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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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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社会和制度问题；还有周良霄，主要研究政治史和前元时期的蒙古史。
① ＇111＇傅礼初：《全史：1500—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
① ＇524＇B。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列宁格勒，1934年版）。
② ＇525＇米歇尔·卡肖译：《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巴黎，1948年版）。
③ ＇526＇B。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张兴唐、吴禅昆（音译）汉译（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7年版， 1967年再版）。＇527＇另一部直接译自俄文原著的是刘荣焌的译本《蒙古社会制度史》（北京，1980年版）。
④ ＇522＇B。IA。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米歇尔·卡肖译（巴黎，1948年版）。
⑤ ＇256＇劳伦斯·克拉德：《中世纪的封建和鞑靼政体》。
⑥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1978年版），卷5。
① ＇751＇杨讷、陈高华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卷（北京，1985年版）。
② ＇867＇韩儒林：《元朝史》（北京，1986年版）。
③ ＇866＇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1982年版）。
① ＇818＇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1984年版），共计770页。注意附录：《1949—1980年的中国元史研究》和《1949—1980年部分元史论文目录》。
② ＇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年版）。
③ ＇835＇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1—1982年版）。
④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修订版，1935年），在《元史研究》（台北，1977年版）中重印。
⑤ 陈垣：《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中亚人的汉化》，钱星海（译音）和L。C。古德里奇译（洛杉矶，1966年版）。
⑥ ＇275＇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年版），212—253页。
① ＇31＇见沃尔夫冈·鲍尔编：《汉—蒙古研究：傅海波颂寿论集》（威斯巴登，1979年版）及傅海波的论著目录，第451—470页。
② ＇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③ ＇136＇傅海波：《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载威廉·G。宾斯利、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 1961年版），第115—134页。
④ ＇548＇箭内亘：《元代社会三阶级》，《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916年12月），陈捷、陈清泉汉译本：《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上海，无出版日期；台北，1963年重印）。
① ＇874＇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1938年版；香港，1967年再版）。
② ＇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质认为元代官局匠户是奴隶的人们》。英文节译载于＇89＇《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约翰·德弗朗西斯、孙任以都翻译（华盛顿，1956年版），第234—246页。
③ ＇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北，1983年版）。
④ ＇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台北，1977年版）。
⑤ ＇759＇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武汉，1985年版）。
⑥ ＇53＇陈学霖：《中国明、清的白莲教教义和民众起义》。
译者的话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此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的中译本有：第1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第14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华民国史的两卷亦已列入近期出书计划；其余各卷在国外出书后也将尽快翻译出版。
出版15卷的《剑桥中国史》，是一个大项目。在多数学术译著印数不多，经济和印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承担了这一项目，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
本书的翻译仍遵循忠于原文的原则。少数中文资料未能查到原文，照字面回译，则删去引号。为方便读者查阅，在脚注的书名后用＇ ＇号标出相应的《书目》中的编号；并将《书目》所列条目译为中文。
本书译校分工如下：
张书生 译第1、2、3章和第4章前半
杨品泉 译第5、6章和第4章后半
思炜、张言 译第7、8、9章，整理、翻译《书目》；谢亮生参与了这部分的翻译，并负责全书的统稿、校订工作黄沫 译第10、11、12章和《书目评注》我们水平有限，不妥及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总编辑序
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在1902至1912年间以16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明代度量衡制
Ⅰ 长度
1尺10寸12。3英寸（近似值）
1步（双步伐）5尺
1丈10尺
1里1/3英里
Ⅱ 重量
1两1。3盎司
1斤16两1。3磅（近似值）
Ⅲ 容积
1升0。99夸脱（近似值）
1斗10升
1石／担*10斗99夸脱3。1蒲式耳Ⅳ 面积
1亩0。14英亩
1顷100亩
注：本书各章有时提到的中国度量衡所依据的材料，其出入令人无所适从，而且它们取自标准单位各不相同的地区。它们并不是贯穿于明朝始终和全国性的标准，所以只能视作近似的数据。
*石/担应该是容积单位。但是它经常被用作相当于100斤的重量单位。
明王朝诸帝
姓名 年号 庙号
朱元璋 洪武（1368—1398） 太祖朱允炆 建文（1399—1402） 惠帝，惠宗朱棣 永乐（1403—1424） 太宗，成祖朱高炽 洪熙（1425） 仁宗
朱瞻基 宣德（1426—1435） 宣宗朱祁镇 正统（1436—1449） 英宗朱祁钰 景泰（1450—1456） 代宗，景帝朱祁镇 天顺（1456—1464） 英宗朱见深 成化（1465—1487） 宪宗朱祐樘 弘治（1488—1505） 孝宗朱厚照 正德（1506—1521） 武宗朱厚熜 嘉靖（1522—1566） 世宗朱载垕 隆庆（1567—1572） 穆宗朱翊钧 万历（1573—1620） 神宗朱常洛 泰昌（1620） 光宗
朱由校 天启（1621—1627） 熹宗朱由检 崇祯（1628—1644） 懿宗，思宗，怀宗，庄烈帝南明
朱由崧 弘光（1644。6—1645。6） 安宗朱聿键 隆武（1645。8—1646。10） 绍宗朱常淓 潞简王监国（1645。6）
朱由榔 永历（1646。12—1662。1）
朱聿■ 绍武（1646。12）
朱以海 鲁监国（1645。8—1653）
导 言
这一卷和下一卷都用于讲述明史。这一卷讲述的是政治史，从14世纪中叶结束元代对中国的统治的那些叛乱——1368年建立的明王朝即兴于其中的一个叛乱——讲起，一直讲到南明，即明王朝的最后残余部分于1662年在缅甸被消灭时为止。那时距满清王朝于1644年在北京宣布受夭之命完成征服中国之时差不多已有20年了。
从14世纪的40年代起到17世纪的60年代止的大约300年间，精确地说是从1368年到1644年的277年间为明朝正式统治时期，它是1126年自从北宋陷入女真人之手以后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段中华帝国后期史唯一由汉人统治中国本土的一个王朝。本地王朝和外族征服者王朝的这一更替当然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它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也未曾中断中国文化的连续发展。可是，汉人胜利地重新夺回了政权，这在历史上却是很重大的事件。
在明代，明王朝被视为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而在拥有民族主义心态的近百年间尤其如此。这个复兴了的社会中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生活将在第8卷内讨论。我们在那里可看到许多材料，它们会说明明代的中国出现了文化的发展，国土的开拓，而且如果我们愿意打个生物学比喻的话还可以看到，它在其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内部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和光辉灿烂的传统中国文化是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将会看到人口有稳步的增长（虽然统计数字偏低），识字的人数大量增加，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增长，同时精英的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水陆交通体系的逐渐充实起来，这表明生产和交换已在扩展。东南沿海诸省日益变得重要，离心力促使该地区许多艰苦的居民向海外求生，这些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的时代，而且足以与它相抗衡。中国内地南方和西南诸省在明代的内附也足以证明这时期的扩张的成效。当这个时代的政治史被详细地描述时，明代社会有无穷的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对于明代的政府应该做什么样的最后估价？明王朝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时代，抑或仅仅是皇权及其附属物用展示暴力意志的办法来恫吓文官政府的时代？它是一个行政效率甚高的时代，还是环境造成的实际局限性严重地限制了其政治成就的时代？它的国内行政到底是皇权制度在其漫长历史发展中这时比以往更有效地发挥了行政潜力的工具呢，抑或事实上它是社会各阶级的和各地方的利益集团达到它们各自不同目标的手段？这种种问题可能有用词不当的成份，但都是人们很久以来就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书里读者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有关问题。明代政治史的某些内容曾经引出一系列有关的很纷繁而又互相抵牾的问题，这样做可能有助于澄清其中的某些内容。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明代是一个政府很坚强有力的时代。它的开国之君把它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充满自信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体。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会不会骗人？可能有人会说，明初诸帝想集中权力和想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一切政令之上，但他们的这些意图实际上从未象统治者打算的那样形成有效的制度，也许还使他们自己骗自己地认为确实形成了制度。黄仁宇教授曾一再指出，中国人在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时宁可用伦理办法而不用技术办法，这就使政府的工作方式有局限而影响到权力的运转。他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但是，泱泱大国的形象不易驱散。人们只要看一看明代中国在亚洲被拾举的高大形象，就可知其一二了。
在传统上，亚洲内陆曾经出现中国的征服者，明初几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不仅在这里重建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他们也在亚洲的海路上重建了权威地位。中国与其他亚洲陆上列强原来的外交关系被由中国作为世界秩序中心的时代所取代，其依据是中国人的假设，即认为中国是中心，而且高人一等；而其余国家不论大小也都是通过朝贡办法名义上承认中国的这种地位。它在内政上也重建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和监督结构——即数以千计的地方的和地区的行政官员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又是由中央政府直接选贤与任命而来的。明王朝甚至比帝国早期几个典型的王朝更加企图使政权的运转正规化，使官员的行为整齐划一，以便纠正像明初诸帝认为的几个异族王朝所强加给中原的那种目无法纪的、贪污腐化的窳政。总而言之，不管它是好是坏，明初的国家力图给官民的公私行为定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以此巩固其政权。后来由此产生的“经过修正的”新儒家精神气质在许多方面都是明代的新成就，而且它对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起初很强有力，明代的政治史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历史。这一卷中有几章经常集中探讨它的政治弱点。明代政府被某些近代学者称之为中国文明的伟大成就。它也被视为一种证据，表明它在实际情况的对比之下其弊病多么不近乎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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