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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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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对于明政府性质的基本评价尚不足以作为定论，它在行政治理方式的发展方面的某些长远趋势似乎还是一清二楚的。虽然那位专制的明朝开国君主搞了许多严格的条文法令来束缚他的一切后嗣，但明政府并非一成不变的。它300年来的演变之迹仍有脉络可寻。这里不妨指出其中某些趋势，可能是有益无损的。
明代政治史中最引人发生兴趣的一个特点，是它从一位雄才大略的（而且他自认为是全能的）开国皇帝的直接统治向分权制度——不论是正确的授权或者是篡权——演变的趋势。明朝的皇帝是权力结构的拱顶石，没有他们，政府的权力就不能运转。他们是中国文明之内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履行宗教式大典的领袖，而这种大典在这里的重要功能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还有，明代的皇帝又是需要日常亲政以决定和推动治理庶务的这一套制度的行政官员。如果缺了这一个环节，那就需要有某种并不绝对合乎人意的替代物来代替皇帝自己的统治行为。
隐藏在这套制度背后的是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即皇帝在全国范围极其广泛的事务中都能做出精明的决定：从任命数以千计的各级文武官员起到全面或细小政策的修订，他都得管。的确，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审定一下吏部初拟的候补官员名单，或者在提请需要他加以“同意”和加盖御玺的奏疏中做一些次要的改动。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御玺，任何事情也办不了，任何官员也任命不成，而且在所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上人们都指望皇帝能给予通盘的分析，并做出自己的判断。虽然皇帝的能力和功能的范围在中国人关于君主制的观念中是固有的，但是在明代，这种范围在执行中的制度化的程度却是空前未有的。自从明王朝在17世纪覆亡之时起，历史学家就一直认定那是明政府的决定性弱点，而且都指责明太祖在1380年竟废除了丞相的职位及其秘书和顾问班子。
因废除“丞相制”而引起的政府的改组，外廷最高权力层的消失，以及由此引起君主及其内廷来承担这些支撑性职能的情况，使中国的中央政府呈现出一种新形式，而且这种新形式终明清两代一直维持到了辛亥革命。但是在实际上，明太祖的意图早在他在位之年就已有所改动，后来依照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的当时情况、他们本人的才具和承担的义务，通过日积月累的演变和对习俗的适应，这种意图就有了新的形式。自然，猜忌多疑的明太祖担心他的顾问和行政等高级职业官僚会歪曲政令来图谋私利，甚至赤裸裸地搞篡权活动。他也害怕那些士大夫作为下级地方官会滥用手中的权力。
由于明太祖强调改善农村社会的条件和加强地方政府的规范化（不管此举是纯粹出于利他主义的目的，或者是他精明地意识到这样符合国家利益，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某些学者认为农村群众是真正的受益者。如果说他在这种事件中对官僚的猜忌有可取的话，那么，在复杂的政治机器的更高层中，他的腐蚀性的猜疑因有深不可测的恐怖做后盾而极具破坏性，且倍加厉害，因为它一旦制度化，就长期地影响着后世的历史。人们可能争辩说，作为14世纪中国的一位政治领袖，他别无选择，在建立政府时只有依靠那些自称为信奉新儒学的文化人的服务。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承认那是治理中国社会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又深深地疑虑它的后果；他让他的官员经常处于惊骇之中，又使皇权高高在上而处于脱离官僚阶层使之不能够提供最佳服务的地位。这就是他要建立的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政体。
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本卷各章的叙述令人极感兴趣地看到一代一代皇帝都在不断地修订制度，以图克服这种基本的行政缺陷。我们对第二代皇帝（1398—1402年）知道得不多，但是很清楚，他大大地提高了他主要保傅们的顾问功能，因为正是这一措置的失宜，为篡夺者提供了口实。篡位者明成祖于1402年到1424年在位，英武而有方略，但他并不完全拘守他所他声称要捍卫的原则。因为他的兴趣是在解决远离宫廷的边疆问题，他开始设置内廷各机构，使他能摆脱枯燥乏味的日常政务。
他的规划中与政制最相关的是他为翰林院选拔最优秀的进士为翰林学士，以便在时机到来时组成内阁。与此同时，他使宦官起着更大的作用，甚至主张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正式学习政事，明瞭国家掌故。这就必然使得文官们和他们的宦官同僚们的合作形式变得错综复杂起来，甚至每一方都力争皇帝的支持，扩大己方权力，以打击对方为务。应该注意，这两方面的协作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顺利的，但是当宦官凭陵一切，左右皇帝并蔑视文官政府的准则时，这经常发生的龃龉也是不可小视的。
第一件这样的事例发生在15世纪40年代儿童皇帝明英宗之际。直到明朝末年就有好几起这样惊人的滥用权力事件，它们在明代政治中叫人立刻想起与宦官有关系。如果说从15世纪后期起，在任何一时期担任文武官职的数以万计的宦官中，其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奉命行事而不是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的人，那么，很可能在他们的某些正规职能——即主要是沿内陆边界搞国际贸易或搞海上转口贸易，或者为皇城搞采办和特别税收——中，他们也许大部分时间表现得很糟糕。
1380年废除丞相之职从而使皇帝与在外廷有领导百僚地位的高级负责顾问隔离起来，这就可视为发展内阁和与正规官僚制度相应的宦官官僚制度（这两者是明代内朝的两要素）的起点。明朝政府的这些非正规——虽然它们最后变得高度正规化——的因素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明王朝整个政治史的主要焦点。某些皇帝在这个制度内工作得很好，有时也添加了重要的新内容。正如本书所显示的那样，另外有些皇帝则严重地不履行或抵制各方面的准则，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后果。从我们现代的观点看，当历史的读者因这个制度的不合理处没有被一代代敏锐的和忠心的官僚政治家们所克服而产生受挫的压抑情绪时，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我们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对于政治衰退的这种低调叙述恐怕会使我们的意识承受很大的负担。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也不应该忽视。这个与西欧面积相仿佛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在这个难免有错误的治理体制下的确是欣欣向荣的，而且那些准备充分的、愿意献身的求职官员的人数也是源源不绝地涌现的。每隔10年就有新的一批能干的、急于在为政府的服务中谋求个人前途的人。每当某一部分人因宦场失意而意志消沉下去时，另一些热心的替补者就马上递补了上来。尽管明王朝的治理步履蹒跚而很不得力，但它的文官制度却是生动活泼，在后世也是无与其匹的。
那么，明代的中国是治理得很糟么？明政府的力量同时也是它的弱点；例如，它特别强调教养、学识和伦理义务，其局限性是使之务必符合先朝故事、调和折衷和保全面子等大问题。它在促使大范围的稳定性方面既有弱点，又有强处。我们不妨这样提一个问题：在明代的那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哪个国家比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些（其他国家没有遇到中国这么大规模的问题）。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这样一个问题直到明王朝以后很久才困扰着中国。试以明政府所要执行的任务来说，它既要维护这么广大疆域上的统一和同舟共济的意识，又要表现出充分的自我振兴的面貌，以便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情况下使社会哪怕是缓慢地，但却是灵活地发生变化，所以它的成就给了人们很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明政府也允许那些生计稍微充裕而有余资的中国人自行其是地利用其资财，因为不论比起当时或以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它向人民征收的税项是很少的，它把它的勤劳人民在财富所出之地里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留了下来。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但是，社会仍然是开放的；它给各阶层人民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这在不久以前还是不可能的。对于明代中国的政府，不可贸然予以等闲视之。
在14至17世纪的发展变化中，另外一些趋势还可以从明代历朝皇帝的统治中看得出来。其中很明显的是明王朝的防御态势。他们朝夕思虑的是北方蒙古邻居所给予的威胁，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明王朝就是抗拒并逐出了蒙古征服者才建立起来的；他们必须防备蒙古人卷土重来，直到另一个北方邻居满族在17世纪初取代了蒙古人的威胁时为止。如果对蒙古敌人的集中注意是形势中持续的现象，那末，又出现了什么长远的变化趋势呢？那就是构筑堡垒自固的趋势。最初，明人是在自己本土内用蒙古人的战法对付蒙古人；在15世纪中叶以前，这种打法被改成防御政策，即撤退到固守的工事之后；这些工事位于标志着中国式的定居生活的北部边境前线。明太祖曾计划保持深入草原去守卫的部队。永乐帝这位篡夺者在15世纪头25年曾一再出兵草原，但是未能使前沿戍军成为攻势性积极防御的有效部分。他把戍军撤至更容易设防的战略要点上。尽管有这条固若金汤的防线，蒙古人在1449年和1550年一再侵入中国，给中国造成惨重的伤害，并且接二连三地进行袭击。到了15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用设有塔楼和堡垒的长垣把这些设防的长垣连接了起来。传奇中的万里长城——更确切些说是一系列长垣——终于成形了。在明王朝的后来年代里，筑墙和沿长城防区的驻兵便是明政府首要关注之事。亚洲内陆的这道边界变成了令人喘不气来的负担。
边界问题可以成为产生一个民族的巨大推动力的源泉。亚洲内陆这条边界早在汉唐时代就已成为这样的源泉，而在明代，其后果似乎完全是消极性的。明政府拥有远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最初是葡萄牙人的船只航行到中国，他们是1517年从果阿和马六甲航行到珠江口的广州），都是如此，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15世纪之初，明代中国派出了在当时世界史上空前庞大和航程最远的舰队；他们曾远航至波斯湾和非洲海岸。不管那些活动有些什么美好的前景，它却一去而不复返了，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明政府一心一意扑在了万里长城方面，无暇顾及其他地方，也无心再从正面考虑任何其他的机会。
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沟高垒和被动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方面进行扩张，与这种趋势相应的是另外一种趋势，即私人业主不顾政府禁止而越来越富想像力地和大胆地进行海上商业：他们沿着中国东海岸，特别是从长江三角洲到广州一带经商。如果他们能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赞助，像15和16世纪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他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甚至在没有国家赞助的情况下，中国的商人和工匠的殖民地，以至最后的农业居留地，也大都从明代起即在自菲律宾到东南亚一带建立了起来。在明代海上扩张中所见到的那种无限充沛的精力、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进取的冒险气魄和在社会内部颇具创造力的领袖才能都同明王朝在北方防御中的筑垒固守和经营的受挫形成了奇特的对比。
另外一个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是很重要的趋势，是中国人口在南方和西南边疆省份的扩张，是非汉族人民被排挤或被吸收，是中国的行政向今天的缅甸、老挝和越南边界的扩展。明初诸帝把全部国家军事资源用在这方面；云南第一次被征服和吞并（虽然忽必烈汗在13世纪50年代曾征服这个地区，并在这里建立了势力稍弱的蒙古行政）而置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贵州被改为行省；安南在15世纪20年代被击败，但未能成功地被吞并。对整个西南诸民族的“绥靖”也是本卷各章反复出现的主题。可是，最后国家所起的作用变得不那么有扩张性了。文化的同化在继续进行，但是，现在进一步同化的推动力是来自贸易和开矿，以及汉族人口日益增长地深入到这个地区的一些富庶河谷中的结果。
与南方和西南国势增强形成有趣的相对应的情况，是北方——特别是在西北——防区的收缩和衰弱。气候的变化可能使整个边境线的勉强维持生计的农业产量降低，但社会因素也起了作用。在整个明朝后半期，对于这个地区围攻的心理已因防守地带的建立而被破坏无遗。贸易减少了。由于这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和军事形势的限制，货物和人口的流动减少了。文官政府经常关心的事情如果和军务相比只能摆在次要地位。最后，国家的政策是对它的戍军减发饷银或者甚至抛弃他们（特别是对训练不足者和年老体弱者更其如此），这就使这些兵卒沦为盗匪。所有这些因素在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便日益增加了北方和西北方边疆狭窄地带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个地区的地方性混乱状态在明末的整个社会中虽然谈不上是典型的，但它竟会滋生两支大的流动股匪而使17世纪30年代中国其余地方大受其害，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一支被称为李自成“叛乱”，它肆意劫掠华北地方，并且很幸运地乘机敲开了北京的大门。它在1644年正式地结束了明王朝。
以上这些对于明史读者是很显而易见的几种趋势。也很显然的是，本卷书内包含详赡的内容细节，它们足以重新展现明史的许多方面。
在1368年和1644年之间有16名在位的皇帝，还有一些是在南方远处直到1662年为止抗拒满人的可能继位做皇帝的人：他们组成了不同类型的人物的画廊，而这些人的生平都需要更多的材料予以重新描述。在西方语言中还没有他们任何人的一种完美的传记。虽然中国的皇帝们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中属于最忌讳的题材，但还可以做许多工作来弥补这种缺陷。但是，除了那些皇帝本人以外（也包括数不清的皇家宗室），还有极丰富的文献材料写到各种不同的生活、地点和行为。有浩如烟海的明代人的著作——诗歌和文艺作品、各种严肃的学术著作、宗教的和哲学的研究、戏剧和故事以及消闲作品、官员们关于政府工作的奏折，以及明代历史学家开始对历史进行整理的著作。学者们只能知道这浩如烟海的著作的一小部分的东西，因为在这些著作中，明代任何时侯存在的印刷书籍要多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的同期印刷书籍的总和。明史的许多大的方面在20世纪尚未得到实质性的研究，虽然在本世纪相关的材料因为复制印刷品、考古学和档案材料而增加了很多。
在今天这个世纪，明史还没有在中国、日本或西方受到广泛的研究。一大批灿然可观的历史材料已由傅吾康在本卷书的第12章很出色地胪列了出来，它们现在正吸引着新一代的学者的注意力，而且学术界也开始认识到明代这几百年的历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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