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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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死人事件暴露后还极力捂盖子
1960年5月。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不准多报。并连夜派人到各大队进行部署。经过部署的团结大队当即下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队分配数字如下：一队4人，二队5人，三队5人，四队5人，五队2人，六队7人，七队4人，八队2人。”还下通知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不能统计。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后又改为2907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随着问题的暴露，死亡人的数字就多了起来。“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亡18000多人，现已初步查明已达8万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已增加到近10万人。嵖岈山公社过去只报死600多人，现在查明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
　　　信阳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揭发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的材料中说：1960年5月，杨蔚屏到信阳检查工作。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接待并陪同。使王秉林感到意外的是，杨书记一直没有提到去冬今春发生的问题。王秉林主动向他汇报信阳死人的问题，杨不表态。光山县秦河公社书记讲公社死人的情况，杨书记还是不表态。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向杨书记反映光山死了38800人，杨书记指示：“弄清死人数字要心中有数，死人的原因主要是灾荒，死人问题以后不必再追究了，不必再查了。。。。。。”
王秉林说，杨书记这次来信阳共10天，除在嵖岈山公社吃了一顿招待饭以外，其余都是在县以上的机关吃的，每顿都是五六个菜和一个汤，有肉有鸡蛋，还喝酒，看了一次戏和三次电影。
王秉林说，1960年5月，地委向省委书面报告死人的数字，省委在地委报告上加了“（包括正常死亡在内）”，以图缩小死亡人数，然后上报中央和下发各县。信阳地委在自己的检查报告中认为自己犯的是“方针政策上的错误”，杨蔚屏改为“是粮食工作中的错误，是主观主义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杨书记这一改，就把信阳的错误性质大大减轻了。
1960年7月的地委扩大会议（即鸡公山会议）是捂盖子会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瑞英向本书作者介绍：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李立，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刘名榜主持这次会议，信阳地委的领导人和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继续肯定“大好形势”，其目的是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掩盖省委和地委的错误，减小省委和地委在信阳事件上的责任。鸡公山位于湖北、河南交界处，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在这里建造了一些避暑的别墅，民国年间被达官贵人辟为避暑胜地。一望无边的绿色山头上掩荫着一幢一幢白色的小别墅。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杨蔚屏在会上讲：“信阳的工作总的是好的，省委是满意的。一般地讲，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的干劲都很大，热情高，有力争上游的劲头。错误是暂时的，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潜力是很大的。”“至于死人数字，48万或者45万都没有关系，不是数字少3万就好，多3万就厉害。”“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如果上半年搞还搞不下去，现在可以了，可以坐下来解决问题了。因为毛泽东主席给了我们一个指头的机会。”这是指毛泽东讲“三面红旗”中出的问题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有了毛泽东这句话，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说是“一个指头了”。
　插李瑞英老人照片。
由于这“一个指头”的限制，会上不让彻底揭问题，很多与会者还没有发言，会议就开始作总结了。接着，由对地委的批评转为对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等个人的批判。这时，地委党校副校长严仲儒发言，继续尖锐批评地委的错误。杨蔚屏对地委副书记王达夫说：“这个人（指严仲儒）观点不对头，要跟他谈话。”第二天，杨蔚屏在讲话中就不指名批评了严仲儒。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说：“你们党校怎么出了这么一个副校长？”在严仲儒发言之后，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也发言批评地委。杨蔚屏说：“固始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不作检讨，还抓住地委不放。叫他作检讨。”根据杨蔚屏的指示，地委决定，将严仲儒的发言交给各小组进行“讨论”，叫杨守绩在大会上作检讨。在鸡公山会议捂盖子的时候，老红军、副省长王国华上了山，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路宪文，为张树藩和李瑞英夫妇说话，张树藩回忆中说：“王国华的发言在会上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说话的。”在鸡公山会议上，决定逮捕马龙山，并准备将他判死刑。省委是想用杀马龙山一个人来表示省委已经对信阳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2001年11月9日寄给我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中是这样介绍鸡公山会议的：
信阳饿死人的问题已经掩盖不住了，李坚、李振海等花了三个月时间的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105万人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省、地委主要负责人心急如焚，从7月20日开始，信阳地委在鸡公山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派杨蔚屏、李立、刘名榜参加。原来被打成右倾的干部对这次会抱着很大希望。希望能揭开盖子。但是，这次会议还是捂盖子。面对这种情况，张树藩同志连续做了三次发言（总计长达1。4万字），揭出了信阳地区的实质问题，从而打乱了会议部署。路宪文、王达夫、延炳玉、武建华等人，背着张树藩开了秘密会议，认为张树藩继续进行右倾机会主义翻案，决定将会议转向集中批张。后在杨蔚屏等的干预下，才没有进行。。。。。会议开到8月15日结束，最后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拘留。
1960年9月底，省委派杨蔚屏、刘名榜再次到信阳。由刘名榜向地委常委传达吴芝圃的指示：“信阳地区在历史上工作是很好的，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成绩不小。发生这个问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一个时期来说，至多也是三七开，至于广大干部党员，全区坏人也只占4％－5％，个别严重的地方也不过占10％－20％，不会太多。”“信阳地区的问题是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有错误。”在这个传达会上，杨蔚屏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省委对路宪文的处理（当时路已被撤消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没指示，省委也没有权处理他。”
1960年11月，中央派来的李先念、徐子荣、王从吾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让张树藩在信阳步兵学校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喝茶时，吴芝圃当着中央领导人的面对张树藩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把省委蒙在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对吴芝圃这种虚伪态度，张树藩毫不客气地反驳：“芝圃同志，你真是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吗？对我进行了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敢斗我吗？既然省委批准的，又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计产量时我说得少，反瞒产私分时我不仅没反出粮食反而拿出了700多万斤粮食去给群众吃吗？我说干部强迫命令、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才给我扣上了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省委批斗我的根据不就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么说一点不了解呢？对我的批斗不是你安排的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吴芝圃的脸红得像一块红布，非常难堪。张树藩还要继续说，陶铸连忙阻止说：“不要再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你批错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
8、中央对信阳事件的调查和决策
据张树藩回忆，1960年2月，中央内务部郭处长到信阳作过调查，郭处长听说饿死了20－30万人，立即回北京作了汇报。“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以后，向部领导做了汇报，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必武马上派李坚、李振海两位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
本书作者从李坚那里得知，1960年4月，中监委接到河南省监委的报告，派调查组到河南调查，调查组成员有李坚、李振海等人。2001年3月，经过李瑞英老人的介绍，本书作者到万寿路李坚的家中，采访了80多岁的李坚。中监委是中纪委的前身，李坚从中纪委副主任的职位上离休。这位老人思维还很清晰，但耳朵聋，交谈很不方便。经三次艰难的交谈，他告诉我他“三下河南”的情况：
1960年4月8日，王从吾将河南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反映固始的情况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4月12日，中央监委书记办公会议听取了王从吾向董必武汇报的全国城市党的监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据董必武在会上的指示，中央监委派我们去河南固始。
在这之前内务部钱瑛反映浮肿病死人的情况，谭震林批评了内务部，说：“浮肿是不是粮食问题造成的还没有结论。”所以去河南我是有顾虑的。我带了两个人去河南，在省里见了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他谈了一些情况，但谈得不多。省里又派了两个人，一共5个人一起去信阳。我们5个人都有顾虑：“彭德怀都挨整了，我们还能说话吗！”到了信阳，地委又派了两个人，一共7人。我们出信阳，经罗山到潢川，看到在山坡上、水沟里都有没掩埋的尸体。
我们到了固始，说死了3万多人。杨守绩在省党委校学习，我们就住在杨守绩的办公室里。第二天早晨起来，在固始县城街上，看到十多个人被五花大绑，用一根绳子穿起来游街，说是被抓的“流窜犯”，实际是逃荒的农民。
我们到商城，看到还在修水利。县委副书记告诉调查组，商城死了几万人。从商城到新县（将军县），路上看到一个妇女趴在路边不动，一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还有气，就把她带到公社，让食堂给点吃的，活过来了。在光山县泼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谈，他们都说家里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山东肥城人，南下干部，他说的死亡人数少。从光山县回到信阳路上，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男青年死在路边，尸体上趴满了苍蝇，天热了，尸体有气味。我们回到信阳地委，找到地委书记路宪文，希望他加强救灾措施。我问路宪文：死这么多人，是不是坏人破坏造成的？路回答说：不可能是坏人破坏。他说饿死人的原因是浮夸，加上吃食堂。如果让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致于死这么多人。专员张树藩见到我哭了，我问死了多少人，张说40万。这40万是公安局说的数字。我怕这个数字站不住，我让我带的两个人在监委会上向各县监委书记分头核实各县死亡人数（后来告诉我105万）。我再到确山看一看，又到许昌看一看。在许昌停一天就回到郑州。到郑州核对，也说信阳死了40万。在郑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当时毛主席也在郑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饿死40万，这是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汇报这事。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去。我在郑州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省干部的活动。
吴芝圃让农业书记找我谈。我说，路上还有死人，救灾力度要加强，水利工程要缓一缓。
我们在河南除调查了信阳以外，还看了其它地方。我认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区一是信阳，第二是南阳，第三是许昌。我们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调查情况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中监委还没有上报中央，谭震林就不同意这个报告。他是书记处书记，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对这个报告意见不一致，就没法上报。中央监委常务书记刘澜涛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去调查。于桑调查的数字是60万。这时才以王从吾的名义写了报告送给刘少奇。刘少奇批示：“发动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刘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着手解决信阳的领导班子。
1960年10月，我们第二次去信阳。我带了三个人（有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个人。这次调查的数字是饿死人100万。我从信阳到新乡了解情况，看到原阳也饿死了人。我亲眼看到一个戴皮帽子的人饿死路边。在原阳我接到电话，中央要我回去汇报。我回北京后，安子文听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后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
在这期间，毛泽东也派人作了调查。11月15日，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也要解决三分之一地区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把信阳事件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样，就把大批基层干部集中起来“集训”。
1961年1月，王从吾到中央党校当校长去了，我又到河南调查。到新乡、开封，也发现饿死了不少人。还说老百姓暴乱了。到下面一看，原来一个妇女，说自己是“皇姑”，向群众说：“解放猪，解放羊，解放粮食散食堂。”这个“皇姑”被抓起来了。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处。10月24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日上午，毛泽东在李富春送的报告中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这四名干部是不是李坚等四人？也许是李坚向我介绍时，大概时间太久，误将李富春错为周恩来；也许是从另一渠道的四名干部送材料给李富春。王从吾、徐子荣1960年12月1日《关于信阳地区封建势力复辟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情况的报告》上呈的领导人中，有周恩来、李富春，可见，除了周恩来以外，李富春是过问过信阳事件的。河南省委党校乔培华1990年10月30日上午访问王从吾记录提出了与李坚说的大体相同，是中监委通过安子文向周恩来汇报的：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排除重重困难，直接到村子里找农民群众了解情况。这才知道问题太严重了，饿死人的数目很大。后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又调查了其他几个县，情况同样严重。通过初步调查，查有实据死人数目70多万。这一情况立即汇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的主要领导，他们感到问题重大，决定当天晚上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信阳的情况，紧接着，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又写了一个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的报告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向毛泽东主席谈了信阳事件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