就绪，然后呼朋引类，一直打到深夜。梁实秋的朋友卢冀野和她多次交手，曾说：“国民政府于各部会之外应再添设一个‘俱乐部’，其中设麻将司，司长一职非这位太太莫属。”
画家颜文樑少时喜欢吹军号，其父生性好静，对他的这个爱好颇为反感，不许他在家吹，颜便爬到屋顶上照样吹。
徐悲鸿喜欢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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