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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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没有多吃多占）。23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来，到1960年5月13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3000斤，鸭子300余只，鱼150斤，羊15只，香油570斤，粮食5000多斤）。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信阳地委副书记王达夫分管反右倾运动，态度很坚决，整人很厉害。他是新蔡县人，新蔡饿死人不少，他家不少亲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实情况的，但他反右倾越反越有劲。信阳事件以后他还是当地委副书记。余德鸿等到省委告他，说他在信阳事件中有责任，省委才给他记过处分并调动工作。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续发表七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尤太忠将军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最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体学是新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在那种体制下，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有地方说话了。
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10月的统计数是549171人，12月的统计数是100万人：
中央调查组引用的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
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是这样写的：“据今年10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商城、正阳、罗山等7个县。在全区4473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20％以上的有520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154人，占总人数的19。87％，死绝户5639户。”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60年12月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上说：“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
1999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万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反瞒产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如果偷吃了一点东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讲真话的，不听话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光山县被打死的1008人中，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大队干部4人，小队干部47人，党员11人，团员61人，基本群众848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87人。
杨蔚屏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6月，光山县的53个生产大队被打死的群众就有404人（其中活埋1人），这404人当中，生产队以上的干部199人。干部打社员更是家常便饭了。泼河公社陶湾大队，11个大队干部、16个小队干部打过社员。支部书记黄某，在正月十五这天早晨就打了社员47人，并把一位县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团委书记胡某亲手打过92人，并用“点天灯”的残酷手段烧死2人。
我采访的当事人说，杨慰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小。
中央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惨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
夏庄公社罗圈子大队队长杨某和统计员罗某于1959年11月28日，将偷耕牛的7名社员用一根铁丝穿7个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该大队有两名社员因杀牛被打死。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8名社员。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刘宝和生产队社员赵强，饿得两腿浮肿还得赶着牛下地干活。他在地头昏了过去。醒来，他爬到收获了的玉米堆里，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经干得发黄的玉米叶子，把嘴扎得直流血。他意外地发现一个没有收尽的玉米，如获至宝，想起家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他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谁知被队长闫某发现了，闫某把赵强捆了起来，手拿扁担没头没脑地往赵强身上打，打得鲜血直流。打了以后还让赵强干活。赵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刚走到地头，就一头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里，遂平县嵖岈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饲养员宋和看到四下无人，就把死母猪扛回家里。用刀子一开膛，发现猪肚里还有12只粉嫩的猪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猪娃子吃了，把母猪埋起来以后慢慢吃。然而，他还没动手，大队长翟某带了一伙人闯进来，二话没说先劈头盖脸地给宋和一记耳光，打得宋和满嘴流血。接着把他五花大绑送到大队部，吊在大队办公室的梁上。大队委员们连夜把母猪肉吃了，宋和被吊了一夜，疼得大叫也没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着猪娃子和猪头，被队干部押着游街示众，一边游一边喊：“我是贼，我偷杀了猪。”游街一天，宋和滴水未进，倒在路旁死了。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老头饿得没办法，偷杀了一只羊，煮到半熟时，被民兵营长发现了，当场被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上，挂在老头的脖子上游街。游完街后，用绳子捆起来吊在树上。从上午一直吊到晚上。老头不停地惨叫求饶，没人理睬。老头惨死在树上后，民兵营长把尸体拉到河坡上，盖上麦杆，点一把火烧了。
嵖岈山公社袁庄大队饲养员刘志兰和袁志红，弄死了一头小猪崽，被生产队长发现后，一个人脖子上挂一块猪崽肉游街。接着开会批斗。两人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
1959年11月12日，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大队黄西店小食堂停伙两个月了，全小队社员共同商议，把本队一头牛杀了分吃，由队里17名社员执行。此事被大队干部发觉后，率领打手队，把17名社员绑到大队部，一起吊起来毒打了一整天，刘太国、黄兰友、黄国孚、王申喜、王声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
乔培华根据档案写的《信阳事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事例：
1959年11月8日，干部发现徐湾小队社员方正义家中有一小块牛肉，方正义立即遭到毒打，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5日，晏湾小队社员胡德厚，没有按干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残酷毒打，两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日，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5天后死亡。晏的妻子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干部抓住，以偷粮的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然后将黄捆绑，用冷水淋冻，不久死亡。家中5个小孩，除14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个全都饿死；
1959年11月20日，韩湾小队社员阮祥海，因没有听从干部的安排去捡牛粪，遭到捆绑毒打后不让吃饭。阮饿得没办法，到食堂拿点花生米吃，被当场打死。
河南打人的情况如此严重，是因为从中央到省里制止不力。早在1958年，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1958年11月29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他这里说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1999年秋天，信阳一些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对共产党忠诚。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
6、各级党委都极力掩盖死人真相
农民挨饿，还向外封锁消息，不让向外面写信，所有的邮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光山县一位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结果这个医生被逮捕法办了。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3人，多则10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孤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个，其中有4个没有断气。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为了掩盖真相，不惜残酷打击向外面透露情况的人。1960年8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58件，其中6件匿名信当“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立即将他逮捕。1960年3月12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
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专员张树藩的夫人），到西平县看到饿死人，还听说有吃死人尸体的情况，想向在华北局工作的老战友李雪峰反映。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先给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写了一封短信：“你们在家吗？如果在家请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们。”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来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通信自由，可见极权制度的严酷。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事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乡光山县（一份资料说是潢川县）探亲看到饿死人，才写了这封信。
我1999年到河南调查时，在一些老人中传说张铁匠冒死上访的故事。后来在档案馆中我才得知这件事的详情。张铁匠即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张富，铁匠出身。他1959年12月到信阳调查生产救灾情况。他先后两次把所了解的情况向省委书记宋致和和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刘名榜汇报过。张富在潢川县了解了仁和、双柳两个公社。仁和公社杨楼大队有1900多人，当时死了300多人，双柳公社从1959年10月1日到12月26日死亡2363人。张富把所了解的上述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打印后分送潢川县委、省民政厅和刘名榜，并于12月底向宋致和与刘名榜作了口头汇报。
春节期间，张富又以拜年为名，到刘名榜家中反映信阳死人的情况。刘名榜装作打盹，只说了一句：“工作上有错误，以后写个报告吧！”张富很着急，准备向中央反映。张富找到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肖剑波，表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意思。肖怒气冲冲地说：“下面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谁欺上瞒下？你到中央去告谁？”第二天，张富偶尔见到了刘名榜，刘问张：“你为什么要到中央告状？你知道底下的问题没解决吗？什么事都要你过问！”张富准备去北京，受到阻止。先是民政厅的处长找他谈话，威胁他，接着民政厅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并紧盯着张富一步也不离开。还对张富说：“省监委来电话，不让你去中央，已经通知了公安部门，你想走也走不了。”后来民政厅赵厅长劝张富休息。第二天，张富去火车站买票，又受到阻止。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不顾各种阻力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多。1960年4月初，身为监委书记的刘名榜看到已经掩盖不住了，不得不向中央监委反映了固始县饿死人的情况。
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农民饿得走不动了，还不能在外人面前显出饥饿的样子，有的地方（如光山县）不让走不动的饥民走路拄拐棍。捂是捂不住的，有的信件还是转到了中央。中央派人到信阳调查。
7、死人事件暴露后还极力捂盖子
1960年5月。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不准多报。并连夜派人到各大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