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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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饥荒严肃重破坏了生产力。1960年劳动力只剩1790万人，比1957年的2173万人减少了384万人；1960年耕畜比1957年减少了237万头，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900万亩。盐碱地由1500万亩增加到2000万亩。粮食产量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总产量只有160亿斤。
在大饥荒期间，山东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只能用官方资料进行计算。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万人，少出生225。66万人。薄一波告诉赵健民山东饿死了300万人。从当年山东省饥饿的严重程度来看，300万人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
七、舒同丢官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是舒同，是一位很名气的书法家。他出身贫寒，师范学校毕业，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谭启龙是第二书记，赵健民是第三书记。1955年5月，中共中央曾打算调舒同到《人民日报》任社长，后来没有成行。在这期间，山东的新闻报道曾说谭启龙是第一书记。有一次，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山东访问，在接待时，谭介绍舒同时称他为“原政委”（省委第一书记是军区的政委）。有档案资料称，舒同对谭启龙因此对谭猜忌，怕他取而代之。
舒同怕失去封疆大吏的显赫地位，最终还是失去了。
由于山东情况比较严重，靠山东省委难以挽回局面。中共中央华东局到山东揭盖子。当时山东属华东局。196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
曾希圣走马上任，10月29日，他作了一个大报告：《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克服困难而斗争！》。这个报告，用大量事实指出山东问题的严重性：1，农业严重减产，粮食总产量只有160亿斤，回到1949年的水平；2，口粮严重不足；3，病情严重，420万人水肿；4，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5，耕地减少；6，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他批评说，庐山会议上中央提出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没有照办；上海会议中央进一步强调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仍然没有办；北戴河会议，毛主席指示要抓紧时机，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没有认真传达贯彻，青岛会议开了40多天，误了季节。曾希圣指出：
要承认今天其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人为灾害所造成的。而人为灾害，又主要是因为原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和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同志没有执行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历次指示所造成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我们山东的情况严重以后，就当机立断地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不仅立即撤销了他们两人的职务，而且抽调了一批干部并在调拨大批粮食、医药、种子以及其它物资来支援山东。
曾希圣承认死人是人为造成的，这是对的，但他把中央和毛泽东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山东省委的两个人，是不符合事实的。
舒同从封疆大吏变成了批判对象。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60年12月中旬，在山东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省委扩大会议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12月16日，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揭露了山东“五风”的严重性。接着他批评了几种错误的看法：第一是夸大困难，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第二是怀疑“三面红旗”；第三是怀疑中央领导人。他批评说：“有人说，中央是领路人，舒同是带队人，带队人带得不好，领路人也应负责，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曾希圣把中央领导人的责任开脱得一干二净，把山东问题仅看作一个省的特殊问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曾希圣定的调子，参加会议的山东干部向舒同猛烈开火。
会上揭发舒同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系列的纠偏政策贯彻不力。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两个手掌，把近两年的工作比做十个指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他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由于毛泽东的重点放在反右倾上，各省在传达贯彻庐山会议时，对“一个指头”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舒同在传达庐山会议的讲话中，甚至没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个指头”这一段话。为什么没有传达？舒同在检查中说，“怕给群众泼冷水”，出于同样的考虑，裴孟飞建议他在传达时把毛泽东关于也要注意左倾冒险主义的说法在一定的范围内提一下，舒同没有同意，反而批评了裴孟飞。
会上揭发舒同在粮食问题上的错误，在1960年四五月份粮食分配会议上，没有听取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把指标压下来，把1959年粮食产量落实为320亿斤，而偏听偏信了农工作部长张新村的意见，把产量落实为400亿斤，征购任务为70亿斤。这是山东省粮食紧张的重要原因。在粮食紧张出现以后，还不面对现实，为农民解决问题，还在全省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196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除了讨论国际形势外，国内工作提出保粮、保钢、保外贸出口三个任务。毛泽东要求各省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回来后，8月初召开青岛会议传达贯彻。但是，青岛会议开了40多天，一直开到10月份，农时已经耽误了。为什么青岛会议开这么长时间？在批判舒同的省委扩大会上，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原来舒同和一个女护士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到了青岛以后，舒同根本不和其他书记往来，除了参加他非参加不可的会议以外，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打扑克，就是带着护士游山玩水，跳舞。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这样，就有意将会议时间拖延。直到青岛会议结束以后，舒同还不打算回济南抓工作。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有人说，中国不是议会政治，而是会议政治。会议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全由第一把手的意志决定。中央如此，各省也如此。
舒同12月10日的检查，讲了由于他的工作失误给山东带来的损失，与会者不满意，没有过关。12月13日的检查时，他一开始就说：“我现在向大会检查我的错误，不但检查错误，而且向大会请罪，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列举了中共中央自郑州会议以来等一系列的纠偏政策，检查自己执行不力。他说他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从左的方面来接受庐山会议的精神（庐山会议的精神本来就是左的嘛，他这么执行了，还要检查，舒同好不冤枉！），他还扣上了自己个人主义、沽名钓誉、好大喜功、好出风头，急躁冒进等帽子，因此，在做计划、定指标、提工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从压倒外省出发（争先恐后），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
曾希圣身挂两省帅印。其实，安徽的问题比山东还要严重，曾希圣到山东来揭舒同的盖子，却紧紧捂住自己的盖子。相比之下，舒同比曾希圣要老实得多。
舒同丢官以后，山东的情况并没有好转。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饿死人16700人，9月份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10万，卖儿卖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第九章　浙江之折
有一条江横穿浙江省，上游称为新安江，中游称为富春江，下游称为钱塘江。这三条江首尾相连，却弯成一个“之”字，所以称为浙江。浙江省是一个沿海省份，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气候温湿，自然条件好，加上这里的人民勤劳而富有韧性，有很强的奋斗精神，有经商的习惯和头脑。因此，这里是中国的富煦之地。但是，在1958年以后的三年间，这里的农民也饱受饥饿的折磨，经历了历史上一次重大曲折。
一、从农民口中夺粮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面积不到一亩。新中国成立以前，浙江是个缺粮省，据国民党有关记载的材料，每年要从外省调进2亿到5亿斤粮食。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实行土地改革，粮食比建国前多了一些，但是，不仅没有粮食调入，还承受了沉重的粮食征购任务。1954年到1955年度征购了51。24亿斤粮食，1955年春出现了“人人谈粮食，户户等统销”、“人叫，猪叫，牛叫”的紧张局面。1956年到1957粮食年度，又因征购过多，使得1957年春天，余姚、上虞、慈溪、桐乡、金华、仙居等县发生了闹粮事件，垮掉了一部分合作社。
到了大跃进年代，征过头粮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也与浮夸风有关。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为320亿斤（实际产量为142。1亿斤），1958－1959粮食年度，开始省里向中央认购58亿斤，后落实征购任务为48亿斤，到1959年4月20日，实际征购57亿零6百万斤（其中本省销售37。6亿斤，纯上调10亿斤）。尽管大幅度超额完成了任务，但中央20日给浙江电报称，“为了支援上海和出口粮食，浙江除完成58年上调粮食10亿斤外，现又增加1。4亿斤”。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中央表示：“省委研究坚决支持这一措施，同意分别在五、六月份调出。”　
粮食部的数字和江华说的数字略有差异，但明确地反映，大跃进以来，浙江粮食连年减产，1961年的产量只有1957年的86％。详见表91。
表9－1　1957－1961年浙江省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45。00 157。00 155。00 129．00 125．00 　　　
　 贸易粮 126．09 136．52 134．78 112．17 108．70 　　　
征购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销售 34。48 42．23 43。81 31．66 26．90 　　　
净拥有 118．16 131．06 125．33 110．84 102．63 　　　
总人口（万人） 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人均净拥有（斤） 472。02 511。25 482。35 423。55 385．36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浙江》。
表91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其中，口粮大约占三分之二。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511。25斤，其中口粮大约为340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粮以后，农民平均有300斤就不错了。再经过一层一层地尅扣，吃到农民嘴里的远远低于300斤了。
1959年春天，全省各地出现了粮荒。据安吉等11个县调查，每天口粮不到12两的（即0。75斤）占用膳人口的50％以上，其中安吉县占80％以上，兰溪、桐庐占70－80％，建德、吴兴、义乌、龙游、占60－70％，诸暨、天台、浦江、桐乡占50－60％。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224个食堂有168个停伙，病人大量增加。天井生产队社员孙本根、受荣生产队社员汪明发，因断粮，病势加剧而死。省粮食厅反映，有些地区粮食紧张，表现在：1，食堂断粮停伙，吃麸皮、糠饼、草子、野菜等；2，摘青吃青情况严重；3，排队抢购副食品。安吉县5月1日到7日，全县193个生产队中，有87个生产队的食堂断粮停伙。农民上山下地掘笋、拔野菜、吃青蚕豆的情况相当普遍。群众因吃代食品过多因而引起脸脚浮肿、泻肚子、中毒等现象。据5月上旬10天的统计，已死亡50多人。上于县东关公社从5月16日开始有6个大队62个食堂断粮停伙。
1959到1960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为58。12亿斤，统销指标为40。12亿斤，扣除本省统销数，纯上调粮食任务为18亿斤。这个任务比上一年度增加了80％，比上一年实际增加了58％。任务一下达，各级干部态度坚决，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从1959年10月1日到12月7日，只用67天时间，全省就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破了历年征购工作一定要跨年度的常规。到1960年2月10日，共征购入库粮食59亿零2百万斤（最后统计实绩为60。2亿斤）。与此相对应的是，省内销售量到1960年2月10日止只有24。82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66亿斤（最后统计数为47亿斤）。为什么能完成得这么好呢？“在粮食登场后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四快、四边”，这里说的“四快”是指收、打、晒、运四个环节要快，“四边”是指边收，边打，边晒，边运，及时入库。更为重要的是，“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去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批判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揭穿和打击退地主富农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行为……插红旗，立标兵，掀起学、赶、超、帮的群众运动，组织粮食入库高潮，一鼓作气，短期内把粮食起来。”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其所以能完成任务，采取了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了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批评、处分了一批干部。为什么销售粮食比上一年度减少呢？“减少的主要办法是对产粮缺粮队实行增产抵消”，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征了过头粮，过去要靠“返销”来解决，现在不“返销”，靠生产队自己增产来解决。
1961年春天，更严重的粮荒又来了。温岭、黄岩、平湖、嘉兴、兰溪、余姚、新登等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这些情况下面再作介绍。
1960－1961年度，严重的饥荒使省里不得不总结前两年“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教训。当时算了一笔帐：1955－1957年度上调粮食23。98亿斤，而1958－1960年度上调了33。59亿斤。浙江省粮食征购任务占总产量30％左右比较适当，1958年这个比重为40。9％，1959年达43。2％。23个重点产粮县1957年每亩平均负担为220斤，1958年达260斤，1959年达290斤。结果，“得虚名落实祸”。因此，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50亿斤，统销36亿斤，纯上交14亿斤。但口粮还是很紧张，如果把农村口粮恢复到1955年的水平，全省不仅不能完成中央的上调任务，还要调入11。31亿斤，如果口粮水平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全省要调入1。08亿斤，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1961－1962年度，征购任务为45。8亿斤，统销指标为34。5亿斤，纯调出11。3亿斤。同时动员30万吃供应粮的城镇人口回农村参加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