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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博士姐妹的家庭教育:玩学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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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说，我将“读写算记”这四项学习的基本技术的训练，以一种游戏的形式来训练，好像玩跳棋、军棋、象棋一样，和孩子一起来玩，把做一卡口算题、口算马拉松、1000字朗读准确度测试、1~400阿拉伯数字书写、3分钟书写速度比赛、背英语单词速度测试都当作一种学习游戏，我自己也参加，让他们看看老爸的本领，由于是一起玩不是正规的考试，她们都没有任何紧张感，她们那时年纪小，开始时，速度和准确度都赶不上我，一旦赶上或超过我时，她们那种高兴劲比玩游戏还玩游戏。
我在本书中所介绍的读写算记的许多训练都可以改造成各种学习游戏，各位家长只需稍加变通即可，这种学习游戏玩起来比玩棋、玩扑克还令人兴奋，本书后面有不少的真实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玩学习”不仅使小孩乐于读写算记的技术性训练，而且训练效果特别显著。例如高速阅读技术训练可以使小孩的阅读速度提高5倍~10倍，这可称作其事半之半，其功倍之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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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妈妈与人口资源大国
《哈佛女孩刘亦婷》一书的作者刘亦婷的妈妈刘卫华，为全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她把小亦婷的早期家庭教育作了详细记载，并写成书。可能，在一些人的眼里，《哈佛女孩刘亦婷》绝不能称为一部不朽的著作，但是我认为，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说，《卡尔？威特的教育》算得上世界几百年德国几千年都难得的不朽著作，《哈佛女孩刘亦婷》算得上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都难得的不朽著作。此书的不朽在于：刘卫华给千百万中国母亲树立了一个特别的“育优”典范。如果中国千百万母亲都能像她那样，用自己的全部心血来“育优”，如果中国几百万“候补”母亲都能像她那样，积极作好“育优”的准备，我想，中国在加人世贸后只须十几年，中国就不是现在的中国，我看，就资源而论，中国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口资源，这个资源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但现在中国教育比较落后，人口素质差，资源大而不优，要把这个大资源变成优势资源，除了要加大教育投入之外，最好的办法就是“育优”，利用人口质量优势去抢占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把沉重的人口负担变成人口资源优势，把人口大国变成人口资源大国，这是现在
最好的捷径，这条捷径的开创者当然属刘卫华。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每年有1000万人口出生，如果能有1％像刘亦婷那样，那就等于有10万人是在利用国际教育资源，如果有一天中国每年有10万高中生走出中国到国际上去，十几年后有100万的博士、硕士学成后分布在世界各国，世界各个国家主要部门都有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会是现在这样吗？这些博士、硕士每人每年能挣5万8万美元，一年不是几百亿吗？那样何愁中国不富！何愁中国不强！
《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12日的一篇文章说，现在全世界有留学生150万，在美国的留学生有50万，中国留美学生仅5000人，中国每年出国留学生24000人，接收留学生40000人，由此看来，中国的留学生人数还可以大大增加，按人口比例计算，每年在校留学生应达到30万。每年在校的中国学生要达到30万人，每年应有10万人出国，现在只有24000人，差得太远，如果是每年有10万人出国，10年就是100多万，如果这100多万都像刘亦婷一样，充分地利用国际教育资源，那么节省的教育经费也是以百亿计算，对中国来说这也是巨大的社会效益。
小学就抓计算机教育，这个意义重大，小学就抓英语教育，这个意义重大，我以为，小学还应该抓“读写算记”这样的学习技术训练，这个意义也非常重大。
显而易见，甲乙两个学生同样完成一题作业题，都全对，但所用时间不一样，甲用了1小时，而乙用了两小时，表面上看，都同样完成了，都做对了，似乎没有差别，但从学习效率的角度看，是大有差别的。抓“读写算记”这四项学习技术的意义就在此。
我以为很多成绩中等或下等的学生，并不是智商差，而是差在读写算记这些技术上。读写算记可以说是学习各个学科的基本技术，有很多学生就是在小学没打好这个基础，不是输在智商上，而是输在这个起跑线上。
读写算记这四项学习技术，是学生学习的最基本的素质，搞好读写算记的训练也就是搞素质教育。
现代世界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没有优质人才是不行的。有人说日本是靠教育才取得今天的强国地位的，我说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那就是日本的妇女在结婚后不工作，这就等于是专门在家搞育优工作，中国应当向新一代有文化的女性发出号召：向日本女性学习，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告诉她们，你们这样做个“职业夫人”、“全职妈妈”是值得的，“功在国家，利在后代”，只要宣传到位，下定决心，将这样的“育优工程”抓到底，就会一举数得，既解决了教育经费不足的难题，又减轻了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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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来的和印出来的
实践出真知。一个人一生几十年，活过来之后，你就是只能是这样地活过来的，而不能再那样去活一回，像《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那样活了一回之后，才写出那样的一部文学巨著。而不能再这样活一回，又写出另一部《黄楼梦》来，这是文学巨著难以产生的原因。同样，真正的是“经历”出来而又富有成果，而不是纯“研究”出来的家庭教育著作也是弥足珍贵的。同样，一个人一生几十年，活过来之后，你就是只能是这样地活过来的，而不能再那样去活一回，像《哈佛女孩刘亦婷》的作者刘卫华那样活了一回之后，才写出那样的一部教育子女的著作。这是这类教育子女的著作难以产生的原因。有些人今年一本、明年又一本的幼教专著会是“真经”吗？不是吗，到现在为止，世界几百年、德国几千年不就只有老卡尔出了一本《卡尔？威特的教育》吗？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也不就是小亦婷的妈妈出了一本《哈佛女孩刘亦婷》吗？
是的，现在中国有关早期教育的书，子女教育的书出了不少，但这些著作之中有多少属于亲身实践过的东西？有些是理论性研究，有些属于理论指导，不是由实践得来的经验，某些人的研究连自己的孩子都教不出来，能用来教别人的孩子吗？这样的东西的价值能与刘卫华的著作相提并论吗？
《哈佛女孩刘亦婷》这样的“经历”性的著述，特别受人关注，特别能启发人，实用性特别强，大家都喜欢读。而那些“研究”出来的著作，就不是这样的了。
本人的这部拙作，也是由本人“经历”来的。
我的“世界几百、中国几千”的理由是，属于人生经历性的文学巨著，必须有别人没有、自己不可能再有的人生经历作基础，再加文学创作能力，同样，家庭教育之类的“真经”，是难得的，这样的“真经”是以别人没有、自己不可能再有的家庭教育经历作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研究”出来的总有点不一样。
一般来说，现在有关家庭早期教育方面的书籍，多半是适应当前的形势而研究出来的，这些书不是“经历”出来的，“研究”出来的东西肯定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些“经历”出来的东西要比“研究”出来的东西更可贵，这正如那些“印”出来的梵高的画，远不及梵高亲自画出来的画的价值高一样。
现在一些正在研究早期教育的人，他们是这几年才想到要研究早期教育的，在他们的小孩正需要进行早期教育时，他们多半还没有想到要研究这样一个课题，现在，他们需要这种“经历”的时候，已经晚了，他们不可能再去生一个孩子再来经历一番，他们也不可能去借一个小孩来经历一下，这都太晚了，他们只能去研究了，这些当然是有价值的，但这种价值就像我上文所说的那样，一个是“印”出来的，一个是“画”出来。
我今年58岁，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又是搞中等医学教育的教师，没有为晋升而写此类书稿的念头，这类书在我这个专业评级是不算数的。我是想，我的这个有关读写算记的技术比较简单、比较实用、比较易于推广，正如电灯的发明，虽然电灯的设计不复杂，制造不困难，价格不高，但是一个小电灯泡能惠及千家万户，致使人们念念不忘那个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
三博士姐妹的天资怎么样
不少读者推测，我的三个姑娘，天资一定不错。言外之意是在问：陈老师的这套教女方略，在我们这些天资一般的子女身上是否也有效呢？我也很愿意将三博士姐妹的天资作一个介绍。
三博士姐妹没有“哈佛女孩”那么优越的遗传基因，也没有渊厚的家学。三博士的现在的家谱上能查得到的18代男性前辈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数她们的爸爸，本书的作者，我，武汉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毕业，现在一所县级中专卫校教书，她们的祖父，一生务农，读过9年私塾，其他几乎全都是文盲。在她们的女性前辈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数她们的妈妈，本人的拙荆，小学毕业。说来有愧，本人无能，一直没给内人找到签三个字拿钱的差事，时髦的称呼是“职业妇女”，其他女性前辈则全是不识“之无”之人。
其实，我的三个女儿中，只有大女儿的天资较高，据手头资料比较，我的老大没有“哈佛女孩”的天资高。
老二老三的天资确是平平，这一点，我所有的同事们都是这样看的。老二在4岁多时，教她一个汉字，有时要教30多遍才能记住。老三更是一副憨厚像，二三岁时才会说话，长大了说话老爱出笑话，几次都是对着爸爸喊妈妈，对着妈妈喊爸爸，于是平时我们戏称她“三呼”，小时候同村的婶婶们戏言：老大将来顶她爸爸的班，老二顶她妈妈的班（做乡村缝纫匠），老三上工地（农村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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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的“专项”
三个女儿在学习中遇到的学习问题，我总是“立专项”进行研究。有关读写算记的速度标准和准确度标准，都是在遇到想到这些问题，再“立专项”进行一番研究之后，才慢慢悟出来的。十几年来，我在辅导三个女儿学习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探究，不断的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个人特色的教女方略，我个人觉得，我的一套方法，是比较科学的，比较先进的，比较实用的，也是值得推广的。十年前，我就开始拟腹稿，原打算在退休后成书。
十年前，武汉市卫生局一位李处长，邀我到他家，介绍我的教女方略，讲了三个小时，他非常赞赏我的这套教女方略，并鼓励我尽早成书出版。当时我说现在没时间，将来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本“教女经”。
教育家们认为，读写算记是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专家们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我在辅导三个女儿学习的过程中，我认为高速度高准确度的读写算记是四项重要的“学习技术”并视之为开启女儿们智慧大门的四把“金钥匙”。当然，高速度高准确度的读写算记也是四种更高层次的学习能力。在辅导三个女儿中小学学习的十余年之中，我逐渐探索出了一套简便易行的训练方法，把三个女儿的读写算记的速度提高了，3倍~10倍，使她们的学习效率大大提高，学习效果也比较好。我当时所进行的读写算记训练，与学校教育配合默契，加上三个女儿勤奋好学，使得她们在求学的道路上，步步上攀，并且逐步显示出这一方法的长期效应来，使我最为自豪的就在这一点。
把高速度高准确度的读写算记视为四种基本的学习技术，并通过训练来快速提高这四种学习技术，使小学生的读写算记的水平达到或超过高中生或成人的水平，由此可以大大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更加有利于学生的成才。这就是我“特种”教女方略的巨大意义所在。
大女儿的遗憾
大女儿1969年11月10日出生，在那个“史无前例”——不，错了，是“空前绝后”的日子里，武汉大学外文系和生物系的800多老教授和青年学生（我是其中一个），就都戴着“臭老九”的帽子从风景绮丽的珞珈山来到了王维留与“醉”山翁的风水宝地——襄阳，在那里搞什么“斗批改”，后来接着到沙洋农场，又转到孝感东山头，接受“再教育”，直至1972年2月，我才回家见到可爱的大女儿，但2岁多的小淑华怕生，不喊爸爸。分配回江夏区后，先在科委工作，一年到头住生产队，“头衔”是“武昌县县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到“后进”的生产队“领导”农民“学大寨”，一个月才休息4天，农忙了，还得过个“革命化”的休息日，妻子在生产队挣工分，忙得很，小淑华由我的76岁的祖母带，惟一的早期教育就是祖母的那些有好几百岁的儿歌谣。
我用以早教的工具是“红宝书”和“语录”。其实，那时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早期教育，我只知道应该早一点教小淑华识字数数，真正使我产生早期教育思想的是在1980年的上半年，武汉公差之余，我在武昌民主路书店，购得一本小册子，好像是二角多钱，书名是《早期教育与天才》，我一口气看完，感受颇深，下决心对自己的三个小孩进行早期教育，使她们个个成才。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教育是使我真正认识到了早期教育对孩子成才的巨大作用。
1979年5月我来江夏卫生学校教书，1979年9月，通过熟人，将小淑华插入条件较好的纸坊一小五年级（2）班读书。我看完书后，将书放在桌上，被小淑华瞧见，她看子几页，感慨地说：“我要是晚生几年就好了。”
小淑华这时已临近小学毕业了，看来在她身上进行早期教育是不可能的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她身上进行的“晚期训练”也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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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育与晚期训练
这半年来电、来函、来访者之中，他们大多数是在发现自己孩子的学习出了问题才意识到要寻找教子方略、教女方略的。像哈佛女孩的妈妈那样在怀孕时就意识到要对小孩进行早期教育的妈妈是不多的。
我的三个女儿比较幸运的是，她们学习中的问题一出现，我就进行“专项研究”，而且是土法上马，解决得比较圆满，没造成大的遗憾。看来，“晚期训练”也很有用。
我辅导女儿们学习，开始于1972年初，那时关于早期教育的认识非常可笑，以为在学前教小孩认字、数数就是早期教育，在读了《早期教育与天才》之后，我真正认识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如何进行早期教育，具体用什么方法来对孩子进行教育，当时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内容。《早期教育与天才》一书中介绍的一些早期教育的方法，不怎么适合我当时所处的环境。1982年以后才逐渐悟到读写算记是四项重要的学习技术。这年10月的一个周末，我用北京景山实验小学编的口算卡，叫二女儿陈中静作口算练习，陈中静这时在农村小学读二年级。我用手表计算她的口算速度。我发现二女儿口算的速度与我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想，口算过程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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