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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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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别人为你甘效死命，你必须付给别人应当得到的报酬。
所谓领导水平，是靠领导的指挥和下级的服从共同构成的；假如下级不配合，你领导的水平再高都枉然了。
没有分寸和过于卑下的处事方式都是官场上的大忌。
领导需要尊重，其实下级更需要尊重，周文王拉姜尚又好、刘备三顾茅庐也好，都说明这一点。只有把下级当人看，他们才会给你当马骑；你把下级当马看，他们自尊的反弹就会把自己当人看。
在官场上，一旦失去了上级的支持，特别是上级的信任，那就意味着自己的政治生命出现了危机。
在官场上，在上下级之间，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甚至把个人交情提升到公共道德的高度，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上级对下级根本就不屑一顾，下级在上级眼里没有位置；另一种是上级对下级根本不信任，上级对下级的戒备心理极强。
在官场上，在上下级之间，沉默是一种无言的权威，上司沉默了多长时间，下级在在段时间里自然难熬得要命。
所谓领导，其高明就在于：他说话或不说话，都是有含义的。
等级就是秩序。它展示出来的恰恰是强弱之间的等级。藐视它的人，要么是雄心勃勃，要么是野心勃勃。官员平时所从事的工作无非是逢迎、应酬、处理矛盾之类的事情，一般的官员都能胜任，倒是官员之间的一些问题不好解决。
要把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培养成一个领导“拿”再多的钱都很顺从、都不吭声、都不举报、都能把帐目做得很平的人，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培养”，领导是不会跟你明说你要如何然后变成领导的心腹甚至奴仆；相反，他还要组织你学习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你积累“工作经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地揣摩领导的真实意图、屈服他的含而不露的淫威的过程。自然也是你不断出卖自己良心的过程。
许多人说的“工作经验”，其实就是那种能够巧妙违反法规以营私、同时又能逃避法律打击、惩罚的经验；能够主动迎合、准确揣摩、无条件服从和百般掩盖所在单位领导的经验。这样的工作经验，当然能够为“绝对权力”提供非常“完美”的服务的。谁的手中有了绝对权力，谁就能得到这样的完美服务。贪官最需要这种“工作经验”，这种“工作经验”也是最能造就贪官的；贪官被抓了，但这种“工作经验”却能逍遥法外。
以领导的讲话作为执法依据是令人奇怪的。而事实上，这样做的又何止一个地方。为什么将领导的讲话作为执法依据呢？一是因为领导讲话在本地比法律法规和中央文件要大，更具有权威性。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就是这个道理。二是领导讲话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三是土政策的需要。于是，在领导讲话的遮掩下，一些不好公开的土政策得以变通执行。实际上，领导讲话不属于规范性文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不能将其作为执行依据。
虽然领导的讲话是严肃的，也是有出处的，它的出处应该是国家政策法规。但是，一些领导的讲话根本就没有相关文件作为依据，所以这样的领导讲话，只能在小范围内传达。它只对一个地方有利，而对国家和集体没有好处；它只对一些好看的政绩工程有利，而对民心工程没有好处。但在实际工作中，作为依法办事的有关部门敢不执行吗？想掉乌纱帽不？想找领导批评是不？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了。如果你违反了这个“潜规则”，就要闹笑话了。领导讲话作为执法依据，挑战的是法律法规的严谨和严肃，削弱了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执法者就是要依法行事、依法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依法处置自己职责内的相关事务。但是在现实中，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遵循的不是相关法律的规定，而是按照领导的意图或者上级的指示行事；而领导的意图或者上级的指示又往往与法律法规相背离。“执令”不“执法”是人治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
不良官际关系催生官场腐败文化
国家行政学院纪检监察室主任郎加在今天出版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写了题为《催生腐败的不良“官际关系”之分析》的文章，对于中国官场中官与官之间滋生腐败的不良“人际关系”现象进行了剖析。文章说，不健康“官际关系”（所谓“官际关系”是指领导干部之间的人际关系）就是催生腐败的重要诱因。
当前不良“官际关系”的四种表现
人身依附关系。文章指出，这是指下级依存于上级，上下级之间存在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主要表现形式有官官相护、猫鼠关系等。本是封建社会腐败恶习的“官官相护”，成为当代某些地方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其表现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之间互相庇护，下级维护上级，上级偏袒下级，久而久之这种关系就演变为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另外，一些下级很怕上级，对领导唯唯诺诺，实际是怕影响自己的升迁和既得利益。这种猫鼠关系是不良官场文化的一种反映，不利于领导干部之间形成团结合作的同志关系，导致人际关系非正常化。它们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会衍生出更多、更复杂的社会网络，滋生更多腐败现象。
拉帮结派关系。文章指出，搞小团体、拉山头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近亲”。领导不同派系不同，不同的官员有不同的队伍。有的则以老乡名义相聚，或以同学关系融合。官官相护、互相利用、相互包庇是小团体主义的表现，阻碍反腐败工作开展，因为，小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出了问题，其他成员就会利用自己构建的社会网络，为该成员走关系、借人情、上下活动，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维护小团体利益。而小团体的社会网络顶端越高，网络实力就越强，就越不利于开展反腐败工作，现实也表明包庇袒护团体内部成员的腐败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庸俗交往关系。文章指出，拉帮结派必然产生少数领导干部之间庸俗化的交往关系，主要表现有：第一，酒肉关系。部分领导干部讲究迎来送往，热衷于灯红酒绿，频于应酬。用公款建立起的酒肉关系，不仅浪费惊人，而且败坏党风政风，还会损坏参与者的身心健康。第二，庸俗的娱乐关系。少数干部常常以各种名义聚集在一起，动辄出入高档消费场所。有的还通过违背规定的娱乐活动彼此结识、形成小圈子，将大量时间荒废在不健康的娱乐上，助长了奢靡颓废之风。第三，互相吹捧。少数领导干部八面玲珑善于见风使舵、随风倒，精于溜须拍马、察言观色；彼此之间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文过饰非。上级一味表扬下级，下级不顾事实吹捧上级，为上级打掩护，排除困难。这种庸俗关系不利于干部健康成长，更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行贿受贿关系。文章指出，为仕途更加光明、多点筹码，有人选择行贿手段获取上级领导的欢心，而不是选择兢兢业业、真抓实干，靠实绩来实现升迁。在贿赂面前，有的领导禁不住金钱或其他形式的诱惑而走上受贿替人办事的道路。如此，行贿者和受贿人之间就形成一个畸形人际关系网络。搭建非正常的社会网络不仅败坏党风，违反党纪，还不利于领导干部之间建立正常关系，并增加腐败衍生机会，加大反腐成本。这种关系感染性强，如果“一把手”政德不高，就会影响和带坏一批官员，致使劣官当道，良官无处可守，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悲现象。田凤山、韩桂芝、马德等腐败案就是上下级之间存在行贿受贿关系的典型案例。
不良“官际关系”产生的根源
文章分析认为，不健康“官际关系”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首先，是传统政治文化包含的官本位思想、皇权思想、家长制作风等或多或少在影响着当代官场。过分强调人情、人缘，使人情、人缘异化为约束和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也会导致不良“官际关系”的形成乃至腐败现象的发生。
其次 ，是相关制度不健全尤其是干部晋升机制不完善是不健康“官际关系”形成的制度根源。职务升迁“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还在一些地方存在。既然下级的政治命运都决定于上级，某些下级就会对上级唯唯诺诺，尽察言观色、阿谀奉承之能事。近年来组织人事部门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就是这种非正常关系的表现。
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领导干部过于追逐经济利益是不健康“官际关系”形成的现实社会根源。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会推动人们注重竞争、青睐效率，还会使人们过于注重金钱、人际关系趋向冷淡。领导干部间不健康人际关系的形成是和注重逐利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如何建立和谐的“官际关系”
文章认为，建立健康和谐的“官际关系”就必须在明确何谓健康“官际关系”的基础上，消除上述三个根源。只有和当代中国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渐进型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结合，以强化“一把手”的表率意识为突破口，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为基点，加强制度建设为根本保障，方能推动和谐“官际关系”的建立，减少腐败现象。
11。2 关于会议问题
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事业单位，会议都被当成沟通和决策的重要手段。随着政府部门的放权，政府的会少了，企业的会多了；在企业里，大型的会少了，小型的会多了，这些都是基于沟通和决策的有效性考虑，也是为什么现在人人都觉得有会开的重要原因。这个过程，从改革开放之初业已开始，因此，“沟通”和“决策”是广大会议分子最为熟悉的第一批会议敏感词汇。
高级会议分子：
他们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二把手或公司的老板、高管，在会议上，他们通常是主席或贵宾。手中的权力使他们在会议过程中不敢随便表态，往往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讲一通永远正确的废话。
共同特征是：都研究过中国革命会议的历史，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重大会议的深刻教义他们烂熟于胸；他们惯于抽象概括，出口就是一、二、三。边说一，边想二，在一个分支话题里扯多远都能再拉回来。表态时充满了技术性的智慧，喜欢用先肯定，再转折的表述方法，如：“行，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又怎么办呢？”爱用“啊，……”作为一句话的起头。
中级会议分子：
他们是单位的中层干部或部门经理。在不同会议上，时而是发言的主力，时而是坐在主席台上但不发言的人，时而是主持人，时而是陪会的听众。因为承上启下，中级会议分子在体力上是最累的。
共同特征是：手机常设在静音状态，经常在厕所里或厕所附近打电话；知道什么会上应该毕恭毕敬，什么会上应该慷慨陈词，什么会上应该休养生息；因为很可能会出现“会冲会”的情况，跟他约时间，他总是先说：“好，没问题，就这么定”，然后再加上一句：“到时候再确认一下”；不管听没听清别人说什么，都习惯性地说“好的好的好的”。
低级会议分子：
俗称是群众，听大报告、全体员工大会或自己小部门的例会，是他们仅有的出场机会。
“开许多会，来决定一个会怎么开”的漩涡之中，这也成了许多企业市场部、办公室、公关公司、展览公司惯常的工作状态。办一个最普通的外部会议所涉及的印刷品、礼品、会场布置、场内服务、场外展示单元、新闻宣传、吃饭、住宿、交通、接待，诸多环节都得开会讨论，逐一落实。
会议史话
有考古者发现，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产生了开会的形式。当时，大家聚集在一块空地上，讨论一块肉或一张兽皮如何分配，以及安全等问题。现在看来，这是人作为群居动物的本能需要。
之后，随着社会等级的出现，什么级别的会议，就由其相关等级的人参加。由此，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开会分子和集权政治。 自古，皇帝早朝实际上就是开会。
自从会议有了级别，参加会议就成了身份的象征。需要通过会议的形式来体现自己的身份。于是，全国人民都成了会议分子。文化大革命时，更是天天开会，夜夜开会，会议分子分成几派。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出现，会议出现了职业分界趋势。会议分子因为职业的不同而参加不同的行业会议，无界别的全社会统一大会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想办法减轻会议负担，出现了无会周、无会旬，把官员从文山会海里解放出来。
现在，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已经成为社会趋势。在农村，有了村民代表，所以基本不需要开全体村民大会。在城市里，只有当社区居民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开发商及物业公司论理时，才能召集起会议。
说到底，会议的本质就是解决信息沟通的问题，现在由于媒体和通讯工具的发达，已经部分地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会议功能。
一个开明的社会里，领导是不怕下属成为会议分子的，下属也不担心领导认为自己开会有图谋
历史上，那些葬身官场的人，有很多是在当会议分子时与别人谋了点什么，被走漏了风声，让领导不高兴了。当年，袁世凯积极资助谭嗣同的维新事业，还经常一起开会论道，后来要到动真格时，谭深夜前往法华寺和他开会商讨拿下太后的事情，两人相谈默契，结果袁转头就把谭告了，让一次可能改变中国政体的改革事业功败垂成。
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要做大事，就要找人开会切磋，但会议开得很漂亮，往往不能保证结果也漂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一次次被镇压下去，就是与工人内部出了叛徒有很大的关系。
从古到今，要瓦解一个组织或一股势力，领导们通常的做法是给他们安插进去几个线人，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卧底。如是，大家开了几次会，突然间不知哪里出了故障，措手不及间被领导来了个杀鸡给猴看。如此被打击的次数多了，每个人心中恐怕都将高筑“防火墙”，人与人之间好像在演“无间道”。
一个开明的社会里，领导是不怕下属成为会议分子的，下属也不担心领导认为自己开会有图谋，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吆五喝六参加各种名目的会议，可以在广场上，在船头上，在院子里，在珠穆朗玛峰，在网络上，在楼顶花园里，可以为了一项权益开会，也可以为了选美女开会，可以为了环保开会，也可以为了乡愁开会，可以为集善款开会，也可以为惩邪恶开会。
一个越让会议公开坦然的社会，肯定是一个自洽功能越健全的社会。如果不依靠自洽而过多地迷信所谓制度维持的话，这个社会生态也许将是残缺不全的。
会议是官员们公开的交际场合之一。
会议是一个部门、一个群体决策的主要形式和载体。会议的座位和发言的秩序都非常重要，效果也不大一样。比如发言，如果太早，大家刚进入这个环境，一般说来思想还没有稳定下来，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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