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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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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1962年度，征购任务为45。8亿斤，统销指标为34。5亿斤，纯调出11。3亿斤。同时动员30万吃供应粮的城镇人口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一年浙江灾害严重，征购任务调整43。7亿斤。扣除本省销售外，这一年上调中央9。6亿斤，计划外支援四川省2100万斤。在这一年中，虽然城乡供应是紧张的，部分农村曾发生逃荒、破产渡荒的现象，但情况经上一年好一些。
这里引用的浙江省粮食部门的数字和表91中国家粮食部的数字略有差异。可能是原粮和贸易粮换算的误差，也可能是生产年度的粮食年度的误差。我把两种数字都列在这里，供今后专家研究。
从表91中粮食部的征购和销售数字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年都是征购数大于销售数，即每年向省外净调出粮食，而且净调出粮食数年年增加1961年，浙江省委办公厅对嘉兴、海宁、嘉善等17个重点粮食县进行了调查，写出了17份调查报告。本书作者将17个县的数字综合于表9－2中。从表中可以看出，除温州每年调进粮食、绍兴部分年度调进粮食、衢县、海宁县个别年份少量调进粮食以外，其余各县在这些年间都是大量调出粮食，而且调出粮食不断增加。因此，这些鱼米之乡不仅“低标准，瓜菜代”，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民外出逃荒，浮肿病、青紫病等营养不良性疾病大量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有出现。温岭县1959年是个平常年景，但在“入库高速度，队队满堂红”的口号下，征购入库强调“先下手为强”，征购数占总产量的47。4％，把农民推入了饥饿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外流人口2800多人，浮肿病人达8698人。其它县也有类似温岭的情况。
表9－2浙江省主要产粮县调出粮食数 单位：万斤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嘉兴 13593 19574 15055 16943 14135 19764
海宁 －206 3686 3855 5487 6794 6370
嘉善 6477 11823 9107 14145 11131 6976
宁波 5662 10310 9387 7334 13033 7132
余姚 10910 10298 9214 9854 7284 5546
上虞 6373 3795 2514 4606 3866 3231
绍兴 －489 742 －1076 －604 －2748 2709
诸暨 7678 13818 9832 8815 11754 11329
奉化 5219 2318 4947 6848 6575 4749
衢县 2422 1140 －415 1577 －183 4154
兰溪 180 697 2103 1850 3130 2325
温州 －8071 －9125 －11611 －8744 －7894 －6791
瑞安 4476 1611 4163 7246 6738 6658
温岭 8554 7407 6047 13206 13820 9035
黄岩 1771 6907 6800 8079 8120 6729
临海 7319 2558 6102 6143 6538 5028
金华 2435 2459 3056 3812 2869 3212
资料来源：《重点粮产县粮食情况调查》（之一到之十七）
一般说来，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大面积的、持久的饥荒。浙江省是一个有商业传统的地方。在刚刚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这里还有着活跃的农村集市。当时，浙江省农村市场集中于大、中、小三种集镇。大集镇（包括县城），人口1万左右或1万以上，这里大都有国营商业，私人工商业在三百家以上，这是农村的经济中心，这样的集镇全省有70多个。如杭县的临平、塘溪，萧山的临浦，余姚的周行。中集镇私人工商业有一二百户，如杭县的乔司、三墩、瓶窑，余姚的天元。小集镇有数十户私营商业户，分布在广大农村。那时合作社（供销社的前身）兴办不久，在大集镇还不能与私营商业竞争。1953年，大集镇上合作社所占的比重很低（临平占33。2％，临浦占24。48％，路桥占20。54％），中集镇占50％左右，小集镇占70％左右。农村商业集市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私人商业所占有。在大集镇，私人商业的资金数倍于合作社。详见表93。
表931954年初浙江私营商业和合作社的资金状况单位：亿元
大集镇 中集镇 小集镇
临平 临浦 路桥 天元 桥司 戴村 亭趾
私商 46．8 28．1 25．2 5．4 6．6 2．2 1．9
合作社 14．4 4．4 2．8 4．5 5．0 2．6
资资资料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农村市场基本情况调查》，1954年3月18日。
这份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调查报告，实际上是省合作社组织撰写的。他们搞这个调的目的是为了和私商进行斗争，为了用公有商业取代私有商业。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私商大幅度减少。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商基本消灭，再经过1958年大跃进，不仅没有私商，连商品经济也没有了。本来十分活跃的浙江农村经济也变成了一潭死水。农民完全被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再没有其它生路。
二、江华紧跟毛泽东
“共产风”不是群众中自发地刮起来的，而是来自上面。像全国其它各地一样，1958年中共浙江省委也吹响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对毛泽东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紧、非常快的。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反对这个估计，但事隔不到一年，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经讨论，就一人断然推翻了这个估计，独自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7年12月9日，江华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12月17日看到了这个报告，于凌晨2时给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请于今日上午8、9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7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1时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事后，他又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报告，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者按强调“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江华的报告为什么引起毛泽如此高度重视呢？主要是这一段话：“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独自一人推翻中共“八大”决议以后，第一个响应、并较系统阐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华。
在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浙江也不落后，这一伟大的进军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与收缩的较量中开始的。1955年，浙江省农业集体化过急过快，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引发了农民的抵抗，“仙居事件”影响最大。1955年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对浙江省的合作社采取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从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个。毛泽东对此十分震怒，说这是“胜利吓昏了头脑”、“犯出右的错误”。据说浙江省委当时就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泽东表扬“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是正确的”。195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发文向浙江作检讨，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这说明，在合作化一场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这无疑会加强浙江省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信心和决心。
浙江省委不仅在1958年大讲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在“大跃进”失败后的1960年，在农民处于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浙江省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还吹得很响。
1960年3月3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以《高速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灵魂》为题，向全省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作报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气，向听众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个世界、两个体系存在。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客观事实，连瞎子也会看到。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一切都要贯穿着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要不断地进行改造，用不断革命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一种是停止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巩固一个时期是可以的，长期巩固或永久巩固是不行的，那是违背马列主义辨证法的。社会主义建成了，还要不断前进。第二种是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不满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把共产主义建成为止。第三种是把社会主义开倒车。在这三种思想中，我赞成第二种，要不断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1953年，毛泽东在北京批评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过渡。1960年，江华在杭州批评了“巩固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这大概是对毛泽东的“紧跟”和“活学活用”吧。就在江华高呼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前后，各地饥饿的报告频频送向浙江省委。
1960年3月21日，在大华新大厅，江华在向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中说：
人民公社一定要过渡，不过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国家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这两种经济基础长期并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必须把这两种所有制向单一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怎么过渡？江华说：“第一步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变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厂一样。”鉴于“共产风”带来的灾难，江华要求县委书记们不能急于过渡，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创造过渡条件，并且开出了过渡的时间表：“第一步过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时间，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华在这次讲话中再三强调，要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面临着“谁战胜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我们的目标，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在这场斗争中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下中农包括新的、老的），团结经过改造的富裕中农。现在地主、富农在大多数地方搞臭了，现在就是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包括老的新的），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抵触情绪。我们要团结中农里面大多数经过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愿意改造的少数中农，特别是上中农”。他要求县委书记：“你们回去查一查，每个生产队，是不是贫农占优势？是贫雇农当家还是富裕中农当家？”他还要求县委书记们要敢于改造自然，他举例说：“四川有一种茅草和麦子交配，一个麦穗长1500粒。牛和猪交配，生下猪来就是几十斤。”
省委领导人旗帜鲜明的讲话，党报党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宣传，使浙江省的“共产风”连年不断。自1958年以来，浙江省较大的“共产风”刮了三次。第一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以前。当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热衷于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现了大量的“一平二调”。郑州会议以后，根据中央精神，批判了“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但长期灌输造成的共产主义情结很深，1959年下半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又刮起了第二次“共产风”，以办水利工程、大办畜牧场、大办社队工业的名义，再次大搞“一平二调”。1960年，为了“加快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种行为可以从上面引用的江华讲话中找到理论根据），大力发展公社经济，提高公社的经济实力，又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粮食、现金和物资。据1961年3月统计，公社化以来，全省一平二调的总金额共达20184。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被无偿“调去”36元多。平调的有土地、劳动力、耕牛、房屋、家具、炊具、现金等。当时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平均不过几十元，36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调去”的不仅是当年农民的收入，还把农民过去的家底也调走了。这里说的“调”实际就是掠夺。这种掠夺，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浙江省“吃饭不要钱”是靠“大辩论”推动的。建德县大洋公社卫星生产队地处山区，只有154户、695人。1958年，“由于粮食大丰收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以后，广大群众思想觉悟大提高，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纷纷要求实行吃饭不要钱。但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存在着右倾保守情绪，他们对粮食估产过低，认为吃饭不要钱没有条件。”生产队党支部根据公社党委指示，及时引导群众开展辩论。“在辩论中极大部分社员拥护吃饭不要钱，但也遇到少数社员（主要是富裕农民）的反对。通过辩论，驳倒了富裕农民反对吃饭不要钱的种种论调，不仅在两天内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一致拥护吃饭不要钱。经过公社党委的批准，立即宣布吃饭不要钱。”
共产主义强调有计划的生产，而“周密的计划”必须指挥权高度集中。生产上的瞎指挥是生产指挥权高度集中的必然产物。像全国各地一样，自1958年以来，生产上的瞎指挥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浙江省农村干部打骂农民，扣饭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农民和处境十分悲惨。平湖县新埭公社黎明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自称“小皇帝”，他和生产队长、副支书三人随意吊打、捆绑农民、不给饭吃、任意扣罚、抄家。据不完全统计，仅1959年被他们处以打、吊、跪、关、冻、扣、罚、改造、没收、抄家，不给饭吃的有91起，有的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1959年夏季社员没有口粮，他们却向上级谎报有粮食，还挨户搜查，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没收。因而饿死30多人。
温州地区永强公社1959年11月3日至10日，在群众大会上重点批判了63人。其中，被戴高帽游街的2 人，罚跪的14人，被捆打的9人，被吊的12人。该社永新大队总支书记韩某，将买卖500斤蕃薯的一个妇女戴上四顶高帽，帽上写着“套购蕃薯500斤在轮船码头上挂了牌，叫她自己敲锣，叫她女儿在一旁喊：“我母亲套购蕃薯500斤，大家不要学她样。”金化地区兰溪县游埠公社万善大队确定了24个批判对象，其中7个是富裕中农，其余是贫下中农。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1959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共开了11次斗争会，被斗争的20人当中，罚跪的16人，被打的4人，受伤的3人。这个大队10月13日在清路召开了四个生产队的斗争大会，将12个斗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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