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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4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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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名绅士抗税者是一个有着正义感但又妄想称帝的生员，此人名刘德培，是一名被遣退的胥吏之子。1860年末，他亲笔书写并张贴了数百张招贴，敦促同村人只按规定税率交纳漕粮，拒缴浮收。刘德培被捕，旋即逃出，并在非官办的民团内任头领。1862年初他因提议组织民团抗击捻军而得到新知县的赦宥。他很快控制了县城，没收了衙役的财产，并抢掠了其他县的集市。他以厚饷组成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分隶五旗，每旗由一名大将军指挥。他亲自率领第六旗，旗上有龙凤标志。1862年12月，他自立为“大汉德主”。城内的学宫即改成他的朝廷，把几间房间作“军机处”。一个小型的官僚机器形成了，里面至少有两名学者，即一名生员和一名举人。③面临着遍布于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的众多自立为王的起事，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亲王成了一个忙人。186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在河南和安徽进行征剿，并在捻军根据地正北的亳州赢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涡河两岸的捻军开始投降。他在清帝的催 促下向南挺进，在年底遭到张乐行和其他捻军首领的猛烈抵抗。据说在一次大战中约有二十万捻军参战，但最后是张乐行在雉河集附近被围。被认为是信仰白莲教的捻军首领刘玉渊战死，有几名大首领投降。①张乐行在1863年底被俘。
捻军的根据地好不容易才被占领，而叛徒苗沛霖仍控制着淮河三角洲的几个重要城市。但山东局势是如此严重，对直隶省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清帝命僧格林沁返回山东。僭号的刘德培在他的抓捕名单中是第一名。僧格林沁率领步兵三千和骑兵四千到达淄川，在靠城墙处建造一座很高的堡垒，并用重达五千斤的大炮轰击建筑物和街道。8月初，刘德培从挨饿的城市带三百名士兵突围，但被赶上，他自尽而死。②王朝所器重的这位将领又转向了白莲池的邹县教派叛乱者，在那里他显示了围城战方面的才能：他在宋继朋的要塞周围构筑壁垒，然后于9月间进行全面攻击。防守垮后，随之是对约三万名教徒的一场屠杀，宋继朋本人也不能幸免。亲王然后又去追击宋景诗，后者在1863年5月又叛变了官军，并召集他的七千名黑旗兵在堂邑县他老家附近构筑要塞。当时这一地区的一名学者写道，村庄中留下的壮丁很少，据说由宋景诗指挥的响马“不特不掳掠，反以财物与之”；这与1951—1952年北京学者所访问的当地老农的证词是一致的。③僧格林沁在开始时被打败，但随即使用了天津通商大臣崇厚奉钦命派遣的一营外国人训练的军队——天津洋枪队，才解除了危局。宋景诗的部队在 10月中被击溃，宋本人失踪，以后只是在谣传和传说中才重新提到他。
这位蒙古亲王在完成了保卫山东和直隶的主要任务以后，随即在11月经河南前往安徽去对付那个反复无常的“团练首领”苗沛霖。苗沛霖在1862年5月投诚，但当他的恩主胜保因渎职和行为不检而在1863年初被撤职时，他已知自己的地位不稳了。1863年5月苗沛霖孤注一掷，再次叛变，他占领了淮河边的几座城市，并且围攻在原来捻军地盘中心的蒙城。安徽和河南省的几支军队参战，由僧格林沁的骑兵主攻，苗沛霖在1863年12月初被击败并战死。
战争的第二阶段
1864年初，在河南西部出现了一支新的捻军，其战斗力之强以及战术之精，竟使到湖北、皖南和山东追击它的僧格林沁连吃败仗并最后丧了命。捻军的力量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在1865年至1866年，甚至用现代武器装备的李鸿章的淮军，在几次大战中也被新捻军击溃。
学者们认为发生这一惊人变化的原因，是在1864年春，一支试图解南京之围而被阻于湖北的太平军参加了捻军。1864年3月，这些太平军和捻军的首领决定组成四支别动部队，每队由捻军和太平军将领联合指挥。主要的一支入侵湖北的军队拟定由太平军的“遵王”赖文光和已得太平天国“梁王”封号的张宗禹联合率领。江地和罗尔纲都认为，正是太平军的影响才使捻军从此由正规的和永久性的（而不是“亦农亦兵”的）军队组成，并且这些部队还有了更集中的领导和捻军得以闻名的高超骑术。①但是正如 张珊所总结的那样，这个假设势必被合肥历史讨论会上提出的有着充分文献根据的观点所修正，因为张珊指出，赖文光的残余部队人数很少，而且骑马也从来不是太平军的特长。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捻军的旗制在1863年后还继续实行，而且持续到捻军运动结束时为止，而太平军一套组织术语显然没有被捻军和太平军的联军所使用。①不管怎么说，捻军由于再也守不住自己的老巢而经常流窜，因此不得不特别注重骑术。张宗禹虽然在1863年6月收复了雉河，但在8月份决定“空其巢”并回到河南南部。大批捻军带着家眷，有的甚至带着同族的人追随他前往。李鸿章后来说：“捻以走为业……大率亲族男女偕行，穷年奔窜，练成猾劲。”②捻军事实上已成为专业性的流寇。
在1863年末，单由张宗禹率领的部队据说已超过万人，其中有数千名骑兵。此后，数量比太平军骑兵多得多的捻军骑兵前往湖北。追赶捻军和太平军新别动队而到湖北的僧格林沁更加担心的是捻军而不是太平军。他这时拥有五千多匹马。1865年5月，在不断追击敌人达两月之久以后，这位亲王在山东省西南的曹州附近中了捻军一次巧妙的伏击而身亡。他死后只剩下两千匹马还在官军的手中。他部下的许多满洲骑兵实际上已携马潜逃，投奔了捻军。③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清廷剿捻之战的转折点是1865年5月25 日任命曾国藩为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这是僧格林沁死后五天的事。对这位老政治家的新任命表明清廷充分认识到北京自身的安全这时要依靠汉族官员了。在1860至1861年，河南和山东两省的巡抚已由汉人担任。1863年，刚被擢升为驻扎广州的总督、前湘军将领刘长佑转任直隶总督，这个职务是很少由汉人来担任的。曾国藩担任了拥有安徽、山东和河南三省军权的钦差大臣是这一趋势的标志。李鸿章所指挥的仍有六万名之众的淮军以及在曾国藩麾下效劳的李鸿章的将领，这时是王朝安全的保障。三十多营淮军此时奉命向山东省疾进。6月6日，李鸿章派约六千名士兵乘四艘轮船和五艘西洋帆船前往天津，里面有一千名步枪手和炮手，他们拥有戈登的一些大炮，并在上海附近受过英国人的训练。现代武器显然压倒了捻军的骑兵。据李鸿章的一名将官回忆当时的情景：“悍贼奄忽而至，驰骤如风雨”，但被“连环枪炮”所阻，而且实际上被击溃了。①许多历史学家曾把捻军的失败归因于曾国藩在1865至1866年制定的政策——首先，用笼络百姓及圩主的办法来控制皖北的圩寨。②他悬赏搜集捻军首领的情报，并宽恕那些因贫困或受裹胁而偶然跟从捻军的人。他要圩寨坚守壁垒和保护里面的百姓及其牲畜粮秣，使之不落入捻军之手，这是传统的“坚壁清野”战略。新的圩寨村长由居民提名，知县批准，钦差大臣亲自发给职衔执照。村长然后不但编制倡首为敌者及“甘心从逆”者的“莠民册”，而且编制包括“自新”的原捻军追随者和“全未从匪者”的“良民册”。取得“良民”身分必须有五户愿在村长前为他具结担保，而村长则向知县具结。
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进行，曾国藩专门派人充当他的“委员”去捻军大批出没的村庄调查，并与知县和“耆绅”咨商，查获并清除了隐藏的活动分子。到1866年8月，经过十三个月的工作后，蒙城有五十九名捻军“惯匪”，毫州有四十六名，颍州有五名被捕和处决，惟徐州一名未获。有些委员仅作了调查姿态。他们既未得到知县也未得到“耆绅”的合作。在许多地方，新的村长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原来的“圩主”，只不过没有再被认出是捻军罢了。曾国藩因一些“莠民”实际上就是绿营士兵而感到震惊，同时对有些委员不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失望。①曾国藩“调查”圩寨的结果不论在哪一方面说都不是有成效的，因为捻军在1865年7月已经离开他们的老窝，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失踪，再加上帝国军队的日益加强，基本上说明了在侠盗的这些旧巢窟中又恢复了旧秩序。
在曾国藩指挥剿捻战争的十七个月中，他还被认为对清廷的胜利贡献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实施封锁的战略。他在1865年7月提议，他最精锐的部队不应追击捻军，而应守住四个关键基地，即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和河南的周家口。一年后，即在1866年7月，曾国藩进一步提出要选择一些航道作为自然屏障，来限制叛乱者的活动。最早论述“画河圈地”的人可能是一度当过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他把李鸿章最后战胜捻军的原因归之于曾国藩的战略，而罗尔纲等人是赞同这种意见的。②但这种说法把问题搞乱了。因为曾国藩的河流封锁战略是利用军队以及河流、河坝和运河来阻止捻军进入重要的、 但防守薄弱的地区，而李鸿章后来在1867至1868年实施的战略可以用他自己所说的“觅地兜围”这个词来描述则更为恰当。他更多地利用骑兵和大炮来包围捻军，同时依靠河流和运河来阻止他们的逃窜。
曾国藩从江苏徐州派军守卫四个省的十三个府，它们是通向直隶省和北京的必经之地。捻军骑兵这时依靠自己的机动性更甚于依靠民众的支持，这是因为清廷在华北部署了新的地方军队，民众起义的次数少得多了。因此，剿捻战争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捻军的运动速度和巧妙的战术与清军——特别是淮军——拥有现代武器的对应优势两者的较量。曾国藩估计捻军骑兵每日能驰骋一百五十里。在1866年6月，他注意到捻军仍缺乏火药武器。他自我安慰道，“枪炮伤人较多，究非捻匪所可及”。
曾国藩认为，捻军强烈地希望进入繁荣的山东沿海区。赖文光认为太平军的最大失策是攻打上海，破坏了他们与外国人达成的和平协议。也许赖文光在1866至1867年希望与西方人友好接触并在芝罘取得他们的武器。1866年5月捻军企图进入山东，但被刘铭传击退，捻军的骑兵遭到了他麾下的主要炮手毕乃尔（法国人，此时改隶清朝并当了总兵）的炮击。曾国藩建议沿运河建造河堤和设置木制障碍，并在一些地方挖深河道，使捻军不能越过。他在7月间把大本营移至河南的周家口后，提议要河南也设置河防。军队要守卫两条实际上连接的河道（颍河和贾鲁河），它们组成了一条从淮河几乎直达黄河的航线。他希望切断捻军进入东部平原的途径，使剿捻更加有力。
曾国藩的战略计划迅速被北京批准，但它不到两个月就落了空；同时也说明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9月24日，全部捻军在三个最高头目张宗禹、任柱和赖文光的率领下越过开封以南单薄的障碍，迅速东移，进入山东。10月1日曾国藩提出让在南京的代理总督李鸿章暂驻徐州，以便激励山东的淮军将领更加 努力作战。他认识到，李鸿章与刘铭传等真正的军人打交道，能比自己更见成效。他还提出，要让1866年3月以来任湖北巡抚的兄弟曾国荃在河南的战事中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在致李鸿章的机密信中说：“贼匪之日集日多，愈击愈悍。穷民圩破，从之如归，则流寇之祸殆不知其所终极。”这使人想起了明朝的灭亡。曾国藩的战略已经失败，他只能再使用他那旧的和经过试验的办法。由于有清帝的支持，他能扶植他信任的人，特别是李鸿章和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荃。①在这关键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和潘鼎新兼用骑兵和大炮，把捻军拒于山东之外，并在因小说《水浒传》闻名的匪巢梁山训练使用英制的大炮。捻军战败后，其首领在10月20至23日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决定。赖文光和其他头目打算重返山东，张宗禹及其部下将向西经河南直奔陕西，这样就分成了东西两支人马。张宗禹之所以启程前往陕西，是因为那里的东干回民之乱还在继续，他希望找到一个新根据地。②赖文光和自封为“鲁王”的捻军首领任柱12月再次被逐出山东，并于1867年1月侵入湖北。也许他们想仿效明末的叛乱者而进入四川。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对骑兵的依赖就把他们拴在平原上了。他们打算渡过汉水，但在2月份遭到惨败，于是在湖北放弃了他们的计划而后撤，6月份却又成功地突入运河以 东的山东省。①同时，1866年12月7日，清帝因曾国藩健康不佳接受了他的辞呈，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李鸿章担任新统帅后，采用了在江苏建立的财政制度，②并且使用了现代武器和总数达四千九百人的骑兵（大部分来自察哈尔和满洲）。亚洲腹地骑兵和欧洲武器的结合，使流寇感到有压力了。
山东的东捻在6月30日抵达芝罘附近，北京为之震惊。地方官请外国人援助，于是二百名英、法海军陆战队应邀准备保卫这一商埠。美国驻芝罘的领事发现捻军仍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他们并不杀伤人，除非遭到抵抗。”赖文光显然取得少数外国人的援助并拥有少量滑膛枪，但仅此而已。③就李鸿章而言，在豫、皖两省巡抚所派官兵的紧密合作下，在运河设置了外围封锁线。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勉强帮助下，又企图在胶莱河上设置内层封锁。当丁宝桢的一个将领守卫的那部分胶莱河失守时，李、丁二人都受到严厉指责。但叛乱者被迫退入苏北，并于11月份在那里再次战败。捻军不断企图突破运河的封锁，但都未能得逞。最后，任柱手下的一名“营将”受李鸿章重赏的诱惑而暗害了任柱。12月，捻军残部在离山东北部沿海不远的河被彻底打败。赖文光逃到江苏扬州，在1868年1月 被俘和处死，他至死骄顽不悟。①随着迟早总要代替地方民团的省级军队的成长，帝国在各地方上的统治同时得到恢复。改编山东省一级军队时，湘军的训练方式造就了一支新省军，总数约两万人，尚未包括一千五百名满洲骑兵。②这些扩充的省军开始剥夺地方团练经理自行征收费用的权力。早在1864年1月1日朝廷就下令规定，在山东、河南和直隶三省，只有那些“官为经理”的民团才准许继续存在。按照清帝批准的这一制度，1866至1867年在沿运河的山东省各城市成立了许多“团营”。“团长”可由绅士担任，但应听命于省级将领并由地方经管官员发饷，同时地方官员又设法通过其基层官僚机器来恢复税制。③东捻在山东正被歼灭时，西捻却远在陕西。1867年1月在西安附近，张宗禹狠狠地打败了陕西巡抚的部队，4月份又会同东干回民攻打西安。但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宣布了他对付捻军的先捻后回、先陕后甘的策略。10月，捻军被迫向北撤往高原，到11月中旬，甚至已撤至比现在的延安更远的地方。12月，张宗禹率领一万七千军队（大部分为骑兵）渡过了黄河的冰冻区而进入山西。④到1868年1月初，他进入河南北部，1月17日又 到了直隶省境内。2月3日，即张宗禹离开陕北后的七个星期，他已经逼近离北京约八十英里的直隶省府保定。
清帝这时动员了京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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